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第一章
认知：至简？至上？至真！</h1>
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些善果，皆源自一个东西：至上的“认知”。
——《大学》的提示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
——王阳明
一个人永远不能用制造了问题的认知水平去解决这些问题。
——爱因斯坦
认知惯性相当于电脑程序，旧程序不可能运行出新结果。
——认知心理学的提示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汤之《盘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着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图1-1）一个世界性的有关教育、科技、文化的组织机构，其门前石碑上镌刻的警示性语言，当初一定是经过千挑万选的。该语句关乎“知”与“行”，关乎“行为”源头的寻找——战争属于行为，行为源自思想，源自认知，源自“念”，源自“心”。现代心理学证实，就可改变的部分而言，行为和情绪的改变往往源自认知的改变，思想的改变，“心”的改变。
现代思维科学研究也证实：“我们赋予外界事物的意义，一小部分是基于我们从外部世界看到的，大部分则基于我们头脑的心智模式。”[2]个体往往基于对外部的人、事、物中很小的一部分认知而做出整体性判断。因此，对同一事物的判断总是因人而异，且经常差异巨大，这多是源自个体内心价值框架与思维惯性的不同。
优化个体内心的价值框架、思维习惯、心智模式，提升个体的认知能力，应该被尊崇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首要目的。良好的认知能力表现为：能更客观、更清晰、更真实地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世界，接受自我、接受他人、接受世界，具有更优的分析、推理、鉴赏、判断和决策能力。
图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百科专业版. http://zy.zwbk.org/index.php?title=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认知之重要——“思”之重要，“心”之重要[3]</h1>
任何外在行为的突破，事先一定要有内在认知的突破。
《人类简史》指出：智人之所以能够战胜尼人，是因为他们有心智上的优势，是因为他们有更为强大的思考能力，是因为他们有更为强大的“心”力。现实中，很多政治、经济、科技强人，往往不是胜于身躯方面，而是胜于心力和思想方面。
知者行之始，一个人的行为水平永远不会超越他的认知水平。面对同一外部信息或外部事件，不同个体会生发出差别明显的情绪反应或行为反应，为何？因为不同头脑中的认知系统——对外部信息的解读与反应习惯有着巨大的差别。
人脑对外部信息的解读与反应习惯类似于电脑的运行系统。一个硬件没有问题的电脑，若运行效率或运行结果总出问题，那一定是软件系统出了问题。卸载旧系统，安装新系统，优化运行程序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样，个人头脑中的认知系统如果得不到优化与升级，很多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就会重复出现。
宋代“二程”（程颢和程颐）曾强调，读书人若先领会了《大学》之要，懂得“致知”之重要，学习效果会更好。《大学》开篇强调：“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等于明确告诫，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这些善果，皆源自一个东西——“认知”，即要有好的行动，好的结果，一定要有至上的“认知”。爱因斯坦也曾感慨：“一个人永远不能用制造了问题的认知水平去解决这些问题。”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实：人通过眼、耳、鼻、舌及身体接收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在头脑中通过“突触”在神经细胞间得以链接，伴随链接（突触）数量的增多与链接强度的加大，生成各种记忆、名称、逻辑、观念，生成各种认知。1000多亿个神经细胞，100多万亿个神经突触，每个个体的头脑都有着无限的潜能，每个个体的心性都有着无限的潜能，每个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都有着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潜能，若被私欲蒙蔽，被眼前的琐碎蒙蔽，被错误的链接蒙蔽，大“道”、正念就会微不可见——正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大道废，个体的心就容易被眼前的琐碎蒙蔽，个体的认知潜能与行动潜力就容易被眼前的琐碎蒙蔽，心无以致“远”，念无以至“上”，认知无以至“真”，行动无以至“善”，感受无以至“美”。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认知潜能、行动潜能和感受潜能的浪费。
