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章在《雍也篇》中有相同表述，依傳統單一章節解釋，兩者的解釋相同。但若是依體系化解釋方法，因為各篇的主題不同，《雍也篇》是在《裡仁篇》之後，對仁學各個要素展開。博學章處于6.27，在宰我設問井中有仁之後，系對問題“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來實作“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的回答。而此處是《顔淵篇》闡述政治之明，是對仁學實踐的全面闡述，是以，依據上下文的需要，此處具有不同的意思。若依體系化解讀之方法，凡依上下文及該篇主旨，對于相同章節不同的應用，定會得出不同的引申意義來，這對于了解《論語》中的相同章節，需了解其對于闡釋仁學的重要學，而莫作相同意思解。
（1）“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于《學而篇》，又重于《陽貨篇》。
（2）“博學于文”一章，先見于《雍也篇》，又重于《顔淵篇第十二》。
（3）《裡仁篇》的“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與《憲問篇》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4）“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多出十字，《裡仁篇第四》隻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
（5）“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章，先見于《學而篇》，又見于《子罕篇》。等等。
還有就是本章。
12.15 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參考譯文】孔子說：“君子廣泛地學習古代的文化典籍，學識廣博，又以禮來限制自己，也就可以不離經叛道了。”
博學于文：文，指詩書禮樂典籍、一切典章制度等。不學，則失聖人之教導，是以要學；學要博，但不能學偏，此處之學的應依上文解釋，指“好學”。錢穆曰：“博學始能會通，然後知其真義。” 博學于文則“知”。約字傳統有兩解：一種釋為限制；一種釋為簡要。畔：同“叛”，違也，即背離之義。另一說為“畔”通“偏”，偏離之義，亦通。東漢鄭玄曰：“弗畔，不違道。”矣夫：語氣詞，表示較強烈的感歎。約之以禮：約，限制、檢束。《論語義疏》曰：“約，束也。用禮自限制。”《論語集說》曰：“約，謂收斂而有歸宿之意。”博學的同時，要用禮來自我檢視（三省）、自我限制（克己），使心收斂專一而精進。清代焦袁熹《此木軒四書說》曰：“約之以禮，謂視聽言動皆收束入規矩準繩，一于禮則約矣。”錢穆曰：“君子能博約并進，禮文兼修，自可不背于道。”
傳統的解釋多從單一章句解釋入手，而忽略與此章重複處的意思不同，也更忽略了此章的“博”與“專”的關系解釋。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曰：此章言君子若博學于先王之遺文，複用禮以自檢約，則不違道也。
《禮記曲禮》雲：“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學禮則道德仁義成，學禮則通世故人情，然後一切學問行之能合中道。同時，禮也蘊含着“行”之義，不僅要“文”，亦要行、亦要實踐，是以錢穆曰：“躬行實踐，凡修身、齊家、從政、求學，一切實務皆是。”
北宋程頤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北宋陳祥道曰：博學于文，則無不該；約之以禮，則有所執。無不該，則所知者詳；有所執，則所趨者中。
朱熹《論語集注》曰：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南宋張栻曰：“博學于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
南宋蔡節《論語集說》曰：博文，緻其知也；約禮，謹于行也。學文而不博，固無以知事事物物之理；既博矣，不能約之于是禮之中，則必至于汗漫而無操履之實矣。唯博文而又約禮，然後可以弗畔于道。
明代王陽明曰：博文是約禮工夫，約禮是博文主意。
明末劉宗周曰：此孔門教人定本也。君子之學，将以求道也。始焉借途于耳目之廣，而履其事者頤，故曰“文”；繼焉歸宿于身心之近，而造其禮者精，故曰“禮”。
清撰朱熹《四書解義》曰：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知行兼盡之功也。人求道，不旁通夫事物則理不明，不實體諸身心則守不要。又曰：蓋為學之方，貴乎知行兼盡，博文是緻知之事，約禮是力行之事。誠能讀書窮理，即以此體驗于踐履之間，用功不已，入聖非難，豈但弗畔而已哉？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曰：“博文”者，詩書禮樂與凡古聖所傳之遺籍是也。文是以載道，而以禮明之者也。“禮”即文之所著以行之者也。博學于文，則多聞多見，可以畜德，而于行禮驗之。禮也者，履也，言人所可履行之也。禮著于經曲之大，而慎于視聽言動之際，凡人能以所行納于軌物，而無所違，是之謂“約”。約者，限制。“之”者，此也，謂此身也。是故，“博文”即《大學》之緻知格物，“約禮”即《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人非博學，無由約禮，故夫子言“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然徒事博文，而不約之以禮，則後世文人記誦之智，或有文無行，非君子所許也。
