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章在《雍也篇》中有相同表述，依传统单一章节解释，两者的解释相同。但若是依体系化解释方法，因为各篇的主题不同，《雍也篇》是在《里仁篇》之后，对仁学各个要素展开。博学章处于6.27，在宰我设问井中有仁之后，系对问题“博学以文，约之以礼”来实现“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的回答。而此处是《颜渊篇》阐述政治之明，是对仁学实践的全面阐述，因此，依据上下文的需要，此处具有不同的意思。若依体系化解读之方法，凡依上下文及该篇主旨，对于相同章节不同的应用，定会得出不同的引申意义来，这对于理解《论语》中的相同章节，需理解其对于阐释仁学的重要学，而莫作相同意思解。
（1）“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又重于《阳货篇》。
（2）“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又重于《颜渊篇第十二》。
（3）《里仁篇》的“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与《宪问篇》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4）“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
（5）“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章，先见于《学而篇》，又见于《子罕篇》。等等。
还有就是本章。
12.15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参考译文】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学识广博，又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
博学于文：文，指诗书礼乐典籍、一切典章制度等。不学，则失圣人之教导，所以要学；学要博，但不能学偏，此处之学的应依上文解释，指“好学”。钱穆曰：“博学始能会通，然后知其真义。” 博学于文则“知”。约字传统有两解：一种释为约束；一种释为简要。畔：同“叛”，违也，即背离之义。另一说为“畔”通“偏”，偏离之义，亦通。东汉郑玄曰：“弗畔，不违道。”矣夫：语气词，表示较强烈的感叹。约之以礼：约，约束、检束。《论语义疏》曰：“约，束也。用礼自约束。”《论语集说》曰：“约，谓收敛而有归宿之意。”博学的同时，要用礼来自我检视（三省）、自我约束（克己），使心收敛专一而精进。清代焦袁熹《此木轩四书说》曰：“约之以礼，谓视听言动皆收束入规矩准绳，一于礼则约矣。”钱穆曰：“君子能博约并进，礼文兼修，自可不背于道。”
传统的解释多从单一章句解释入手，而忽略与此章重复处的意思不同，也更忽略了此章的“博”与“专”的关系解释。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曰：此章言君子若博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检约，则不违道也。
《礼记曲礼》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学礼则道德仁义成，学礼则通世故人情，然后一切学问行之能合中道。同时，礼也蕴含着“行”之义，不仅要“文”，亦要行、亦要实践，所以钱穆曰：“躬行实践，凡修身、齐家、从政、求学，一切实务皆是。”
北宋程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北宋陈祥道曰：博学于文，则无不该；约之以礼，则有所执。无不该，则所知者详；有所执，则所趋者中。
朱熹《论语集注》曰：夫，音扶。约，要也。畔，背也。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
南宋张栻曰：“博学于文”，广闻见也；“约之以礼”，守规矩也。闻见虽多，而不能约以规矩，则操履不实，亦岂得不违畔乎？
南宋蔡节《论语集说》曰：博文，致其知也；约礼，谨于行也。学文而不博，固无以知事事物物之理；既博矣，不能约之于是礼之中，则必至于汗漫而无操履之实矣。唯博文而又约礼，然后可以弗畔于道。
明代王阳明曰：博文是约礼工夫，约礼是博文主意。
明末刘宗周曰：此孔门教人定本也。君子之学，将以求道也。始焉借途于耳目之广，而履其事者颐，故曰“文”；继焉归宿于身心之近，而造其礼者精，故曰“礼”。
清撰朱熹《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是孔子教人以知行兼尽之功也。人求道，不旁通夫事物则理不明，不实体诸身心则守不要。又曰：盖为学之方，贵乎知行兼尽，博文是致知之事，约礼是力行之事。诚能读书穷理，即以此体验于践履之间，用功不已，入圣非难，岂但弗畔而已哉？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曰：“博文”者，诗书礼乐与凡古圣所传之遗籍是也。文所以载道，而以礼明之者也。“礼”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学于文，则多闻多见，可以畜德，而于行礼验之。礼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礼著于经曲之大，而慎于视听言动之际，凡人能以所行纳于轨物，而无所违，是之谓“约”。约者，约束。“之”者，此也，谓此身也。是故，“博文”即《大学》之致知格物，“约礼”即《大学》之诚意、正心、修身。人非博学，无由约礼，故夫子言“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然徒事博文，而不约之以礼，则后世文人记诵之智，或有文无行，非君子所许也。
钱穆曰，博学于文：文，《诗》《书》礼乐，一切典章制度，著作义理，皆属文。博学始能会通，然后知其真义。约之以礼：礼，犹体。躬行实践，凡修身、齐家、从政、求学一切实务皆是。约，要义。博学之，当约使归己，归于实践，见之行事。弗畔：畔同叛，背义。君子能博约并进，礼文兼修，自可不背于道。就学言之谓之文，自践履言之谓之礼，其实则一。为学欲博而践履则贵约。亦非先博文，再约礼，二者齐头并进，正相成，非相矫。此乃孔门教学定法，“颜渊喟然叹曰”章可证。
