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55期文汇讲堂于6月26日成功举办，主讲嘉宾复旦大学石磊教授主讲《从百废待兴到突围——我党对经济的艰难探索和理论总结》，提问环节火爆，近300位听友中，有11人得到提问机会，问题质量颇高。现整理后分上下刊发，上篇聚焦“三农”和宅基地等。精彩主讲分上下，请点击文末链接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交给实践来回答，实践中将进一步完善
企业员工雷政：党在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请问它在我们党对经济探索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
石磊：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十三大的重要性。邓小平曾明确：十三大报告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共同决定。所以我们现在也不回避。这个结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涉及到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重大突破。在此之后，关于初级阶段也有很多讨论，一种观点提出，初级阶段是否是时间概念，如果是时间概念，那初级阶段到底会有多长？我们交给实践去解决。
经济学、管理学从不轻易预测15年后一定会发生什么，因为时间跨度较长，不确定的因素远比确定的因素要多。既然我们很难从时间上把握初级阶段的长度，就遵循实践的精神。我们的改革长期在路上，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其穷尽之处。我们一直走下去，只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就会绿树长青。所以，初级阶段在时间意义上有多长，我们回答不了，只能交给时间来处理，这反而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
第二，如果它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意味着我们在制度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资源配置能力上和种种社会关系的协调上，特别是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治理体系上，还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与我们人民群众所期待的长远目标相比，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称之为初级阶段更加贴切。
民本思想是执政哲学基础但并不回避民主，民主本质是强调权力的均衡
同声传译牛旭林：在建国之初，我们处于艰苦的探索阶段，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我们都坚持民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那么，在目前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我们应当如何加强政治、经济领域的民主，使其和民本思想形成一个良性互动，进一步推动我们国家的发展？
石磊：从民本引出民主，是一个非常好的逻辑延伸。民本思想不仅过去提，过去做，现在依然提，依然做，并且是在强化，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近又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大国体系、大党治国，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哲学，若缺少政治哲学就会摇曳不定，导致因人而异，因界别而异。为了保持基本的执政理念长期不变，基本的民生、民本概念能够长期坚守，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哲学来统领它。
从这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把许多正在实施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这些政策与之结合起来，由民本引出民主。既然强调民本，就不要回避民主。但是很可惜，民主这个词在世界上被演绎得越来越多样化，有时被理解为想干嘛就干嘛，以此体现个人的自主性。有时又被理解为做什么事都要一人一票。就以这两个阶段的行为来分析，表面上看，强调自我似乎也没有错，问题是把强调自我异化为“为所欲为”时，不经意间就损害了别人的民主权利，这个民主与个体不是一回事。我们强调我们的主权也不能损害别人的权利。
我们也可以从近代启蒙思想运动中的契约论来讨论这个问题，如孟德斯鸠的分权制约理论和卢梭的契约理论，实际上是以权力约束权力，强调的是权力的均衡；古典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同样也强调这一原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守的、正确的、需要尊重的权利，但是，若想超越个人的权利来实现私利是不可行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系的建构，如协商民主制度，可以避免一人一票的弊端。如果所有事情都实行一人一票，成本就会非常高，而无效率可言。当民主走到完全没有效率的地步，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人一票这个机制在许多场合下是否合适？我曾运用博弈论的基础制作了一个模型，结果证明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正确的。
中国如何持续走国际化道路？在实干中学习，多点中求平衡
民企员工周亮：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走入国际化这条道路，但这个国际化道路也挺难走的。在您看来，我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将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从国家、企业以及人才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变？
石磊：第一，关于企业国际化的问题，我们经过了几个重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末，当时有少部分企业是自己走出去的，国家层面缺少一个完整的安排。第二阶段是1999年，国家正式出台了“走出去”的政策，鼓励国企走出去。但很客观的说，由于当时对国际发展的环境认识不足，很多国企走去了中东，在那里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尤其是中东战争几次爆发。公共基础设施都无法收回。
走出去和国内发展是两个市场，两者如何相互促进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国内的基础都不扎实，走出去也不可能稳定。后来，我们的光伏生产设备走出去非常成功，当时国内抱怨地称为一哄而起，没想到一哄而上到国外却发展得挺好，欧美的光伏生产设备三分之二的市场是中国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也说明我们走出去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努力学习和掌握国际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努力适应调节国际间商品贸易关系的国际贸易法。
中国人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早期台湾驻美国办事处的一个高官提出了一个很客观的说法，他说，美国要想清楚一个问题，中国用的是你们创造的、熟悉的市场体制把你们给打败了。但“打败”这个词我不赞同。我们中国搞市场经济没打算打败谁，只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客观上我们非常娴熟地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律，极其不易。
