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华东师大古籍所”公众号
原载王水照 朱刚主编《新宋学》第九辑
作者简介
唐玲，文学博士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文献。
所谓南渡诗话，是指作者虽身跨两宋，然诗话成书于宋高宗建炎、绍兴前期的一系列作品。它们在批评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反映了南渡的惨痛历史，而在于此一时期诗话观念的觉醒，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诗话的编撰原则、目的、方法，赋予其作为独立文体更为清晰的定位。这在诗话编撰的发展过程中，无疑是新的开拓。两宋之交可谓“诗话蜂出”的年代，今存者如吕本中《紫薇诗话》、许顗《彦周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朱弁《风月堂诗话》等皆为其中的佼佼者。
一、编撰原则“名义”上的确立
纵观北宋一朝的诗话编撰，从欧阳修“集以资闲谈”开始，就奠定了其笔记体的性质。在此后的发展中，陈师道《后山诗话》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范畴，王立之《王直方诗话》中大多条目具备了“版权意识”，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多次使用“互见法”处理同一素材，然而并没有改变诗话作为“文学笔记”的宿命，诗话作者对其的定位依然模糊。在编撰体例方面，虽然司马光的《续诗话》开创了“以人为纲”的模式，但在北宋后期的诗话中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继承和发展。而“以事为纲”也只零星出现在《临汉隐居诗话》、《西清诗话》中，并不足以形成固定模式供后人取法。宋室南渡之后，短短十数年间，诗话却有着井喷式的发展，不仅数量增多，尤为重要的是对诗话的本质有了明确的界定，这是诗学批评自我觉醒的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不管此时定位是否准确，至少它从“名义”上赋予了诗话与其他文体分庭抗礼的地位。
首次对诗话做出理论总结，并归纳其特征的是许顗的《彦周诗话》。他在序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1]许顗认为诗话编撰的五大要素为：辨句法，即讲求诗作之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备古今，即通论古今诗人、诗体、诗作之沿革；纪盛德，即记录品德高尚之人及其诗文；录异事，即记载异闻怪谈，人所罕知；正讹误，即考辨诗作之背景、典故、语词等，匡谬正讹。此外，又有所谓三不取，即“含讥讽，着过恶，诮纰缪”，意为不做恶意的攻击。
许顗当是对北宋以来的诗话作了细致的梳理，归纳出诸家的异同好尚，再加上自己对诗话本质的理解与感悟，才作出此一界定的。从诗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辨句法、备古今、正讹误”确实是其必备的要素，足以体现作者的才学识。而“纪盛德、录异事”则是“论诗及事”之必然。
《彦周诗话》的理论性比同时的其他诗话明显要强，这也是“辨句法”的努力孳乳而生的。北宋后期诗话，大体上是简单的就诗论诗、就法论法，到了《彦周诗话》，作者有意识地先标举出作诗理论，然后再引证作品加以评论、分析，颇有“作诗法门”的味道，如：
凡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垜死尸”。能如《猩猩毛笔》诗曰：“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又如“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絶交书”。精妙明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语反三隅也。[2]
古人文章，不可轻易，反复熟读，加意思索，庶几其见之。东坡《送安惇落第诗》云：“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仆尝以此语铭座右而书诸绅也。东坡在海外，方盛称柳柳州诗，后尝有人得罪过海，见黎子云秀才，说海外絶无书，适渠家有柳文，东坡日夕玩味。嗟乎，虽东坡观书，亦须着意研穷，方见用心处邪！[3]