錢穆曰，博學于文：文，《詩》《書》禮樂，一切典章制度，著作義理，皆屬文。博學始能會通，然後知其真義。約之以禮：禮，猶體。躬行實踐，凡修身、齊家、從政、求學一切實務皆是。約，要義。博學之，當約使歸己，歸于實踐，見之行事。弗畔：畔同叛，背義。君子能博約并進，禮文兼修，自可不背于道。就學言之謂之文，自踐履言之謂之禮，其實則一。為學欲博而踐履則貴約。亦非先博文，再約禮，二者齊頭并進，正相成，非相矯。此乃孔門教學定法，“顔淵喟然歎曰”章可證。
傳統解釋均未區分本章與《雍也篇》的6.27章之間的差别，緣于單一章句的解釋無法進行比較，而若是依上下文的邏輯關系，則此章具有特别的含義。
第一，本章“博學于文、約之以禮”置于12.14章之後，其解釋有兩種選擇，一者是上章講為政之明，本章可能會沿襲12.6至12.11章的式樣，講為己之明，本章的文義也相符。二是接上章，仍講為政之明。但細察12.14至12.16章，似不再承襲上面的體例，而是将為政之明與為己之明相結合。兩者區分，本是認識、理論上的區分，在實踐應用，需要将“對己之明”與“為政之明”結合，12.6至12.11将自己之明與為政之明分開，實為論述清晰友善之用。然則此處指出，為政之明與對己之明其實并非截然分開，而是需結合于一起，這正是孔子仁學為政思想的特點，與《為政篇》中對為政的定義也相符合。比如此處，在12.14子張問政之後，要實作君道、臣道，沒有博學與約禮，無法實作。是以，本章既适用于自己，也适用于為政，系兩者共同适用的基本原則。
第二，此章既然是對己之明與為政之明的結合，那麼，本章就有對12.14章解釋和延伸之意。12.14章提出了為政的動力問題，但無解釋，12.15章就指出此強大動力的來源，唯有博學于文，才能解決此問題，若不博學于文，斷無居之無倦之理。此為何理？博學于文，之是以博學，在于博學的目的在于了解釋和掌握不可言說的、跨越時空的道，而限度在一定時間空間中的“學”不足以了解和掌握這樣的真理，是以，需要在好學上突破時空的界限，再加以引入互相沖突觀點、理論，可無限接近，甚至掌握仁道，進而實作“志于道”，孔子曰“博學于文”，乃是解決仁學實踐的動力問題，而非不關注“專”。實作博學于文，唯有不斷突破時間與空間的好學，才接近、直到掌握真理。
由是觀之，居之無倦需要強大的仁道的支撐，而仁道系真理之道在人間的展現，突破了時空性，不可依時空局限可掌握之，而博學于文，“博”者，突破時空局限也。這樣，就可以了解太史公之問。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提出相關異議，指出博學于文似乎并非文面義，曰：“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由此，《論語》之論，若不了解上下文，不關注其言之所中，意之所在，徒生曲解和誤解罷了。
第三，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兩項仁學實踐的基本方法，但是所要達到的效果并非實作仁，而是隻能實作“弗畔”，即消極的效果，而非積極地實作仁。這就說明仁學特質，它不是施舍和強制的，而是基于自身的檢討與考驗，需要積極進取和創新：“貧而樂、富而好禮”。博學系系統地吸收知識，雖然可以不斷地跨越時空與空間，進而實作與仁道真理的銜接，但僅僅是實作了“志于道”，與真正的仁學全面實踐的要求相去甚遠。
第四，12.14章是個體為政之明的第一層次，解決仁學實踐的動力問題。本章（12.15）相當于文質章和民足章的結合，是需要具體的制度設計，而非言說而已。是以，本章是為政之明的第二層次，内在的文質人格的盡快成長，以應對大變動社會的挑戰。
第五，本章承上啟下，上接仁學實踐動力美德章，此章是内在人格文質塑造章，後一章（12.16）就是有恥且格的人格構成章。這也指出，春秋政治雖已禮崩樂壞，然從政者，仍需要以自身人格方正為本，而莫舍其本，貿然進入，徒增悲劇爾！
由是觀之，同樣的一章，在不同的語義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使得仁學的内涵在這些設計中不斷地走向完善，也使得好學者能夠借機具有認識之明，而不會在禮崩樂壞的大變動社會中被淘汰。後學者不可不察。
用仁學來解釋經典，可以填補《論語》篇章間的空隙，讓我們了解到完整的仁學，同時也能夠見識到仁學的強大解釋力，同時，也可以豐富仁學的内涵。如果需要進一步了解仁學的内涵，敬請加入視訊慕課《論語啟蒙：論語的法典化解讀》（https://www.icourse16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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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界被認為史上罕見之大變局，當今中國也處于快速的現代化程序之中。身處大變動社會之中，需要有相應的生存與發展之道，與中國傳統大一統社會的生存方式相異。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中心，而仁學是儒家的核心，是孔門弟子為全面闡述仁學編纂而成。它是處于春秋禮樂崩壞大變動社會條件下的“仁魂義行”的生存智慧，提出在禮崩樂壞之下，遵循真理其實是可行的（“志于道”），但需要遵循仁學的生存和發展之道，其要點為尊重人的自然屬性（“興于詩”），關注日常生活細節（“立于禮”），需要有遵循美德的技巧（“據于德”），能夠克服遵循美德所帶來的高昂成本（“依于仁”），強大的行動力是根本應對之道（“敏于行”），這樣，就能夠化解禮崩樂壞帶來的懼、憂、慮（“成于樂”），這對于身處目前改革開放的中國也同樣适用。本課程通過法典化解讀《論語》闡述大變動社會生存智慧，即“志于道、據于德、立于禮、依于仁、敏于行、成于樂”，以此作為安身立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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