传统解释均未区分本章与《雍也篇》的6.27章之间的差别，缘于单一章句的解释无法进行比较，而若是依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则此章具有特别的含义。
第一，本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置于12.14章之后，其解释有两种选择，一者是上章讲为政之明，本章可能会沿袭12.6至12.11章的式样，讲为己之明，本章的文义也相符。二是接上章，仍讲为政之明。但细察12.14至12.16章，似不再承袭上面的体例，而是将为政之明与为己之明相结合。两者区分，本是认识、理论上的区分，在实践应用，需要将“对己之明”与“为政之明”结合，12.6至12.11将自己之明与为政之明分开，实为论述清晰方便之用。然则此处指出，为政之明与对己之明其实并非截然分开，而是需结合于一起，这正是孔子仁学为政思想的特点，与《为政篇》中对为政的定义也相符合。比如此处，在12.14子张问政之后，要实现君道、臣道，没有博学与约礼，无法实现。因此，本章既适用于自己，也适用于为政，系两者共同适用的基本原则。
第二，此章既然是对己之明与为政之明的结合，那么，本章就有对12.14章解释和延伸之意。12.14章提出了为政的动力问题，但无解释，12.15章就指出此强大动力的来源，唯有博学于文，才能解决此问题，若不博学于文，断无居之无倦之理。此为何理？博学于文，之所以博学，在于博学的目的在于了解释和掌握不可言说的、跨越时空的道，而限度在一定时间空间中的“学”不足以了解和掌握这样的真理，因此，需要在好学上突破时空的界限，再加以引入相互冲突观点、理论，可无限接近，甚至掌握仁道，从而实现“志于道”，孔子曰“博学于文”，乃是解决仁学实践的动力问题，而非不关注“专”。实现博学于文，唯有不断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好学，才接近、直到掌握真理。
由是观之，居之无倦需要强大的仁道的支撑，而仁道系真理之道在人间的体现，突破了时空性，不可依时空局限可掌握之，而博学于文，“博”者，突破时空局限也。这样，就可以理解太史公之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提出相关异议，指出博学于文似乎并非文面义，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由此，《论语》之论，若不理解上下文，不关注其言之所中，意之所在，徒生曲解和误解罢了。
第三，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是两项仁学实践的基本方法，但是所要达到的效果并非实现仁，而是只能实现“弗畔”，即消极的效果，而非积极地实现仁。这就说明仁学特质，它不是施舍和强制的，而是基于自身的反省与考验，需要积极进取和创新：“贫而乐、富而好礼”。博学系系统地吸收知识，虽然可以不断地跨越时空与空间，从而实现与仁道真理的衔接，但仅仅是实现了“志于道”，与真正的仁学全面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
第四，12.14章是个体为政之明的第一层次，解决仁学实践的动力问题。本章（12.15）相当于文质章和民足章的结合，是需要具体的制度设计，而非言说而已。因此，本章是为政之明的第二层次，内在的文质人格的尽快成长，以应对大变动社会的挑战。
第五，本章承上启下，上接仁学实践动力美德章，此章是内在人格文质塑造章，后一章（12.16）就是有耻且格的人格构成章。这也指出，春秋政治虽已礼崩乐坏，然从政者，仍需要以自身人格方正为本，而莫舍其本，贸然进入，徒增悲剧尔！
由是观之，同样的一章，在不同的语义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使得仁学的内涵在这些设计中不断地走向完善，也使得好学者能够借机具有认识之明，而不会在礼崩乐坏的大变动社会中被淘汰。后学者不可不察。
用仁学来解释经典，可以填补《论语》篇章间的空隙，让我们了解到完整的仁学，同时也能够见识到仁学的强大解释力，同时，也可以丰富仁学的内涵。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仁学的内涵，敬请加入视频慕课《论语启蒙：论语的法典化解读》（https://www.icourse163.org/
course/CUEB-1449479163），或参考《仁者无敌：仁的力量——大变动社会的生存之道》（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人人格论——<论语>的法典化解释》。
现代世界被认为史上罕见之大变局，当今中国也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身处大变动社会之中，需要有相应的生存与发展之道，与中国传统大一统社会的生存方式相异。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中心，而仁学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门弟子为全面阐述仁学编纂而成。它是处于春秋礼乐崩坏大变动社会条件下的“仁魂义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礼崩乐坏之下，遵循真理其实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学的生存和发展之道，其要点为尊重人的自然属性（“兴于诗”），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立于礼”），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据于德”），能够克服遵循美德所带来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强大的行动力是根本应对之道（“敏于行”），这样，就能够化解礼崩乐坏带来的惧、忧、虑（“成于乐”），这对于身处目前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同样适用。本课程通过法典化解读《论语》阐述大变动社会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据于德、立于礼、依于仁、敏于行、成于乐”，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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