诗有力量，犹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时，不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处，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鸣笳三四发，壮士惨不骄。”又《八哀》诗云：“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4]
以上三例皆是许顗对于诗文作法的理论指引以及佳作引证。分别通过引用黄庭坚名作《猩猩毛笔》《戏呈孔毅父》，讨论活用典故之法；借东坡日夕玩味柳文，告诫后生古人文章须反复熟读之理；拈出老杜《出塞》《八哀》之诗，论述诗有力量之难。诸如此类先提出诗学观点，再结合自己判断评论的条目，在《彦周诗话》中比比皆是，这说明作者对“辨句法”的重视。
深入“贯彻”此一原则，有大量篇幅细论造语用字、句法粗精的还数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如其所言：
诗中用双叠字易得句。如“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此李嘉祐诗也。王摩诘乃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摩诘四字下得最为穏切。若杜少陵“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搅离思花冥冥”，“无端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衮衮来”，则又妙不可言矣。[5]
此条论诗中用叠字之妙。王维在李嘉祐原诗上添“漠漠”、“阴阴”二叠字，虽似“窃文”，但在作者眼中却“最为稳切”，胜过原作远矣[6]。至于杜甫诗中屡用叠字，更是“妙不可言”，一一例举以供后人取法。《竹坡诗话》中还有“东莱蔡伯世作《杜少陵正异》”、“凡诗人作语”、“诗人造语用字”等条目皆论句法得失，可见“辨句法”在南渡之际已成为诗论家的共识。
相比“辨句法”而言，“备古今”的现象不是那么突出。在宋代前期三诗话中，取材主要还是围绕本朝诗人，而论及宋前诗作、诗人的条目不多。直到叶梦得、蔡絛等人的诗话中，才较多谈论六朝、唐五代的诗人作品。当然，北宋中后期以来对杜诗的普遍推崇是个例外，几乎所有诗话中都充斥着“尊杜”、“研杜”、“论杜”、“释杜”、“注杜”的元素。
首先，收录古今诗人佳作，使其不至于在流传过程中被淹没，自然是“备古今”最重要的表现。《竹坡诗话》对此尤为重视，云：
杜牧之尝为宣城幕，游泾溪水西寺，留二小诗。其一云：“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嵓楼阁风。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此诗今载集中。其一云：“三日去还住，一生焉再游。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楼。”此诗今榜壁间而集中不载，乃知前人好句零落多矣。[7]
唐才子中盛名如杜牧，也有好诗散落集外。周紫芝偶见杜牧二诗，知其一已不载集中，特地录入诗话。今检《樊川集》中实无此诗，其他选本、总集如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虽有收录，却较《竹坡诗话》为晚出，由此可知其“备古今”之必要。
再者，除记录轶诗外，谈论古今诗之异同沿革，则可视为“备古今”的“升级模式”。《彦周诗话》开篇提出作诗理论——“诗壮语易，苦语难，深思自知，不可以口舌辨”后，接下来数条皆论宋前诗人及其诗作，“先古后今”的编排原则非常明确，如谈送别意象之古今祖构：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以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知人，远上溪桥去。”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
后世诗文中的无数母体皆从《诗经》中产生，此条即为送别诗之祖。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到“惟见乌帽出复没”，用语下字不同，送别情深则一。
既然要“备古今”，意象探源便在所难免。诗人之间的才艺高低，借此便可了然。《竹坡诗话》中，此类内容也有不少，如：
白乐天《长恨歌》云：“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气韵之近俗也。东坡作送人小词云：“故将别语调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虽用乐天语，而别有一种风味。非点铁成黄金手，不能为此也。[8]
