文丨于鹏远
1906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宇野哲人（1875-1974）来到长沙。晚清的长沙，卧虎藏龙，是手可摘星辰的时期。在本地日本人宫村小华的指引下，宇野拜访了在洪家井存养书屋的叶德辉（1864-1927）。
叶德辉，字奂彬，号直山，别号郋园，精版本，工小学，富收藏，其人博学多才。“甄微广述，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者也”，近代知名学者李肖聃如是评价叶德辉。
（叶德辉照片）
所谓“徒人及于域外”，洵非虚言。当时叶德辉的弟子，从欧美到东洋皆有，如德国驻长沙领事麦令豪、英国人任修本、英国驻长沙领事翟比南、日本人盐谷温、松崎鹤雄等等，都曾师从郋园。在海外有如此名声，自然吸引来华求学的宇野哲人。
而文化名人亦不让访者失望，宇野哲人在其《中国文明记》中回忆叶德辉：“应予之请，取出所珍藏书册、书画及古钱以示，无一不是天下之珍品。品目之多，予等几无寒暄应酬之暇。”根据《文明记》的记载，叶德辉所出示的物品就包括唐写经《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南宋道士葛长庚手书的《道德宝章》，宋版《玉台新咏》《韦苏州集》《元朝秘史》六本等等，宝贝之多，可谓琳琅满目。
（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
在这次展示的善本当中，又以《韦苏州集》特别值得一提。叶德辉告知客人，此书是异常罕见的北宋泥活字刻印。宇野认真观赏后，认为“墨色如漆，可谓天下一品”。叶德辉本人对此收藏亦非常得意，在其著作《郋园读书志》里说，当时海内藏书家，如山东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浙江陆氏皕宋楼、丰顺丁氏持静斋等，均无此种宋本，因此“非止北宋本中第一，亦海内藏书第一也”。得意之色，流荡于字里行间，洋溢在书页之外。在《郋园读书志》里，叶德辉还不忘炫技，言“明时亦有此种活字本，但纸、墨远不相逮，一望而知其非出宋印云”。记得自己以前读到这段文字时，一方面艳羡叶氏精妙绝伦的收藏，另一方面也对其“一望而知其非”的“火眼金睛”崇拜得五体投地。
可惜的是，1927年叶德辉去世后，其多年的收藏亦如星离散（关于叶德辉的死，本土学者谭伯牛有一篇《叶德辉之死》可以参阅），有的藏书到了北平某书肆，后被学人于省吾购得；有的藏书被叶后人卖给日本书商山本；有的则零星到了旧书店；还有的则收归当时的省立中山图书馆（今湖南图书馆）。那么叶氏自负的收藏《韦苏州集》去了哪里？
这书后来被浙江吴兴的藏书家周越然于1916年在上海传薪书店购得。但据周越然仔细审读，认为叶所谓“宋代胶泥刻本”，实是明初活字本。周甚至在《明初三活》一文中写此书“卷首护叶有叶德辉手跋，称此为北宋胶泥活字本，误也”。读到这篇文字，往昔吾人对郋园版本的崇拜又发生动摇，这毕竟是叶德辉“观古堂”最为得意的收藏，竟然会看走眼。当然，此书印制之精良可想，当年杨度的弟弟杨钧就看过这本书，觉得“古拙有趣”。
近人黄裳也曾对周越然断然判定叶德辉错，隐晦地表示过异议，觉得可能是有明人的题跋等错杂其中，不一定就是明代书籍，但因为黄裳没有见过原书，也不好下判断。然而对郋园老人的错判给予相对实证的，是近代学者李庆的研究。像黄裳一样，李庆并未能看到叶德辉的原藏书，但是他却得见易培基根据叶德辉藏书所校对的明人余怀所刻的《韦集》，通过对所谓北宋泥活字本编次、收诗、分卷、刊刻用字、避讳及版式行款等考察标准，仔细比对，李庆发现均与明代铜活字本同，因此判断叶氏所谓的“北宋胶泥活字本”，其实是明铜活字本。李庆对于《韦苏州集》的多种版本有非常精深的研究，有《韦苏州集版本源流考》的专文。
（浙江吴兴的藏书家周越然）
在周越然《言言斋古籍丛谈》中，还有一篇《韦苏州集》的文字，披露了一篇《郋园读书志》未发表的题跋。从这篇题跋可知，叶旧藏这本《韦苏州集》原是湘潭藏书家袁芳瑛卧雪庐之旧藏，封面有卧雪庐主人“韦苏州集五本，北宋胶泥活字本”十三字。原来叶郋园所谓“一望即知”的火眼金睛，也还是有前人在封面题字的基础，而非全靠个人的判断。也难怪他没有将此题跋发表在公开的著作上。
这也让我想起《福尔摩斯探案集》作者柯南道尔一则轶事。一次道尔在巴黎乘坐出租马车，他下了火车，将旅行包往车里一扔，上车。还未开口，赶车人就问：“柯南道尔先生，您去哪里？”柯南道尔诧异道“你认识我？”对方说没有。“那你怎么知道我是柯南道尔呢？”赶车人说：“在报纸得知您在法国南部度假的消息，看您从马赛开来的火车上下来，注意到您皮肤黝黑，应该在阳光充足处来。而您右手手指上有墨水印记，估计是一位作家。另外，您穿着英国式的服饰，且有外科医生那样敏锐的目光。”
道尔听罢大呼佩服，说对方简直是生活中的福尔摩斯。这时赶车人方不紧不慢地说：“还有一个小小的事实，旅行包上写有您的名字。”
（《福尔摩斯探案集》作者柯南·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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