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安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
来源：微信公众号 叽呱叽呱
《十二怒汉》是一部美国老电影，也是法律人几乎必看的一部电影。故事讲述了一起午夜凶杀案——一名男孩涉嫌杀害父亲、被控一级谋杀罪，最终被陪审团认定为无罪的故事。
12名陪审员来源于各个职业，有建筑师、钟表匠、证券经纪人、广告公司经理、还有卖桔子酱的推销员，等等。
陪审团的合议规则是：如果对被告的罪行存在合理怀疑，必须作出无罪的判定；如果没有合理怀疑，也必须判定被告有罪。既可以先讨论，也可以不经过讨论直接投票判定；既可以举手表决，也可以秘密投票。但无论是认定无罪或有罪，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陪审团成员都必须作出一致结论，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
大多数陪审员一开始对案件态度并不严肃，有的觉得运气好，碰到的是谋杀案，新奇刺激，有的甚至想尽快“走一下过场”，好赶回去看球赛。加之此前已经参加了六天的庭审，对案件过程已有了解，陪审团成员一致同意先不进行讨论，直接进行投票，如果结论一致，就可以立即结束合议。
表决结果很快就出来了。12名陪审团成员中，11人判定被告有罪，仅有1名叫戴维斯的陪审员最后作出了反对意见。他表示，对被告有罪，他也不知道自己信或不信。但因为是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5分钟就作出决定呢？没有经过讨论，就把一个孩子送上死刑椅，自己很难做到！万一我们错了呢！
正是这位“关键少数”，推进了案件的反转。
由于未能作出一致结论，陪审团同意对案件事实展开讨论，每一名陪审员开始陈述自己的理由。
“这种人很容易犯罪”，因为男孩出生、成长于贫民窟，而且有打架斗殴等前科劣迹，有的陪审员在发言中显示出对男孩的偏见；有的则表示“我就是觉得他有罪，没有人证明他无罪”；有的根本就说不出理由，表示庭审一开始就认定被告有罪，现在只是寻找其犯罪动机。
其实，上述认定男孩有罪的理由并不充分。恰恰相反，很多错案的发生，正是司法工作人员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是有罪推定、将无罪证明责任强加给被告一方，或者是未审先定、先定后审，“从人到证”而不是“从证到人”等原因造成的。
当然，也有的陪审员“理直气壮”，认为被告人事先购买了凶器——一把看起来非常特别的弹簧刀，现场也查获了同样的弹簧刀，而且还有两名证人一致证明是被告人就是凶手。
由于大家均认定被告有罪，个别陪审员甚至情绪激烈，指责戴维斯纯粹是在浪费大家时间。重压之下，戴维斯进行了妥协。他提议进行第二轮表决，表决采取秘密投票方式，如果大家仍然一致判定被告有罪，他将服从大家的意见。但只要有一名陪审员也认为被告无罪，他就将保留观点，案件仍必须讨论下去。
主持合议的陪审员一张一张地宣读着投票结果，就在大家以为大局已定、被告人将被判有罪的时候，又出现了一张“无罪”票。
谁又在“捣蛋”？一位年老的陪审员表示，是自己投了反对票。他说，戴维斯先生独自一人对抗大家的反对、嘲笑很不容易，“他孤注一掷争取支持，我就支持他。”“我也接受这个男孩可能有罪，但我想多听听证词！”
案件再次进入讨论环节，更多的细节被发现、争论。
粗略的来看，似乎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占有很大优势，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两名证人证明被告有罪。
第一名证人是住在被告楼下的一位老人。他证明自己听见被告大叫“我要杀了你”，接着听到了被告父亲倒地的声音，然后他看到被告逃了出去。
第二名证人是住在被告楼对面的一位女士。她表示，透过当时刚好经过的高架列车车窗，她看到被告用刀捅向父亲，自已受到惊吓还报了警。
但经过深入讨论，这两名证人的证明都有问题。
如果如第二名证人所言，被告杀害其父亲的时候，正好有高架列车通过，因为列车通过时会有很大的噪声，第一名证人是不太可能听清被告“我要杀了你”的叫声；而且，该证人腿部有残疾，根据讨论现场的模拟，他不可能在其声称的15秒内，从床上爬起来并走到走廊尽头，进而目睹被告逃走。
陪审员们接着又发现，第二位女邻居是一名近视患者，在夜晚灯光昏暗，她失眠在床、未戴眼镜的情况下（根据生活经验，陪审员们基本都同意任何人在睡觉的时候戴眼镜可能性很小），是不太可能透过刚好驶过的列车车窗看到男孩行凶的。
