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第一章
認知：至簡？至上？至真！</h1>
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這些善果，皆源自一個東西：至上的“認知”。
——《大學》的提示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隻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1]
——王陽明
一個人永遠不能用制造了問題的認知水準去解決這些問題。
——愛因斯坦
認知慣性相當于電腦程式，舊程式不可能運作出新結果。
——認知心理學的提示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之《盤銘》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尚書·大禹谟》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的石碑上，用多種文字镌刻着一句話：“戰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須于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之屏障。”（圖1-1）一個世界性的有關教育、科技、文化的組織機構，其門前石碑上镌刻的警示性語言，當初一定是經過千挑萬選的。該語句關乎“知”與“行”，關乎“行為”源頭的尋找——戰争屬于行為，行為源自思想，源自認知，源自“念”，源自“心”。現代心理學證明，就可改變的部分而言，行為和情緒的改變往往源自認知的改變，思想的改變，“心”的改變。
現代思維科學研究也證明：“我們賦予外界事物的意義，一小部分是基于我們從外部世界看到的，大部分則基于我們頭腦的心智模式。”[2]個體往往基于對外部的人、事、物中很小的一部分認知而做出整體性判斷。是以，對同一事物的判斷總是因人而異，且經常差異巨大，這多是源自個體内心價值架構與思維慣性的不同。
優化個體内心的價值架構、思維習慣、心智模式，提升個體的認知能力，應該被尊崇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首要目的。良好的認知能力表現為：能更客觀、更清晰、更真實地認識自我、認識他人、認識世界，接受自我、接受他人、接受世界，具有更優的分析、推理、鑒賞、判斷和決策能力。
圖1-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前的石碑
資料來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文百科專業版. http://zy.zwbk.org/index.php?title=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h1 class="pgc-h-arrow-right">一、認知之重要——“思”之重要，“心”之重要[3]</h1>
任何外在行為的突破，事先一定要有内在認知的突破。
《人類簡史》指出：智人之是以能夠戰勝尼人，是因為他們有心智上的優勢，是因為他們有更為強大的思考能力，是因為他們有更為強大的“心”力。現實中，很多政治、經濟、科技強人，往往不是勝于身軀方面，而是勝于心力和思想方面。
知者行之始，一個人的行為水準永遠不會超越他的認知水準。面對同一外部資訊或外部事件，不同個體會生發出差别明顯的情緒反應或行為反應，為何？因為不同頭腦中的認知系統——對外部資訊的解讀與反應習慣有着巨大的差别。
人腦對外部資訊的解讀與反應習慣類似于電腦的運作系統。一個硬體沒有問題的電腦，若運作效率或運作結果總出問題，那一定是軟體系統出了問題。解除安裝舊系統，安裝新系統，優化運作程式是有效解決問題的關鍵。同樣，個人頭腦中的認知系統如果得不到優化與更新，很多情緒問題和行為問題就會重複出現。
宋代“二程”（程颢和程頤）曾強調，讀書人若先領會了《大學》之要，懂得“緻知”之重要，學習效果會更好。《大學》開篇強調：“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這等于明确告誡，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這些善果，皆源自一個東西——“認知”，即要有好的行動，好的結果，一定要有至上的“認知”。愛因斯坦也曾感慨：“一個人永遠不能用制造了問題的認知水準去解決這些問題。”
現代心理學研究證明：人通過眼、耳、鼻、舌及身體接收各種資訊，這些資訊在頭腦中通過“突觸”在神經細胞間得以連結，伴随連結（突觸）數量的增多與連結強度的加大，生成各種記憶、名稱、邏輯、觀念，生成各種認知。1000多億個神經細胞，100多萬億個神經突觸，每個個體的頭腦都有着無限的潛能，每個個體的心性都有着無限的潛能，每個個體的認知能力和行動能力都有着無限的潛能。無限的潛能，若被私欲蒙蔽，被眼前的瑣碎蒙蔽，被錯誤的連結蒙蔽，大“道”、正念就會微不可見——正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大道廢，個體的心就容易被眼前的瑣碎蒙蔽，個體的認知潛能與行動潛力就容易被眼前的瑣碎蒙蔽，心無以緻“遠”，念無以至“上”，認知無以至“真”，行動無以至“善”，感受無以至“美”。世間最大的浪費莫過于認知潛能、行動潛能和感受潛能的浪費。