案例1.1.1 孔子重“思”，“一以贯之”至简之道
认知很重要，心很重要，应如何提升认知？如何“大其心”？这关乎“学”与“思”，关乎“动”与“静”。孔子的答案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很重要，“书破万卷、路行万里”很重要，没有足够的经验积累，头脑难以生成智慧。
但是，“书读得很多而效果不佳者”每个时代都大有人在。其关键可能是缺少了“静思”的过程，缺少了主动“整理”信息和“归并”信息的过程，缺少了透过杂乱现象“悟得”简约本质的过程，缺少了“一以贯之”地巩固关键信息的过程，缺少了“静以存之，动以磨之”的过程。
“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些古智慧均在揭示一件事情：没有自主“静思”，没有对至上理念的“一以贯之”的静存动磨，没有内心认知系统的优化与升级，个人很难致“远”，多学亦是枉然。只在杂乱现象层面堆积信息，“心”只会越来越凌乱，越来越无效。
《论语》中有两处提到“一以贯之”（参见案例1.2.1），如果将这两处放在一起综合思考，其提示意义就会凸显出来。孔子一以贯之的不是五字之道——“仁义礼智信”，而是两字之道——“忠恕”而已矣。[4]用两字之道保证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彼此真实，保证思维与行动之间的相互检验与良性互动，两字之道成就了千古之圣贤。学习，不但需要静思，还要真诚无邪地思，需要“忠”于现实地思，需要“忠”于内心的“行动磨炼”。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头脑若经常被眼前的琐碎占据，个人就很少有时间去感悟天地之大道——“天覆万物而不恃，地载万物而不居，水利万物而不争”。内心若总是被世间的杂乱裹挟，个人就很少有时间去感悟人间之大德——人性“善根”对“恶根”的整体性胜利……
人心若被私欲与琐碎占满，大道就会微弱难现。惟“一以贯之”，惟“静思动磨”，至简大道才能在个体头脑中养成“大河”，内心认知系统才会得以优化与升级，苦学才不至于成为枉然。
案例1.1.2 笛卡尔重“思”，数学、哲学双成
笛卡尔（图1-2）是另一个重“思”的典型例子。在去荷兰沉思的两年，他只带了很少的几本书（包括阿奎那的哲学著作）。他读书重精不重多，总是选择几本好书反复地读，用“心”地读，他用于静“思”整理信息的时间远多于用于扩充和堆积信息的时间。
1619年，笛卡尔加入了巴伐利亚军。在巴伐利亚的冬天，他有时竟会整天守在火炉旁沉“思”。正是由于这般沉思，他将知识转化成了智慧。[5]在几何学方面，他贡献了笛卡尔坐标系；在哲学方面，他成为近代西方哲学的始祖。[6]正是因为受到笛卡尔重“思”的影响，后来西方很多哲学学派都特别重视认识论。一个人沉“思”得越久，其自我的存在感就越真切。孔子用“学而不思则罔”强调了“思”在个体认知系统升级中的重要性，笛卡尔则用“我思故我在”将“思”的作用推崇到了极致。
图1-2 笛卡尔（公元1596—1650年）
案例1.1.3 王阳明及其“心学”
谈到重“思”，谈到“心”，除了《大学》，国人首先想到的还有“心学”及其代表人物王阳明。有评价说，若没有王阳明的心学，500年来儒学可能已经变成一潭死水。人文日用领域没有太多大道理需要辩来辩去，内心感受通常比外界的大道理更为重要，把至简之道在内心养成思维的大河是正事，用“正念”之大河降伏琐碎之乱象是关键。《大学》强调“致知”之重要，王阳明龙场大悟后，将《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精简为三个字——“致良知”。王阳明及其心学的重要性，通过以下事例和评价可见一斑。
1917年，24岁的毛泽东，读罢王阳明的心学后，慨然而生经略四方之志，一挥而就《心之力》。湖南一师杨昌济老师惊叹其“心”之广，“意”之阔，“思”之深，“志”之鸿，料定此青年将来必有大为，作文给了满分并外加5分，后来还将爱女杨开慧许配给这位有志青年。[7]
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因敬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先后将名字改为陶知行和陶行知。重视“心”而不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知行合一，是令心卓而有力、行卓而有效的关键。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讨论时曾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8]王阳明心学强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内求于“心”。王阳明临终有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心略显浮躁的当下，学习好、领悟好“心学”尤为必要。曾有困惑者感言：“华夏又逢盛世，满心却是焦躁。曾经外向求索，反生无奈乱象。”虚名和物质财富的堆积都无法必然保证心安，最好的救赎之道是把外求之心转为“内求”。
唯物主义者承认物质、名望、人际等外在追求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但这些外在追求必须和内在的“心”融合，才可以生成认知层面的意义感，生成“至简”“至上”“至真”；才可以生成行为层面“义利合一”，生成“顺势合赋”的“至善”担当；才可以生成情绪层面“至乐、至安”的合一，生成稳定、持久的积极感知习惯。
