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5日开幕的“容庚与东莞”系列大型专题展览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东莞可园博物馆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策划和筹备的“吉金墨韵——容庚先生旧藏铜器全形拓片展”因学术含量较高而显得格外亮眼。
王雪涛在彝器全形拓上补画。
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介绍，容庚先生为深入研究古文字和青铜器，特别重视金石拓片的研究与收藏。1998年，容庚先生亲属将近千张（册）金石拓片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其中以各式形象逼真的全形拓最具特色，具有独特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全形拓是以墨拓和绘画相结合的手法，在纸面上表现器物立体形状的一种特殊传拓技法。它产生于金石学兴起的清代嘉道年间。容庚先生旧藏全形拓片，多拓制于晚清至民国，以商周至汉代的青铜器为主要传拓对象，其中既有自藏器物的拓片，也有通过购买、交换和受赠等方式获得的藏品，拓工精良、品类丰富，其中不乏陈介祺、周希丁、王秀仁等名家佳作。
这次展览，策展方从容庚先生珍藏的近千幅金石拓片中精选其中60余件全形拓作品，分类释读拓片器物、题跋、印鉴背后的历史信息，观众从中既能领略中国传统传拓技艺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容庚先生的学术交游、鉴藏逸事、学人风范和爱国情操。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研究员林锐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作为青铜器和金文研究的一代大家，容庚一直注重青铜器及其拓片的收藏和研究。他在名著《商周彝器通考》一书中，辟有《拓墨》一章，专门论述传拓的历史、技法、工具、材料等，足见其对铜器拓片的重视。铜器拓片也因此成为颂斋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拓片不但是研究青铜器及古文字的重要资料，也是书法学习的至佳范本，更是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我们从中可以见到颂斋旧藏的铜器之一斑，如最早入藏的“昜兒鼎”等。而作为一代学术大家的藏品，自然少不了容先生本人及其众多学界友朋的题跋，而这些题跋往往比拓片本身更精彩。
本次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颂斋自珍”，主要是容庚先生经手过的铜器的拓片；第二部分“名家秘藏”，主要是陈介祺，周希丁、端方等著名金石藏家收藏过的器物的拓片。第三部分“珠联璧合”，主要是民国期间王雪涛、罗复堪、汪吉麟等名家在全形拓上补绘的画作。据林锐先生介绍，全形拓出现之后，受传统绘画中的博古、清供等题材的影响，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流行在全形拓片上补画折枝花果等，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容庚先生曾经说过，“全形拓本之长处，在能依原器之大小，使形状花纹展现于纸上，加以题识，补以花卉，即为一轴最佳之美术品。”
必看展品
“昜兒鼎”全形拓
据《容庚北平日记》，1928年4月28日，容庚先生陪友人游北京古玩厂肆，购得此鼎，这也是他本人收藏青铜器之始。此鼎为清代宫廷旧藏，曾著录在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清宫收藏古代铜器的大型谱录《西清古鉴》之中。
“丞不败利厚世杯”全形拓
从唐兰和商承祚二先生的题跋可知，1930年，容庚先生于北京琉璃厂购得此杯的一半，次年又以高价购得另一半，虽然器物仍有残缺，但铭文已然完整：“丞不败利厚世”。顾廷龙先生的题跋引经据典指出“厚”通“后”，认为六字铭文是吉祥语。而魏建功先生的题跋最具学术价值，他指出前人称该物为“羽觞”不够准确，应该称之为“杯”，铭文中的“丞”字意取双关，一通“承”，表达盛承之功用，二取长作丞意，六字铭文为吉祥语。补记又称，在一铜镜背面发现与之意思全同的铭文“长宜宫寿万年”。
“成周戈”全形拓
题跋比拓片本身更有故事。从题跋可见，当时几位金石学大家对“成周”戈的铭文持不同意见，唐兰先生认为是“成田”，容庚先生跟董作宾先生认为是“成周”，商承祚先生则说不敢确定。
“毛公鼎”全形拓（初拓）
陈介祺拓。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铸有铭文，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堪称西周青铜器中铭文之最。其内容叙事完整，记载翔实，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清道光末年，毛公鼎在陕西省岐山县被发现，第一位主人是陈介祺。陈氏把鼎内的铭文精拓出来，供给一班专门研究古史、金石文字的学者参考。王国维《毛公鼎跋》曰：此鼎器小而字多，故拓墨不易，余见秦中旧拓与端氏所拓此鼎皆不佳，惟陈氏拓最精。
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钟永红 陈悦
图片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