案例1.1.1 孔子重“思”，“一以貫之”至簡之道
認知很重要，心很重要，應如何提升認知？如何“大其心”？這關乎“學”與“思”，關乎“動”與“靜”。孔子的答案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很重要，“書破萬卷、路行萬裡”很重要，沒有足夠的經驗積累，頭腦難以生成智慧。
但是，“書讀得很多而效果不佳者”每個時代都大有人在。其關鍵可能是缺少了“靜思”的過程，缺少了主動“整理”資訊和“歸并”資訊的過程，缺少了透過雜亂現象“悟得”簡約本質的過程，缺少了“一以貫之”地鞏固關鍵資訊的過程，缺少了“靜以存之，動以磨之”的過程。
“水靜極則形象明，心靜極則智慧生”“非甯靜無以緻遠”，這些古智慧均在揭示一件事情：沒有自主“靜思”，沒有對至上理念的“一以貫之”的靜存動磨，沒有内心認知系統的優化與更新，個人很難緻“遠”，多學亦是枉然。隻在雜亂現象層面堆積資訊，“心”隻會越來越淩亂，越來越無效。
《論語》中有兩處提到“一以貫之”（參見案例1.2.1），如果将這兩處放在一起綜合思考，其提示意義就會凸顯出來。孔子一以貫之的不是五字之道——“仁義禮智信”，而是兩字之道——“忠恕”而已矣。[4]用兩字之道保證内心與現實之間的彼此真實，保證思維與行動之間的互相檢驗與良性互動，兩字之道成就了千古之聖賢。學習，不但需要靜思，還要真誠無邪地思，需要“忠”于現實地思，需要“忠”于内心的“行動磨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頭腦若經常被眼前的瑣碎占據，個人就很少有時間去感悟天地之大道——“天覆萬物而不恃，地載萬物而不居，水利萬物而不争”。内心若總是被世間的雜亂裹挾，個人就很少有時間去感悟人間之大德——人性“善根”對“惡根”的整體性勝利……
人心若被私欲與瑣碎占滿，大道就會微弱難現。惟“一以貫之”，惟“靜思動磨”，至簡大道才能在個體頭腦中養成“大河”，内心認知系統才會得以優化與更新，苦學才不至于成為枉然。
案例1.1.2 笛卡爾重“思”，數學、哲學雙成
笛卡爾（圖1-2）是另一個重“思”的典型例子。在去荷蘭沉思的兩年，他隻帶了很少的幾本書（包括阿奎那的哲學著作）。他讀書重精不重多，總是選擇幾本好書反複地讀，用“心”地讀，他用于靜“思”整理資訊的時間遠多于用于擴充和堆積資訊的時間。
1619年，笛卡爾加入了巴伐利亞軍。在巴伐利亞的冬天，他有時竟會整天守在火爐旁沉“思”。正是由于這般沉思，他将知識轉化成了智慧。[5]在幾何學方面，他貢獻了笛卡爾坐标系；在哲學方面，他成為近代西方哲學的始祖。[6]正是因為受到笛卡爾重“思”的影響，後來西方很多哲學學派都特别重視認識論。一個人沉“思”得越久，其自我的存在感就越真切。孔子用“學而不思則罔”強調了“思”在個體認知系統更新中的重要性，笛卡爾則用“我思故我在”将“思”的作用推崇到了極緻。
圖1-2 笛卡爾（公元1596—1650年）
案例1.1.3 王陽明及其“心學”
談到重“思”，談到“心”，除了《大學》，國人首先想到的還有“心學”及其代表人物王陽明。有評價說，若沒有王陽明的心學，500年來儒學可能已經變成一潭死水。人文日用領域沒有太多大道理需要辯來辯去，内心感受通常比外界的大道理更為重要，把至簡之道在内心養成思維的大河是正事，用“正念”之大河降伏瑣碎之亂象是關鍵。《大學》強調“緻知”之重要，王陽明龍場大悟後，将《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精簡為三個字——“緻良知”。王陽明及其心學的重要性，通過以下事例和評價可見一斑。
1917年，24歲的毛澤東，讀罷王陽明的心學後，慨然而生經略四方之志，一揮而就《心之力》。湖南一師楊昌濟老師驚歎其“心”之廣，“意”之闊，“思”之深，“志”之鴻，料定此青年将來必有大為，作文給了滿分并外加5分，後來還将愛女楊開慧許配給這位有志青年。[7]
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因敬仰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先後将名字改為陶知行和陶行知。重視“心”而不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潭，知行合一，是令心卓而有力、行卓而有效的關鍵。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兩會”讨論時曾指出：王陽明的心學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切入點之一。[8]王陽明心學強調：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内求于“心”。王陽明臨終有言：“此心光明，亦複何言！”在經濟快速發展、人心略顯浮躁的當下，學習好、領悟好“心學”尤為必要。曾有困惑者感言：“華夏又逢盛世，滿心卻是焦躁。曾經外向求索，反生無奈亂象。”虛名和物質财富的堆積都無法必然保證心安，最好的救贖之道是把外求之心轉為“内求”。
唯物主義者承認物質、名望、人際等外在追求的重要性和合理性，但這些外在追求必須和内在的“心”融合，才可以生成認知層面的意義感，生成“至簡”“至上”“至真”；才可以生成行為層面“義利合一”，生成“順勢合賦”的“至善”擔當；才可以生成情緒層面“至樂、至安”的合一，生成穩定、持久的積極感覺習慣。