周紫芝将白居易和苏轼诗作对比，认为人人称颂的《长恨歌》名句，气韵近俗；而从此句化来的苏诗，却是点铁成金，洗却俗韵，别有一种风味。其所以有这样的评价，正是由于作者的主观带入感过强，通篇洋溢着对苏轼的尊崇之意，评价未免有失客观公允。平心而论，二诗各有其妙，白诗细腻，苏诗流丽，展现出了风格之异同。
宋诗主理，唐诗尚情，这已是后人的共识。相应地，宋人普遍具有的理性思辨精神运用到诗话中，便表现为耽于考证。从《王直方诗话》开始，“正讹误”逐渐成为诗话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魏泰、叶梦得、蔡絛皆有大量辨误的条目。到了南渡诸家诗话中，更是蔚然成风，故而许顗将其列为诗话五要素之一，并且身体力行，付诸笔端。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诗中的疑问常常保持严谨审慎的态度，避免作武断片面的考辨，而是有意存疑，留待后人判断。如：
五马事，无知者。陈正敏云：“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以谓州长建旟，作太守事。又《汉官仪》注驷马加左骖右騑，二千石有左骖，以为五马。然前辈杨刘李宋最号知僻事，岂不知读《汉官仪》注而疑之邪？故俱存之，不敢以为是，以俟后之知者。[9]
于“五马事”，似乎历来少有确解，陈正敏与《汉官仪》注皆是一家之言，故而仅列其说以待后世博洽者解答，表现了阙疑崇实之风。当然，针对那些有把握的讹误，许顗也直言无忌，一一予以辨析。如：
南齐羊侃性豪侈，舞人张静婉。腰围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杨柳枝》词云：“认得羊家静婉腰。”后人除却“家”字，只使羊静婉，误矣。[10]
许顗于此条中特别指出“羊家静婉”万不可误作“羊静婉”。宋人于诗中使事用典，往往为了别出心裁而腾挪变化，误用典故的现象便时有发生。即使高才如苏轼，亦有诗误用。如云：“懒卧元龙百尺楼。”典出《三国志》许汜与刘备谈论陈登（字元龙）语。原文中说“自卧百尺楼之上”的原是刘备，而非陈元龙，不知为何，苏轼竟然张冠李戴了。
当然，除《彦周诗话》外，《竹坡诗话》中“正讹误”之例也不在少数，而且周紫芝把辨误的视角扩展到了更广更新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对语词、典故、本事的考量。如：
有作陶渊明诗跋尾者，言渊明《读山海经》诗有“形夭无千岁，猛志固有在”之句，竟莫晓其意。后读《山海经》云：“刑天，兽名也，好衔干戚而舞。”乃知五字皆错。“形夭”乃是“刑天”，“无千岁”乃是“舞干戚”耳。如此乃与下句相协。传书误谬如此，不可不察也。[11]
此条探讨版本异文问题，虽是“正讹误”中新增加的内容，却于品藻、治学均十分重要。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在流传过程中，首句五字竟全部遭到“鲁鱼亥豕”之讹，面目全非。后经跋者揭出《山海经》中正文，陶诗原貌才得以恢复。故而周紫芝深深感叹道：“传书误谬如此，不可不察也！”为版本意识相对薄弱的宋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校勘实例。
北宋后期的诗话，“纪盛德”、“录异事”这两类内容已经大大减少，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而许顗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也许还是受了笔记的影响。
对于有“盛德”之人，诗话编撰者总是青眼有加，试图将其高洁之道德品性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
《彦周诗话》云：
司马公讳池，仁庙朝待制，温国文正公之父也。作《行色》诗云：“泠于波水淡于秋，逺陌初穷见渡头。赖得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又黄公讳庶，鲁直之父。作《大孤山》诗云：“银山巨浪独夫险，比干一片崔嵬心。”人传温公家旧有琉璃盏，为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纠录听温公区处。公判云：“玉爵弗挥，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宜恕于斯人。”又鲁直作诗，用事压韵，皆超妙出人意表，盖其传袭文章，种性如此。[12]
《紫薇诗话》云：
