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安甯淮安市人民檢察院
來源：微信公衆号 叽呱叽呱
《十二怒漢》是一部美國老電影，也是法律人幾乎必看的一部電影。故事講述了一起午夜兇殺案——一名男孩涉嫌殺害父親、被控一級謀殺罪，最終被陪審團認定為無罪的故事。
12名陪審員來源于各個職業，有建築師、鐘表匠、證券經紀人、廣告公司經理、還有賣桔子醬的推銷員，等等。
陪審團的合議規則是：如果對被告的罪行存在合理懷疑，必須作出無罪的判定；如果沒有合理懷疑，也必須判定被告有罪。既可以先讨論，也可以不經過讨論直接投票判定；既可以舉手表決，也可以秘密投票。但無論是認定無罪或有罪，無論采用哪種方式，陪審團成員都必須作出一緻結論，而不是少數服從多數。
大多數陪審員一開始對案件态度并不嚴肅，有的覺得運氣好，碰到的是謀殺案，新奇刺激，有的甚至想盡快“走一下過場”，好趕回去看球賽。加之此前已經參加了六天的庭審，對案件過程已有了解，陪審團成員一緻同意先不進行讨論，直接進行投票，如果結論一緻，就可以立即結束合議。
表決結果很快就出來了。12名陪審團成員中，11人判定被告有罪，僅有1名叫戴維斯的陪審員最後作出了反對意見。他表示，對被告有罪，他也不知道自己信或不信。但因為是人命關天的事，怎麼能5分鐘就作出決定呢？沒有經過讨論，就把一個孩子送上死刑椅，自己很難做到！萬一我們錯了呢！
正是這位“關鍵少數”，推進了案件的反轉。
由于未能作出一緻結論，陪審團同意對案件事實展開讨論，每一名陪審員開始陳述自己的理由。
“這種人很容易犯罪”，因為男孩出生、成長于貧民窟，而且有打架鬥毆等前科劣迹，有的陪審員在發言中顯示出對男孩的偏見；有的則表示“我就是覺得他有罪，沒有人證明他無罪”；有的根本就說不出理由，表示庭審一開始就認定被告有罪，現在隻是尋找其犯罪動機。
其實，上述認定男孩有罪的理由并不充分。恰恰相反，很多錯案的發生，正是司法從業人員先入為主的偏見，或者是有罪推定、将無罪證明責任強加給被告一方，或者是未審先定、先定後審，“從人到證”而不是“從證到人”等原因造成的。
當然，也有的陪審員“理直氣壯”，認為被告人事先購買了兇器——一把看起來非常特别的彈簧刀，現場也查獲了同樣的彈簧刀，而且還有兩名證人一緻證明是被告人就是兇手。
由于大家均認定被告有罪，個别陪審員甚至情緒激烈，指責戴維斯純粹是在浪費大家時間。重壓之下，戴維斯進行了妥協。他提議進行第二輪表決，表決采取秘密投票方式，如果大家仍然一緻判定被告有罪，他将服從大家的意見。但隻要有一名陪審員也認為被告無罪，他就将保留觀點，案件仍必須讨論下去。
主持合議的陪審員一張一張地宣讀着投票結果，就在大家以為大局已定、被告人将被判有罪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張“無罪”票。
誰又在“搗蛋”？一位年老的陪審員表示，是自己投了反對票。他說，戴維斯先生獨自一人對抗大家的反對、嘲笑很不容易，“他孤注一擲争取支援，我就支援他。”“我也接受這個男孩可能有罪，但我想多聽聽證詞！”
案件再次進入讨論環節，更多的細節被發現、争論。
粗略的來看，似乎證明被告有罪的證據占有很大優勢，其中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有兩名證人證明被告有罪。
第一名證人是住在被告樓下的一位老人。他證明自己聽見被告大叫“我要殺了你”，接着聽到了被告父親倒地的聲音，然後他看到被告逃了出去。
第二名證人是住在被告樓對面的一位女士。她表示，透過當時剛好經過的高架列車車窗，她看到被告用刀捅向父親，自已受到驚吓還報了警。
但經過深入讨論，這兩名證人的證明都有問題。
如果如第二名證人所言，被告殺害其父親的時候，正好有高架列車通過，因為列車通過時會有很大的噪聲，第一名證人是不太可能聽清被告“我要殺了你”的叫聲；而且，該證人腿部有殘疾，根據讨論現場的模拟，他不可能在其聲稱的15秒内，從床上爬起來并走到走廊盡頭，進而目睹被告逃走。
陪審員們接着又發現，第二位女鄰居是一名近視患者，在夜晚燈光昏暗，她失眠在床、未戴眼鏡的情況下（根據生活經驗，陪審員們基本都同意任何人在睡覺的時候戴眼鏡可能性很小），是不太可能透過剛好駛過的列車車窗看到男孩行兇的。