案例1.1.4 孝庄如是教育康熙
电视剧《康熙王朝》有这样一段情节：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春，时年18岁的康熙帝亲政不久，力排众议，下令撤藩，导致以平西亲王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镇王发起“三藩之乱”。全国多省大员纷纷反叛，清兵因准备不足，节节败退，以致半壁江山沦丧，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年轻的康熙帝产生迁都盛京和退位的想法，在列祖列宗灵前请罪。这时杨起隆乱党已闯入紫禁城，与早已安排好的内宫太监策应，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殿外十万火急，孝庄太皇太后岿然不动，厉责康熙：“什么叫不配为帝？你明明是六神无主，遇难而逃，弃天下于不顾…… 人家已经打到了家门口了，你就是再退位，又能逃到哪去？逃到边关？边关就那么安稳吗？如果他吴三桂真的成了霸业，我们还能偏安一隅吗？……大清国最大的危机不是外面的叛军与太监，最大的危难，在你自己的‘心里’”。[9]
当然，电视剧本难免有演绎的成分，但孝庄“心力”之强大是史学界公认的。《止学》有言：“苦乐无形，成于心焉。荣辱存异，贤者同焉。事之未济，志之非达，心无怨而忧患弗加矣。”没有读过很多书的孝庄却有如此强大的心力，按照积极心理学的观点，她一定是将“至上”“至简”“至真”原则在头脑中养成了思维的“大河”。
当下，读书多年，却丢失了“心力”担当，丢失了生命灵性，丢失了生命活力的学生大有人在，有过激批评者甚至抨击这些学生为“巨婴”“空心病”……
只在现象层面散乱地堆积信息，很容易让人丧失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一些东西：生命的灵性与活力，清晰的认知力，强大的行动担当力，与他人和谐相处的愿望与努力，对生命中诸多“无价”“无常”的觉知与敬畏，对天道、地道、人道的敬畏……这些也许应该成为当下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最值得重视的事情。
以上几个案例都关乎认知，关乎“学与思”，关乎心力与担当，关乎个体的心智模式。“生也有涯，知也无涯”，面对浩瀚的宇宙、悠久的人类史、丰富的人心……每个个体穷极一生，所知相对于其所不知，十分有限。犹如我们声称自己知道太阳，其实我们对太阳知之甚少（天文学家知道得相对多些）。信息无限，认知有限，但我们必须依靠这些有限认知生存下去。
面对外部信息的无限和个体认知的有限，“心”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面对同样的“实况”，不同解读惯性的“心”会生成不同的结果：可生成浩然正气，也可生成猥琐苟且；可生成仁爱正义，也可生成私欲邪恶；可生成当下的局促狭隘，也可生成长期的开阔广大；可生成申申夭夭，也可生成纷扰忧怨。古今智者强调“心”之重要，就在于他们洞察到：相同的信息，在不同的心智模式、不同的解读惯性、不同的价值观下会生成不同的结果。“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至关重要。“心”的问题至关重要，“认知”问题至关重要。
此言摘自明隆庆六年初刻版的《传习录》，其他版本的《传习录》对此有不同表述。 ↑
杰里·温德，科林·克鲁克，罗伯特·冈瑟. 非凡的思维——用超常的心智模式改变一切[M]. 周晓林，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 ↑
认知的过程在于“思”，认知的载体源于“脑”，源于“心”。鉴于此，认知之重要，“思”之重要，“心”之重要可合并为一个主题。 ↑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重视“法地、法天、法自然”之道，儒家重视人文日用之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孔子一以贯之的正是“忠恕”这一至简之道。 ↑
读书重精不重多，好书需要反复地读，重要信息需要在头脑中反复链接，通过沉思将知识转化成智慧，将至简、至上原则融入自己的认知框架……对这一观点的详细解读，可参阅第八章第三节。 ↑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杨昌济先生对毛泽东的器重是一贯的：1918年6月，杨昌济先生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他推荐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杨昌济临终前曾致信好友章士钊（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向其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
张韬. 阳明心学的时代价值[N]. 浙江日报，2016-12-26（011）. ↑
擒鳌拜，平三藩，一位不到20岁的青年能有如此作为，说明其认知力（心力）、行动力（担当力）已经足够强大，但孝庄仍然认为孙儿的心力不够强大，认知不够清晰，认为大清国最大的危难就在她孙儿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