司马温公既辞枢密副使，名重天下，韩魏公元臣旧徳，倍加歆慕，在北门与温公书云：“多病寝剧，阙于修问。但闻执事以宗社生灵为意，屡以直言正论，开悟上听，恳辞枢弼，必冀感动，大忠大义，充塞天地，横絶古今，固与天下之人叹服归仰之不暇，非于纸笔一二可言也。”又书云：“音问罕逢，阙于致问。但与天下之人钦企高谊，间有执鞭忻慕之意，未尝少忘也。”又书云：“伏承被命，再领西台，在于高识，固有优游之乐，其如苍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郁郁也。”[13]
许顗提到了司马光、黄庭坚父子，录其父辈诗作之馀，更指出家学渊源的重要，这固然属于传统诗论的范畴。不过，文中另外一层含义便是要表彰司马光之“盛德”，通过记录官奴打碎琉璃盏之本事及判词，忠恕、大度的温公形象在诗话中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吕本中要“纪盛德”的同样是司马光，只是他没有正面着笔，亦无记录其只言片语，而是藉助韩琦的三封书信，既表彰了司马光的“大忠大义，横绝古今”，又抒发了天下臣民对其辞任枢密副使，退居西京御史台的遗憾与无奈。内容虽然充实，却并不符合诗话的撰写原则。
司马光（1019-1086）
如果说部分“纪盛德”的条目还能勉强算作“论诗及事”的话，那么大多数“录异事”条目似乎就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了。在许顗、周紫芝等人笔下，各种光怪陆离、荒唐怪诞的异事皆被引用记载，不知是否与时人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局限性有关？再者，两宋志怪小说发展繁荣，作品迭出，诗话作者们也许受此风气影响，故将一些和诗有关的天方夜谭式的异事作为素材，写入诗话。例如《彦周诗话》里引录了一件异事，作者竟信以为真：
元撰作《树萱录》，载有人入夫差墓中，见白居易、张籍、李贺、杜牧诸人赋诗，皆能记忆，句法亦各相似。最后老杜亦来赋诗，记其前四句云：“紫领寛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悲风有意摧林叶，落日无情下水滨。”嗟夫！若数君子者，皆不能脱然高蹈，犹为鬼邪？殊不可晓也。若以为元撰自造此词，则数公之诗尚可庶几，而少陵之四句，非元所能道也。[14]
此条引自《树萱录》，所载之事可谓匪夷所思。若以今人视角观之，似无辩驳的必要。然而在千年前的宋朝，不能否认大多数人相信鬼神的存在。特别是诗中之鬼，更加成为文人茶馀饭后的谈资。许顗在文中似乎还为此事的真实性进行辩驳，认为若白、张、李、小杜之诗，后人可伪造，而老杜之诗则非杜撰者所能道，由此自己也迷茫地说道“殊不可晓”。同样记载鬼诗的还有《竹坡诗话》：
东平王兴周为余言：“东平人有居竹间自号竹溪翁者，一夕，有鬼题诗竹间云：‘墓前古木号秋风，墓尾幽人万虑空。惟有诗魂销不得，夜深来访竹溪翁。’”世传鬼诗甚多，常疑其伪为，此诗传于兴周乡里，必不妄矣。鬼之能诗，是果然也[15]
此事作者闻之于东平人王兴周，有此“人证”，便可认定鬼诗不妄，并且加深了其对鬼诗存在的信念感，以至于在文末感叹道“鬼之能诗，是果然也”。上述二事之异便在于皆为世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诗话作者竟然认持认同态度，将“录异事”定为诗话之一端，这对当今的读者而言，似乎也是一件“异事”。
南渡诗话中，虽然只有许顗对诗话本体有过明确的定位，但其他诸如《竹坡诗话》《紫薇诗话》《风月堂诗话》《藏海诗话》的编撰原则大体与之相近，只是各自偏重点有所不同。那么，为什么说此一时期的诗话观念只是“名义”上的确立呢？这是因为诗话的发展也经历着曲折回还的复杂过程，不是每种作品都能沿着既定轨迹良性发展，时有与编撰原则不符的情况发生。再者，由于作者认知的局限和判断的失衡，才会提出“纪盛德”、“录异事”此类观点，明显与诗话的本质背道而驰，故而不当成为后世诗话发展过程中“实际”上的指导。总而言之，许顗提出的五点既是对北宋中后期以来诗话编撰的总结与反思，也为南宋后期诗话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基础，虽偶有考虑不成熟之处，却不得不承认这过渡阶段较为实用的理论指引。
二、编撰方法的沿袭和“曲折前进”
许顗在《彦周诗话》中所提出的五点，可以视为南渡诗话的宏观理论定位。如果从具体编撰方法来考察，不难发现与北宋后期诗话相比，既有沿袭也有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其编撰体例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历了“曲折前进”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南宋后期诗话的系统性、结构性又迈进了一步。
1、选本型诗话雏形