另一方面，被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尽管从法律上被告无需自证清白，但其能否对自己的行为作合理解释，直接会影响到陪审员们的内心确信）。被告称自己买了一把弹簧刀，可能是在看电影的路上从口袋里滑掉了，犯罪现场杀害其父亲的正是同样的一把弹簧刀。被告称自己晚上去看了电影，但是电影叫什么名字、主角是谁，第一次讯问时他都讲不清。
不过，这里面也并非无懈可击。陪审员戴维斯现场出示了一把其在被告家附件所买、与凶器一模一样的弹簧刀，说明这把刀“并不特殊”。被告还是一名孩子，父亲突然遇害、自己又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被抓，在极度恐惧、慌张的情况下，一时记不清所看电影的名字和主角也是可能的。
其实，通过深入分析，大家发现案件还有不少其他疑点。
男孩在夜里三点多钟回到家里被抓获，如果是其杀人，他为什么不逃跑，而是回来自投罗网？既然自投罗网，为什么又不认罪？
如果是想取走弹簧刀，但经检查，刀上并没有男孩的指纹。如果凶手是他，犯罪后仔细擦掉指纹，说明他很冷静。既然已擦掉指纹、消除证据，为什么又回来取刀？如果要取刀，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携刀逃走？
再退一步说，如果男孩认为是在深夜，回来有可能不被发现，但女邻居声称自己发出了尖叫。既然相信证人听到男孩声称要杀害父亲，也就应当相信男孩可能听到尖叫，此时男孩应当知道犯罪已被人发现，况且他很冷静，为什么要返回犯罪现场？
证明男孩有罪的链条在崩溃，陪审员们的内心确信受到了动摇。讨论过程中，又进行了几轮投票，最后只有一名陪审员仍坚持认为男孩有罪。但这名陪审员突然放弃，同意男孩无罪，原因是他发现自己把对儿子的气愤投射到了男孩身上，他也有一个很不争气的儿子。
12：0，最终陪审团一致判定男孩无罪。
可能有人会问，从开始大家几乎都判定男孩有罪，后来只是因为一个人的反对，逐渐改变了案件结果，难道开始大家都错了，难道男孩真的无罪吗？
其实，合议结果也并不是说男孩就是无罪的。只是因为存在合理怀疑，不能认定他有罪。任何人都不能穿透时空回到案发现场，司法官也没有上帝视角。虽然可以通过证据发现、粘贴、构建事实，但现实中，证据短缺是一种常态。认定当事人是否有罪，其实都是在赌一种概率。也许赌对、也许赌错。但是只要存在合理怀疑，就应当放过。这实际上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是做错了一道题。但如果错抓错判，是做错了两道题，因为既冤枉了一个好人，又放过了一个坏人。
可能还有人要问，陪审团合议规则合理吗？为什么要形成一致意见？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一件案件，不同的人看法不同是正常的，少数服从多数不是更合理吗？
尊重少数意见，在此基础上谋求共识，可能是这个案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我的理解是，在此规则下，每个人无论是认定被告有罪或无罪，不但要说服自己，而且要说服别人。这就促使大家深入了解案件，加强观点交流、碰撞，“真理越辩越明”，有利于最大化地“逼近”案件事实。
对上述规则应用的极致是：没有反对意见，一致意见就不能通过。
通用汽车的传奇CEO阿尔弗雷德·斯隆在某一次高管会议上问：“先生们，我们已经对这个决定达成了统一的意见，对吗？”大家都点头表示赞同。
令人惊讶的是，斯隆接着说：“好吧！这样的话我建议我们把这个问题的后续讨论推迟到下一次会议。让我们多些时间来提出不同的看法，也许大家能对这个决定有更多了解。”
斯隆就敏锐地认识到：一致认同，很可能并不是好事。
为了保证兼听则明，使决策更加科学，有些机构包括一些大的公司，会设置一些反对派角色，就像天主教会中的魔鬼代言人制度。魔鬼代言人的职责是，对教会的封圣候选人进行调查和质疑，从而形成更严格的考察。
我在想，在国家追诉犯罪的制度设计中，律师的角色不就像是反对派？律师并不是为所谓的“坏人”说话，而是为了让司法机关“兼听则明”。对死刑等犯罪实施强制辩护，不也正是“没有反对意见，一致意见就不能通过”原理？！所以，尊重和保障律师权益，正是司法公正、司法文明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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