案例1.1.4 孝莊如是教育康熙
電視劇《康熙王朝》有這樣一段情節：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春，時年18歲的康熙帝親政不久，力排衆議，下令撤藩，導緻以平西親王吳三桂為首的三個藩鎮王發起“三藩之亂”。全國多省大員紛紛反叛，清兵因準備不足，節節敗退，以緻半壁江山淪喪，一時間清帝國危在旦夕。年輕的康熙帝産生遷都盛京和退位的想法，在列祖列宗靈前請罪。這時楊起隆亂黨已闖入紫禁城，與早已安排好的内宮太監策應，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殿外十萬火急，孝莊太皇太後巋然不動，厲責康熙：“什麼叫不配為帝？你明明是六神無主，遇難而逃，棄天下于不顧…… 人家已經打到了家門口了，你就是再退位，又能逃到哪去？逃到邊關？邊關就那麼安穩嗎？如果他吳三桂真的成了霸業，我們還能偏安一隅嗎？……大清國最大的危機不是外面的叛軍與太監，最大的危難，在你自己的‘心裡’”。[9]
當然，電視劇本難免有演繹的成分，但孝莊“心力”之強大是史學界公認的。《止學》有言：“苦樂無形，成于心焉。榮辱存異，賢者同焉。事之未濟，志之非達，心無怨而憂患弗加矣。”沒有讀過很多書的孝莊卻有如此強大的心力，按照積極心理學的觀點，她一定是将“至上”“至簡”“至真”原則在頭腦中養成了思維的“大河”。
當下，讀書多年，卻丢失了“心力”擔當，丢失了生命靈性，丢失了生命活力的學生大有人在，有過激批評者甚至抨擊這些學生為“巨嬰”“空心病”……
隻在現象層面散亂地堆積資訊，很容易讓人喪失生命中最為珍貴的一些東西：生命的靈性與活力，清晰的認知力，強大的行動擔當力，與他人和諧相處的願望與努力，對生命中諸多“無價”“無常”的覺知與敬畏，對天道、道地、人道的敬畏……這些也許應該成為當下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中最值得重視的事情。
以上幾個案例都關乎認知，關乎“學與思”，關乎心力與擔當，關乎個體的心智模式。“生也有涯，知也無涯”，面對浩瀚的宇宙、悠久的人類史、豐富的人心……每個個體窮極一生，所知相對于其所不知，十分有限。猶如我們聲稱自己知道太陽，其實我們對太陽知之甚少（天文學家知道得相對多些）。資訊無限，認知有限，但我們必須依靠這些有限認知生存下去。
面對外部資訊的無限和個體認知的有限，“心”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面對同樣的“實況”，不同解讀慣性的“心”會生成不同的結果：可生成浩然正氣，也可生成猥瑣苟且；可生成仁愛正義，也可生成私欲邪惡；可生成當下的局促狹隘，也可生成長期的開闊廣大；可生成申申夭夭，也可生成紛擾憂怨。古今智者強調“心”之重要，就在于他們洞察到：相同的資訊，在不同的心智模式、不同的解讀慣性、不同的價值觀下會生成不同的結果。“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至關重要。“心”的問題至關重要，“認知”問題至關重要。
此言摘自明隆慶六年初刻版的《傳習錄》，其他版本的《傳習錄》對此有不同表述。 ↑
傑裡·溫德，科林·克魯克，羅伯特·岡瑟. 非凡的思維——用超常的心智模式改變一切[M]. 周曉林，譯. 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5（1）. ↑
認知的過程在于“思”，認知的載體源于“腦”，源于“心”。鑒于此，認知之重要，“思”之重要，“心”之重要可合并為一個主題。 ↑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道家重視“法地、法天、法自然”之道，儒家重視人文日用之道。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裡仁第四》）孔子一以貫之的正是“忠恕”這一至簡之道。 ↑
讀書重精不重多，好書需要反複地讀，重要資訊需要在頭腦中反複連結，通過沉思将知識轉化成智慧，将至簡、至上原則融入自己的認知架構……對這一觀點的詳細解讀，可參閱第八章第三節。 ↑
羅素. 西方哲學史（下卷）[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楊昌濟先生對毛澤東的器重是一貫的：1918年6月，楊昌濟先生應蔡元培校長之邀，到北京大學任倫理學教授，他推薦毛澤東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楊昌濟臨終前曾緻信好友章士钊（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向其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信中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
張韬. 陽明心學的時代價值[N]. 浙江日報，2016-12-26（011）. ↑
擒鳌拜，平三藩，一位不到20歲的青年能有如此作為，說明其認知力（心力）、行動力（擔當力）已經足夠強大，但孝莊仍然認為孫兒的心力不夠強大，認知不夠清晰，認為大清國最大的危難就在她孫兒的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