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我和文友合影
我是《塞上文艺》的老作者了，读中学时就曾在该刊物发表过几篇小文章。主编梁仲是一个精力旺盛、交际能力很强的中年汉子。我的文章，对他的胃口，曾多次得到他的赞赏。
1993年年初，我所在的大同办事处面临改制，我开始思考着自己的下一步出路。
当时，我管着单位的汽油票。一次，梁仲先生骑着一辆“重庆80”摩托车到我办公室串门，我壮着胆儿利用手中便利，偷偷为他开了五十公升汽油票。于是，我与梁仲先生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
一天，梁仲先生打来电话，要我以《塞上文艺》记者的名义，去采写两篇人物报道，一位是当地歌唱家广军，另一位是地区电视台播音员桂兰。我欣然受命，并成功完成采写任务。显然，梁仲主编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两篇文章很快安排发表。
6月19日，梁仲主编再次打来电话，要我随他一起采访大同市首届选美大赛活动。
好啊！采访选美小姐，这是大饱眼福的好差事，我欣然领命。
那年头“小姐”是个尊称，还没被污名化。
那一天，我将乱蓬蓬的大背头，专门吹风定型。穿了部队发的衬衣、军裤，还在脖子上人模狗样地挽了一条领带。一照镜子，嘿！自我感觉蛮帅气的。
舞台之后的化妆间里，佳丽会聚，我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看花了眼。采访非常顺利，主办方中午还管了我们一顿美餐。
我采访大同首届选美冠军
这次采访后不久，我就离开办事处，主任派司机开着三菱越野车，帮我拉着行李、书箱，送到《塞上文艺》编辑部打工。梁主编给我的月薪是200元，说是根据工作量还给发些稿费，但后来始终没发过，好在年底的时候，将工资提到了300元。
编辑部只有两人，一位是梁主编，另一位就是我了。在印名片的时候，梁主编说，小解你就印成“编辑部主任” 吧，出去采访方便。
我说这不符合事实啊！再说我也没当过什么官儿，虽说干过几天《山西煤炭报》军矿记者站站长，这不，离开军矿，站长的乌纱帽也顺其自然摘掉了。
梁主编说，名片名片，就是明着骗嘛，你何必在意？
我想想，也对，反正没整一个“神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夏无限集团总经理”“银河系文学期刊总编辑”，吓不着人就好，就好。
就这样，没留神儿！我整了一顶乌纱帽。
编辑部租用的是雁北地区二轻局的一间地下室，黑咕隆咚的，大白天都得开灯。
那时，热爱文学的青年一划拉一片，编辑部几乎天天有一沓子来稿。我跟梁主编专门要了红墨水和毛笔，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开始阅稿，而且给很多作者回了信。
在这里我结识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此前的文友也闻讯前来欢聚。他们知道我穷，来的时候常常带些酒肉。
有一次，文友要进用自己的50元稿费买来一箱子罐头、啤酒，建臣、天生、江涛、郭忠、曹葆春等文友与我开怀畅饮，一直热闹到半夜。大家边喝边聊文学，甚至为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我来《塞上文艺》谋饭的头一篇文章，就是长达万言的所谓“纪实文学”《大同小姐选美记》。封面用的是这次选美金冠小姐的泳装照。
我写的万言纪实报告
从印刷厂拉回刊物后，梁主编和我约了几名专栏作者，在红旗广场打着条幅，播着迪斯科，大搞现场售书活动。
我站在椅子上，一手持一本刊物，另一手握着扩音喇叭，现炒现卖：
——大同市有好姑娘，《塞上文艺》有好文章！
——快来看啊，物质文明固然好，精神食粮不能少！
——大同佳丽如云，选美大赛究竟花落谁家？要知详情，请看《塞上文艺》。
——重大消息，重大消息！浑源一个后生杀人女干尸，受害者竟是他的本家奶奶……要知详情，本期《塞上文艺》为您揭开内情……
专栏作者李天梁，远不及我的嘴皮子溜，憨厚的他操着朔县味儿的处理普通话，蠕动着厚嘴唇，只是重复一句：“嗨！买不买无所谓，关键是支持、理解。”
梁主编听了哭笑不得：怎么支持怎么理解啊？你看看人家小解，学着点儿！
您甭说，就这样在人来人往的红旗广场叫卖一上午，我们居然卖出了两三百本期刊，得款五六百元。
中午，梁主编在小餐馆里摆设宴席，犒赏三军。大家那个开心呀，咱的刊物一上午能卖几百本，说明有市场啊，读者喜欢啊。
后来，梁主编还吩咐我抱上一摞子刊物，到火车站试一试。我游走在候车大厅和站前广场，沿途叫卖，不到半小时就卖了十几本。只不过，总有“大檐帽”们用警惕的眼光瞅着我，搞得咱很不自在。
后来梁主编说算了算了，咱主要是为了宣传刊物，达到目的就行了。于是，我把剩下的刊物交到售报亭代卖，之后由梁主编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得胜”而归。
那个时候我曾想，这社会饿不着我啊，大不了，我就当个书报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