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四次围剿均告失败后，1933年5月，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50万大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兵分四路（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西路何健、北路顾祝同）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此次围剿能成功，老蒋还专门从德国请来了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
就这样，敌我双方不约而同地都聘请了德国的军事顾问，但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塞克特在德军任总参谋长时，李德还只是一名普通士兵。
凭借国民党军的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塞克特制定了一个妄图彻底“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计划”。该计划的精髓是实施“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铁壁合围。
而李德的反围剿主张则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策略进行应对。他强令装备简陋的红军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进行硬对硬的拼消耗，此举完全抛弃了前四次反围剿红军所采取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的成功经验，正中蒋介石和塞克特的下怀。
尽管毛泽东将李德推行的战术比喻为“叫花子与龙王爷比法宝”，彭德怀骂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但这些对于这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的洋顾问来说都无济于事，因为博古在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已将他们这些熟悉中国国情的红军领导人完全排除在决策层外，而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了李德，并给予了高度的支持和信任，甚至是过分的依赖，使得原本共产国际确定的“没有指挥权”的军事顾问李德，陡然间变成了中央红军的最高军事总指挥。
为此，中央红军舍弃了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被迫执行李德的瞎指挥，分兵把口，全线抵御，处处设防，与敌死拼。其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失利，不断损兵失地，陷入困境。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形势更加严峻。
在此被动局面下，为保存实力，李德、博古被迫开始考虑红军的战略转移了。1934年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经请示共产国际后获得批准。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临时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则负责组织实施。
为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做准备，中央决定先期派出两支部队分别北上和西进。北上的目的是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根据地的压力；西进的目的是为中央红军即将开始的突围西征探路。
北上部队：1934年7月初，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红七军团（对外则称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北上，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围堵，转战闽东、浙西、皖赣边，于10月下旬进入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然后继续执行北上任务。1934年底在谭家桥战斗中，遭敌王耀武部重创，寻淮洲负重伤牺牲。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江西怀玉山又被敌军重兵包围，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英勇就义，参谋长粟裕率800余人突围成功。
西进部队：1934年7月下旬，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突围西征，转战湘、赣、桂、黔四省，冲破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历时近3个月，于10月底在贵州省印江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红六军团的西征路线基本与后续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路线相吻合，为中央红军实施大规模战略转移起到了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北上、西征部队的战士尽管英勇卓绝，但因兵力薄弱，不足以大量牵制、分散国民党军力量，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署，反而促使蒋介石加快了第五次围剿的步伐，集中全部主力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到9月上旬，曾拥有6万平方公里土地、30个县、30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丧失了全部的外围屏障，只剩下以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人力、物力都极端匮乏，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全部丧失，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了惨败，红色根据地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下周三，我再接着给您描述，敬请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