吕本中撰有《紫薇诗话》一卷，亦称《东莱诗话》，然其影响不及他已佚的《江西诗派宗派图》来得大。《宗派图》标举一祖三宗，即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下列二十馀人为宗派，“江西诗派”也由此正式得名，成为宋诗主流之一。两相对比，《紫薇诗话》的诗学理论极少，主要记录了吕氏家族、江西诗人及其亲友之诗歌和轶事。从编撰角度看，是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以存佚为目的[16]，品评、鉴赏、辨析相对较少，更像是后世“诗歌选本型”诗话的雏形。
此书录诗大体不出吕氏族人及其亲友、江西宗社诗人、苏门弟子三大群体。如开头十馀条依次选录了晁载之（苏门）、晁咏之（苏门）、高茂华（苏门）、汪革（江西诗派）、洪朋（江西诗派）、林敏功（江西诗派）、范仲温（其表叔）、吕知止（其从叔）、吕大有（其从叔）、赵才仲（其外弟）等人诗作。相较于《彦周诗话》《竹坡诗话》《风月堂诗话》的“辨句法”之精，《紫薇诗话》对于遣词造句的分析玩味，诗人技艺的高下品评并不深入，往往只是介绍性、引用性的总体评价。如：“杨念三丈道孚克一，吕氏重甥，张公文潜之甥也。少有才思，为舅所知。年十五时，在鄂渚作诗云：‘洞庭无风时，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兴，甚静蛟蜃穴。’[17]”
吕本中选录诗句时，虽不大涉及理论性、艺术性的品藻，却于诗人介绍、语词释义、诗作本事等着墨较多。如：
张先生子厚，与从祖子进同年进士也。张先生自登科不复仕，居毗陵。绍圣中，从祖自中书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数程，别后寄诗云：“篱鷃云鹏各有程，匆匆相别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笼底，共听萧萧夜雨声。”先生少有异才，多异梦，尝作梦录，记梦中事，予旧寳藏，今失之。先生梦中诗如“楚峡云娇宋玉愁，月明溪净印银钩。襄王定是思前梦，又抱霞衾上玉楼。”又“无限寒鸦冒雨飞”、“红树高高出粉墙”之句，殆不类人间人也。绍圣初，尝访祖父荥阳公于历阳，既归，乗小舟泝江至乌江，还书云：“今日江行，风浪际天，尝记往在京师作诗云：‘苦厌尘沙随马足，却思风浪拍船头’也。”[18]
此条是《紫薇诗话》中内容最为丰富的条目。作者在记张子厚三首诗的同时，穿插着对其生平的介绍，重点依然是张氏与吕氏族人的交往。而至于三诗如何精妙，子厚有何异才，却不是作者记录的关键。全书条目大多与此相同，故不再赘举。吕本中如此的编撰体例，很显然为选本性质的《竹庄诗话》《后村诗话》等奠定了基础，使其可以进一步将诗与诗话以互相印证的方式编排成卷，形成一种全新的体例，吕氏导夫先路不可没。
此外，在《彦周诗话》中，也有多条有诗无评之例，如“李义山赋云”、“杨炎歌云”等。然比《紫薇诗话》更进一步的是，许顗在载录之后往往会点明该诗妙在何处，明确提出收录标准。如以下两则：
晁无咎在崇宁间次李承之长短句，以吊承之，曰：“射虎山边寻旧迹，骑鲸海上追前约。便与江湖永相忘[19]，还堪乐。”不独用事的确，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离骚》，故特录之。
杨华既奔梁，元魏胡武灵后作《杨白华歌》，令宫人连臂踏足歌之，声甚凄断。柳子厚乐府云：“杨白华，风吹渡江水，坐令宫树无颜色，揺荡春心几千里。回看落日下长秋，哀歌未断城乌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絶唱也。魏旧歌云：“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落入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此辞亦自奇丽，录之以存古乐府题云。[20]
《彦周诗话》编撰的一大特点便是善于从诸多文献中提炼出其共性，而后再做简短说明，使读者能更好地领悟其编撰动机。在上述二例中，许顗认为晁无咎吊李承之词“不独用事的确，其指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离骚》，故特录之”，一针见血地点出诗评家录诗的标准。同样地，他分别收录胡武灵后、柳宗元的乐府诗《杨白华》，也是因为其作“奇丽”、“言婉而情深”符合选录原则。
2、按类编排的普遍运用
司马光《续诗话》开创了以人为纲、以事为纲的条目体例，而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则将此体例往前推进了一步。在以人为纲方面，有连续多条围绕同一人（韩愈）来写，似可视为《苕溪渔隐丛话》的雏形。在以事为纲方面，主要包括“诗祸”、“诙谐”两个门类，每个门类下，都连续有数条与此相关的条目。此一体例又为《诗话总龟》所承袭。然而，这样的编排方式并非大规模地运用于全书，直到南渡诗话中，才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成为诗话按类编排的过渡阶段。
