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四次圍剿均告失敗後，1933年5月，蔣介石坐鎮南昌，親自指揮50萬大軍，在飛機、大炮的配合下，兵分四路（東路蔣鼎文、南路陳濟棠、西路何健、北路顧祝同）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軍事“圍剿”，為了此次圍剿能成功，老蔣還專門從德國請來了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
就這樣，敵我雙方不約而同地都聘請了德國的軍事顧問，但不是一個數量級的，塞克特在德軍任總參謀長時，李德還隻是一名普通士兵。
憑借國民黨軍的優勢兵力和精良武器，塞克特制定了一個妄圖徹底“剿滅”中央紅軍的“鐵桶計劃”。該計劃的精髓是實施“穩打穩紮、步步為營、修碉築路、逐漸推進”的堡壘政策，對中央蘇區進行鐵壁合圍。
而李德的反圍剿主張則是“禦敵于國門之外”，以“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的政策進行應對。他強令裝備簡陋的紅軍與裝備精良的敵人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進行硬對硬的拼消耗，此舉完全抛棄了前四次反圍剿紅軍所采取的“誘敵深入，在運動中尋找戰機殲滅敵人”的成功經驗，正中蔣介石和塞克特的下懷。
盡管毛澤東将李德推行的戰術比喻為“叫花子與龍王爺比法寶”，彭德懷罵李德是“崽賣爺田心不疼”，但這些對于這位固執己見、剛愎自用的洋顧問來說都無濟于事，因為博古在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影響下，已将他們這些熟悉中國國情的紅軍上司人完全排除在決策層外，而把軍事指揮權全部交給了李德，并給予了高度的支援和信任，甚至是過分的依賴，使得原本共産國際确定的“沒有指揮權”的軍事顧問李德，陡然間變成了中央紅軍的最高軍事總指揮。
為此，中央紅軍舍棄了擅長的運動戰和遊擊戰戰術，而被迫執行李德的瞎指揮，分兵把口，全線抵禦，處處設防，與敵死拼。其結果是敵人步步推進，紅軍節節失利，不斷損兵失地，陷入困境。1934年4月底，廣昌失守，蘇區的北大門被打開，形勢更加嚴峻。
在此被動局面下，為儲存實力，李德、博古被迫開始考慮紅軍的戰略轉移了。1934年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集體讨論後作出決定，将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經請示共産國際後獲得準許。為籌劃戰略轉移事宜，臨時中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政治上由博古做主，軍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來則負責組織實施。
為主力紅軍實施戰略轉移做準備，中央決定先期派出兩支部隊分别北上和西進。北上的目的是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中央根據地的壓力；西進的目的是為中央紅軍即将開始的突圍西征探路。
北上部隊：1934年7月初，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率領紅七軍團（對外則稱北上抗日先遣隊）6000餘人從瑞金出發北上，沖破國民黨的層層圍堵，轉戰閩東、浙西、皖贛邊，于10月下旬進入閩浙贛蘇區，與方志敏、劉疇西上司的紅10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然後繼續執行北上任務。1934年底在譚家橋戰鬥中，遭敵王耀武部重創，尋淮洲負重傷犧牲。1935年1月，紅十軍團在江西懷玉山又被敵軍重兵包圍，方志敏、劉疇西被俘，後英勇就義，參謀長粟裕率800餘人突圍成功。
西進部隊：1934年7月下旬，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紅六軍團9700餘人從湘贛根據地向湖南中部突圍西征，轉戰湘、贛、桂、黔四省，沖破國民黨軍的重重阻截，曆時近3個月，于10月底在貴州省印江縣與賀龍、關向應上司的紅二軍團會合。紅六軍團的西征路線基本與後續中央紅軍長征的初期路線相吻合，為中央紅軍實施大規模戰略轉移起到了探路的先遣隊作用。
北上、西征部隊的戰士盡管英勇卓絕，但因兵力薄弱，不足以大量牽制、分散國民黨軍力量，未能從根本上動搖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部署，反而促使蔣介石加快了第五次圍剿的步伐，集中全部主力對中央蘇區中心區展開了更加猛烈的進攻。
到9月上旬，曾擁有6萬平方公裡土地、30個縣、300萬人口的中央蘇區喪失了全部的外圍屏障，隻剩下以瑞金、會昌、于都、興國、甯都、石城、甯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人力、物力都極端匮乏，在内線打破敵人圍剿的可能性已全部喪失，第五次反圍剿遭到了慘敗，紅色根據地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
下周三，我再接着給您描述，敬請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