另一方面，被告似乎難以自圓其說（盡管從法律上被告無需自證清白，但其能否對自己的行為作合了解釋，直接會影響到陪審員們的内心确信）。被告稱自己買了一把彈簧刀，可能是在看電影的路上從口袋裡滑掉了，犯罪現場殺害其父親的正是同樣的一把彈簧刀。被告稱自己晚上去看了電影，但是電影叫什麼名字、主角是誰，第一次訊問時他都講不清。
不過，這裡面也并非無懈可擊。陪審員戴維斯現場出示了一把其在被告家附件所買、與兇器一模一樣的彈簧刀，說明這把刀“并不特殊”。被告還是一名孩子，父親突然遇害、自己又被當成犯罪嫌疑人被抓，在極度恐懼、慌張的情況下，一時記不清所看電影的名字和主角也是可能的。
其實，通過深入分析，大家發現案件還有不少其他疑點。
男孩在夜裡三點多鐘回到家裡被抓獲，如果是其殺人，他為什麼不逃跑，而是回來自投羅網？既然自投羅網，為什麼又不認罪？
如果是想取走彈簧刀，但經檢查，刀上并沒有男孩的指紋。如果兇手是他，犯罪後仔細擦掉指紋，說明他很冷靜。既然已擦掉指紋、消除證據，為什麼又回來取刀？如果要取刀，當時為什麼不直接攜刀逃走？
再退一步說，如果男孩認為是在深夜，回來有可能不被發現，但女鄰居聲稱自己發出了尖叫。既然相信證人聽到男孩聲稱要殺害父親，也就應當相信男孩可能聽到尖叫，此時男孩應當知道犯罪已被人發現，況且他很冷靜，為什麼要傳回犯罪現場？
證明男孩有罪的鍊條在崩潰，陪審員們的内心确信受到了動搖。讨論過程中，又進行了幾輪投票，最後隻有一名陪審員仍堅持認為男孩有罪。但這名陪審員突然放棄，同意男孩無罪，原因是他發現自己把對兒子的氣憤投射到了男孩身上，他也有一個很不争氣的兒子。
12：0，最終陪審團一緻判定男孩無罪。
可能有人會問，從開始大家幾乎都判定男孩有罪，後來隻是因為一個人的反對，逐漸改變了案件結果，難道開始大家都錯了，難道男孩真的無罪嗎？
其實，合議結果也并不是說男孩就是無罪的。隻是因為存在合理懷疑，不能認定他有罪。任何人都不能穿透時空回到案發現場，司法官也沒有上帝視角。雖然可以通過證據發現、粘貼、建構事實，但現實中，證據短缺是一種常态。認定當事人是否有罪，其實都是在賭一種機率。也許賭對、也許賭錯。但是隻要存在合理懷疑，就應當放過。這實際上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放過一個真正的罪犯，是做錯了一道題。但如果錯抓錯判，是做錯了兩道題，因為既冤枉了一個好人，又放過了一個壞人。
可能還有人要問，陪審團合議規則合理嗎？為什麼要形成一緻意見？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同一件案件，不同的人看法不同是正常的，少數服從多數不是更合理嗎？
尊重少數意見，在此基礎上謀求共識，可能是這個案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我的了解是，在此規則下，每個人無論是認定被告有罪或無罪，不但要說服自己，而且要說服别人。這就促使大家深入了解案件，加強觀點交流、碰撞，“真理越辯越明”，有利于最大化地“逼近”案件事實。
對上述規則應用的極緻是：沒有反對意見，一緻意見就不能通過。
通用汽車的傳奇CEO阿爾弗雷德·斯隆在某一次高管會議上問：“先生們，我們已經對這個決定達成了統一的意見，對嗎？”大家都點頭表示贊同。
令人驚訝的是，斯隆接着說：“好吧！這樣的話我建議我們把這個問題的後續讨論推遲到下一次會議。讓我們多些時間來提出不同的看法，也許大家能對這個決定有更多了解。”
斯隆就敏銳地認識到：一緻認同，很可能并不是好事。
為了保證兼聽則明，使決策更加科學，有些機構包括一些大的公司，會設定一些反對派角色，就像天主教會中的魔鬼代言人制度。魔鬼代言人的職責是，對教會的封聖候選人進行調查和質疑，進而形成更嚴格的考察。
我在想，在國家追訴犯罪的制度設計中，律師的角色不就像是反對派？律師并不是為所謂的“壞人”說話，而是為了讓司法機關“兼聽則明”。對死刑等犯罪實施強制辯護，不也正是“沒有反對意見，一緻意見就不能通過”原理？！是以，尊重和保障律師權益，正是司法公正、司法文明的應有之義。
投稿轉載說明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