从全书的卷帙编排来看，张表臣的《珊瑚钩诗话》以类相从的特点最为明显。是书篇幅不长，按类目的不同编为三卷，所涉及的内容芜杂，又爱炫耀己诗，最受后人指摘的是，作者本人对诗话一体的定位出现了混乱和偏差，若以诗话发展的眼光来衡量，这确实是一种退步。然而在体例的编排上，相比同期诗话而言，它却比较具有系统性。
《珊瑚钩诗话》开篇便是一段长长的诗学总论，从仲尼祖述尧舜，谈到欧苏作文自有步趋，提出“善学者当先量力，然后措词。未能祖述宪章，便欲超腾飞翥，多见其唶嚄而狼狈”的观点，纵横开阖，贯通古今，颇有以总论代序的味道。同样，在卷三末尾也有一段长篇大论，依次对风、雅、颂、赋、辞、铭、箴、歌、谣、等各式文体进行总结概括，揭示其特点与要义，具有较高的诗学理论意义，当可视为全书的结语。作者以两段宏观诗学论述相始终，似是有意为之，可以视为严羽《沧浪诗话》先声，有一定创新色彩。
从各卷条目体例来看，《珊瑚钩诗话》卷上几乎没有“论诗及事”的内容，大体以阐发诗学理论、品评诗人诗作为主，虽非字字精辟，但理论化趋势相对明显。如：
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练句，句中练字，乃得工耳。以气韵清高深眇者絶，以格力雅徤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痩，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锼为下。如杨大年西昆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谓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趍为下。如李长吉锦嚢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21]
以上两条论述皆从诗学理论入手，先提出作诗之法，评诗之则，再举出诗风与之有违的诗人加以反证。理论与诗评相结合，书中的亮点在此。遗憾的是，这样的体例在卷中、卷下不多，终究未能形成定式。
《珊瑚钩诗话》卷中开头的十馀条皆是对诗中名物、制度、文字、语词、音乐、风俗、器具的考证，看似以类相从，然而接下来记载的内容便变得杂乱无章了。出现了多条单纯记事而与诗无关的条目，如“余年十五时”、“靖康元年冬十一月”、“晁元升作《田直儒墓表》云”等等。卷下的编撰体例与卷中相类似，同样是在开头的数条中以杜甫为中心，对杜诗进行解读、串讲、辨析、释义。只可惜“以人为纲”的体例到这又再次戛然而止，以下的条目便是各类杂记，或录异事，或论史事，间有论诗评诗之语，更像是回到了宋笔记的老路上来。最引人发笑的是，书中多处以炫耀己作为能事，自赏自怜，而在编排上又毫无章法，散见于三卷之中。
整体而言，《珊瑚钩诗话》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同时又有复杂的取材倾向，说明了作者对诗话观念认识的模糊。不过此书的整体卷帙编排、部分条目的撰写体例，确实也有一定可取之处，不能一笔抹杀。
另外，南渡时期的其他诗话，对“以人为纲”和“以事为纲”也有承袭和发展。《彦周诗话》开篇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至“诗人写人物态度”的十馀条，所论皆为宋前诗人、诗作。此后“以人为纲”开始出现普遍化倾向，作者有意识地将记载同一诗人的不同条目编排在一起，如陶渊明、鲍照、高秀实等人即是如此。不过诸如杜甫、苏轼、王安石等诗话“主角”依然散见于书中，并没有合并起来。至于“以事为纲”，在《竹坡诗话》中表现得也非常突出，前后出现了“集句”、“诗谶”、“志怪”、“尊苏”、“练字”等几个大的主题，比起北宋后期诗话，记载的门类大大增多，不当再视为偶然现象。
3、主观经验带入明显增多
在北宋后期诗话中，《王直方诗话》出现了不少王立之与其记载对象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不过模式都相对简单，常以“某人为余言”、“余在某处见”之类的面貌出现。而南渡诗话中，却普遍存在著作者谈及自己的经验感受，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带入感增多的现象。最为常见的模式便是记录下作者本人在不同阶段对诗作不同的理解感悟。在许顗笔下，还擅长从这种感悟中，提炼出诗学见解，如：
仆年十七岁时，先大夫为江东漕，李端叔、高秀实皆父执也。适在金陵，二公游蒋山，仆虽年少，数从杖屦之后。在定林说元微之诗，引事当有出处，屈曲隠奥，高秀实皆能言之，仆不觉自失。因思古人读书多，出语皆有来处，前辈亦读书多，能知之也。[22]