所以，用一个词形容我们这些年的发展规律，叫做learning by doing，“在干中学”。中国人是有能力的，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发现，原来市场经济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这个学校中可以学到许多过去我们所不熟悉的知识，当然，也承受了高额的成本和许多的痛苦，世界上没有零成本的制度，没有完全微波不惊的氛围。我们是在顶着诸多压力的情况下走出去的，未来还将继续走出去，引进来，只不过是进一步扩大和改善对外开放，重在改善。尽管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态势，但中国仍会坚定不移地推进世界多极化，只有多极化我们才能够在多点求得均衡，才能拥有更多的风险对冲机制。
“卡夫丁峡谷”无法跳跃，俄国十月革命前经历过短暂的资本主义
哲学学习者张忠华：我看到海报上有一个说法是，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新世纪的实践。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是否表示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精髓中进行新的实践？
石磊：从事经济学研究，尤其是从事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的人群，我建议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也就是1857年、1858年、1863年、1864年的经济学手稿。读完后会发现，46卷上册中提到了一个基本原理，即商品经济的冲突。马克思没有用“商品”一词，而用“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交换”，其实“卡夫丁峡谷”（注：指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或充分发展阶段，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灾难，或少遭受这种灾难，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跳不过去的。至于怎么走，情况各异。
再看另一份文献，《马恩全集》第22卷，恩格斯在给《俄国社会问题》一书写“跋”（在文末的叫“跋”）的时候说，当时的俄国土地是公有制，这种土地公有制为何会解体呢？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个土地公有制是可以不解体的，而且马克思在回答查苏利奇的信中，其实说得非常明确，他说，《祖国记事》的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马克思曾经说过，俄国的土地公有制必须解体，像英国那样回到私有制，长期发展才能走向未来世界、未来社会。马克思说，不，错了，《祖国记事》的记者与其说给我马克思莫大的荣耀，还不如说给我莫大的侮辱，因为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大家不知道背景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实际上说的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存在一点小错，不是指他理论上的错误，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俄国土地公有制还在，斯拉夫土地公有制还在，但很可惜，马克思比恩格斯少活了几年。马克思逝世以后土地公有制就瓦解了，恩格斯幸运地看到了这个事实，于是给《俄国社会问题》这本书写“跋”，当时马克思已经不在了，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其实是批评马克思的，怎么批评的呢？
恩格斯说，如果土地公有制想存在的话，俄国人必须能够成功地吸收此前所有发展的成就，然而俄国人却不知道此前是为何物，这第一个条件就不具备。那就必须具备第二个条件，俄国人必须能够清楚地知道当下的土地公有制与未来社会是何种关系，然而俄国人却丝毫不知道未来社会为何物。如果这两条都不具备，那就必须具备第三个条件，就是从现在开始发动全面的欧洲革命。然而，我们看到欧洲革命至今都没有爆发。这就等于恩格斯自问自答把三个条件都否定了，所以他最后总结道，我们看到的是俄国人全部回到了资本主义的怀抱。恩格斯的这句话已经非常明确了，俄国十月革命是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十月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俄国十月革命时的工人阶级是那么一支训练有素的纪律队伍，没有近代资本主义工厂制度是不可能的，所以断代史研究十月革命史的专家都犯了一个错，以为十月革命成功之前苏联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这是错误的，苏联是有资本主义的，只不过时间较短。时间太短都不行，后面得补课，1989年以后出现的这种现象，实际上就是在补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课。
*政府招商引资，做好厂房设备等筑巢服务，给予补贴鼓励高科技创新
华东师大经济学院学生何柳：最近，合肥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帮助发展起来的一批像京东方创新未来的高科技公司，也反哺了合肥的经济发展，这也算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典型代表。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高发展前景公司的投资上的取舍上，政府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石磊：这两个政策的共同交集是什么呢？第一，我们强调科技创新。对此政府可以进行一些引资投资，这并不是说带着企业去投资。因为企业创新是有风险的，尤其是重大关键领域中的突破，话容易说，事不好做。事如果好做的话，为什么华为的许多芯片都没有备胎。既然如此，我们政府如何帮助企业在进入关键领域中的创新之时降低一些风险损失？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是都懂得经济学，但他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个经验，例如河南洛阳，当地政府给创新型的小企业补贴，数额从1000万到1亿元不等。
在浙江宁波，政府给一个重大关键的创新型企业提供不少于4000万，最多甚至超过一亿的补贴。我帮这些企业算了一笔账，如果政府支持4000万的补贴，企业就可以大胆创新了，因为所有的风险损失大约就在4000万以内，最差也能保证盈亏平衡。这是政府为企业提供的一个前期规避风险的做法。并且，除了财政支持，政府还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所以我们长期招商引资，做“七通一平”这件事，引进了一些高科技的企业。政府负责搭建房子，配套好房中的设备，等于是不仅做好了这个“巢”，也做好了“巢”里面的基本标配，这就解决了主要问题。政府既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也支持企业创新，需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其余提问者金融工作者谈佳隆（图左）和科技企业员工叶沛松（图右）
（整编：李念 金梦，未经主讲嘉宾修订）
【精彩瞬间】
石磊提示，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学会熟读若干文献
主持人李念欢迎听友们17个月后回到上海报业大厦“讲堂在哪里，精神家园就在哪里”
互动环节，石磊回答缜密又信手拈来，但听友很是佩服
讲堂刚刚成立的荣誉听友团（年龄必须在71周岁以上）12位同学合影，他们将和讲堂共同探讨老龄社会的精神生活项目
听友们观看介绍石磊的PPT配音合成多媒体片《会讲故事的人在需要故事的时代》
听友用手机留下重要时刻、精彩论断
部分漂流读义卖书籍获得者合集
听友工作人员李英为介绍漂流读书籍做功课
听友杨红（左）高兴地领取购下的廖昌永六碟装CD珍藏版
作者：石磊 讲堂听友
现场照片：李建民周文强
编辑：钱亦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