像高秀实这样的诗人，在当时虽也颇有诗名，可惜文集不传，以至于后人对他们的了解仅仅局限于各种诗话、类书的记载。他是许顗的父执辈，在蒋山讲论元稹诗之典故、句法，不仅使之自觉腹俭，还深深领悟到作诗、赏诗的要领在于“读书多”、“出语有来处”。《竹坡诗话》中也记载了一条与蒋山有关的条目：
余顷年游蒋山，夜上宝公塔,时天巳昏黑，而月犹未出，前临大江，下视佛屋峥嵘，时闻风铃铿然有声，忽记杜少陵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恍然如己语也。又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唯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晩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唯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作诗正欲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也。[23]
相比起北宋诗话单纯引录、评论前人诗句，南渡诗话中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写入诗话中的现象普遍增多。如此条所载，周紫芝在特定的情境中，对杜诗之妙的感悟也更加深刻。通过自身与杜诗之间产生的“良性互动”，作者提出“作诗正欲写所见耳，不必过为奇险”的作诗原则，似乎更具有说服力。
除了结合自己的经验感悟撰写诗话之外，主观带入感增多的另一种表现模式便是大规模地收录己作，炫耀自矜，这在《珊瑚钩诗话》中表现最为明显。正如《诗话概说》所言：“在全书七十馀则中，竟有二十馀处录引自己的诗文，又多述与名流赠和之作以自重。然而其诗颇不足取，如‘射飞何必捐金弹，抵鹊虚烦用夜光。切玉昆吾宁㓨豕，㫁蛟干越岂刲羊’，刻意堆垛典故，可谓‘破碎雕锼’特甚，与其所论殊不相称。[24]”
张表臣炫耀己作的方式或直接，或含蓄，往往通过与他人诗作对比，兼借名流之口誉扬自己，最终“图穷匕见”，达到炫耀的目的。如：
王临川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此与杜诗“见轻吹鸟毳，随意数花须”命意何异？予诗云：“云移鸟灭没，风霁蝶飞翻。”此与东坡“飞鸿群往，白鸟孤没”作语何异？兹可为知者道，不可与愚者说也。[25]
通过王诗与杜诗、己诗与苏诗的对比，张表臣显然将自己置身于一流大家之列。惟恐他人不识己诗之妙，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兹可为知者道，不可与愚者说”。自视之高，适足引人嘲笑。同时，借他人之口标榜自己之例，也不在少数，如：
客有献李卫公以古木者，云：“有异。”公命剖之，作琵琶槽，其文自然成白鸽。予尝语晁次膺曰：“公《緑头鸭琵琶词》诚妙絶，盖自‘晓风残月’之后，始有移船出塞之曲，然某亦曾有一诗。”公曰：“云何？”曰：“白鸽潜来入紫槽，朱鸾飞去唳青霄。江边塞上情何限，瀛府霓裳曲再调。漫道灵妃鼔瑶瑟，虚传仙子弄云璬。小怜破得春风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诗亦不恶。”[26]
作为晚辈，张表臣十分看重晁次膺这样的词坛大家对他的评价。从此条记载来看，作者在吹捧晁词之后，便见缝插针地卖弄了自己的诗作。晁次膺仅仅只说了一句“诗亦不恶”，明显没有太多的激赏，而张表臣似也将其当作炫耀的资本，正式录入诗话。
《珊瑚钩诗话》中还有不少径录己诗，不加评论之处。如“武侯创八阵图与木牛流马法”、“余暇日曾作《酒具诗》三十首”，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便是“硬广”。幸好这在诗话的发展阶段中，并非主流现象。
略晚于《珊瑚钩诗话》的《环溪诗话》（吴沆撰）竟也延续了此等炫耀之风，通篇征引己诗，成为又一部诗话界的“奇葩”。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就嘲笑过他：“南北宋之交的吴沆《环溪诗话》是部奇特的著作，因为它主要是标榜作者自己的诗。也许他非得自赞不可，因为那些诗的妙处实在看不出来。[27]”此段妙评，读来令人解颐。
南渡诗话是诗话之体自我“觉醒”的萌芽期，在编撰原则、体例、方法等方面都较北宋诗话有着较大的发展。到了孝宗朝后期，诗话的观念得到进一步的确立，编撰逐渐具备了系统性，如葛立方《韵语阳秋》便是杰出的代表。其他如黄彻《䂬溪诗话》、吴可《藏海诗话》、曾季狸《艇斋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吴聿《观林诗话》等，其系统性虽不十分明显，然皆有自身特点。而同期的张戒《岁寒堂诗话》与上述作品皆不相同，是书以阐发诗学理论为主，彻底摆脱了笔记体的性质，这是编撰机制所发生的质的变化，诗话从此走上了一条异乎前人且日趋成熟的道路。
注释：
[1]许顗《彦周诗话》，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78页。按：《百川学海》本序后有“建炎戊申六月初吉日，襄邑许顗序”十四字，可证书成于南宋建炎二年。
[2]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379页。
[3]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383页。
[4]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388页。
[5]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49页。
[6]按：关于王窃李诗，宋人为王维辩诬者甚多，其中以叶梦得《石林诗话》最具代表性。其文云：“唐人记‘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为李嘉祐诗，王摩诘窃取之，非也。此两句好处正好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一号令之，精彩数倍。不然如嘉佑本句，但是咏景耳，人皆可到。”而胡应麟《诗薮》卷五则以时代先后辨之，谓王维乃盛唐人，而嘉祐为中唐人，其承袭关系不言而喻。
[7]同上。
[8]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46页。
[9]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96页。
[10]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95页。
[11]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42页。按：此条亦见于曾季狸《艇斋诗话》，所谓作跋尾者即其伯祖曾纮（字伯容）。
[12]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97页。
[13]吕本中《紫薇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72页。
[14]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91-392页。
[15]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46页。
[16]按：《紫薇诗话》云：“宣和末，林子仁敏公寄夏均父倪诗云：‘尝忆他年接绪馀，饶三落托我迂疎。溪桥几换风前柳，僧壁今留醉后书。’忘记下四句。饶三，徳操也。”吕本中并未评论此诗，只是单纯记录。其中“忘记下四句”一句似可作为反证，说明其录诗主要为了存佚。
[17]吕本中《紫薇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66页。
[18]吕本中《紫薇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62页。
[19]按：据《晁无咎词》，“便与江湖永相忘”，当作“便江湖与世永相忘”，《紫薇诗话》引文误。
[20]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99页。
[21]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历代诗话》本，第455页。
[22]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88-389页。
[23]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第343页。
[24]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64页。
[25]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历代诗话》本，第464页。
[26]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历代诗话》本，第473页。
[27]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