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图鲁释义
巴图鲁：蒙古语，义为“勇士”、“英雄”。较早见于明朝人宋濂所修《元史/志第四十七/兵二》：“……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元史》第8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2525页。]《元史/列传第四十九/刘国杰》又云：“……霸都，华言敢勇之士也。”[《元史》第13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3808页。]阅读清史书籍，观看清朝影视剧，常常会遇见“巴图鲁”一词，那么清朝到底有多少个巴图鲁，时至今日，没有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故本文依据《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史籍，拟对清朝的巴图鲁做一个盘点。（说明：《清实录》依据的版本为：中华书局，共60册，1985-1987年。《清史列传》依据的版本为：中华书局，共20册，1987年。《清史稿》依据的版本为：中华书局，共48册，1977年。）
1、盘点清朝立国前后的巴图鲁
《清实录》第一册为《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数为1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图鲁7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6人，有五人与《太祖高皇帝实录》重复：代善、舒尔哈齐、穆尔哈齐、褚英、额亦都，故以1人计入：本科里。在《清史稿》里可找到10人，有八人与《太祖高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礼敦、穆尔哈齐、舒尔哈齐、褚英、代善、额亦都、安费扬古、本科里，故以2人计入：喀喇、穆可谭。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天命年间的巴图鲁10人。
《清实录》第二册为《太宗文皇帝实录》，卷数为65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图鲁100人，其中崇德四年（1639年）九月乙卯日“叙随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征山东克城功，授孙达理（礼）等八十三人官职有差，赐号巴图鲁。”[《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5，崇德四年九月乙卯， 第644页。]可惜《太宗文皇帝实录》未能详细列出其余八十二人姓名。在《清史稿/太宗本纪二》中也有相同的记载，亦未列出其余八十二人的姓名。[ 《清史稿》卷3《太宗本纪二》。]崇德四年（1639年）九月乙卯日以前赐号巴图鲁者17人。在《清史列传》中可找到巴图鲁6人，有三人与《太宗文皇帝实录》重复：准塔、褚库、鳌拜，有两人属于崇德四年九月乙卯日赐号：根特、武达禅，故以1人计入：顾纳禅。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20人，有十一人与《太宗文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劳萨、图鲁什、萨木哈图、鄂（俄）莫克图、孙达哩（理）、吴巴海、准塔、褚库、鳌拜、武达禅、顾纳禅，有三人属于崇德四年九月乙卯日赐号：根特、多克索里、达理善，故以6人计入：洛多欢、喀克都哩、阿拜岱、苏鲁迈、坤、路什。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天聪、崇德年间的巴图鲁107人。
《清实录》第三册为《世祖章皇帝实录》，卷数为144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图鲁82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0人。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4人，有两人与《世祖章皇帝实录》重复：多尼喀、沙纳哈，故以2人计入：觉善、沃申。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顺治朝的巴图鲁84人。
《清实录》第三、四、五册为《圣祖仁皇帝实录》，卷数为30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图鲁0人。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均未找到属于康熙朝的巴图鲁。在三书中未能找到属于康熙朝的巴图鲁。
其实康熙皇帝执政六十一年，平三藩、收台湾、两次北征雅克萨、三次亲征噶尔丹……可谓武功烂漫，不知为何他不给下属赐号巴图鲁。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里康熙那个桥段：“第一巴图鲁？哈哈哈……！朕一生封了多少人为巴图鲁，却还是第一次听人家说我是巴图鲁，而且是第一巴图鲁……？”则只可视为小说家之笔而非史家之笔。
《清实录》第七、八册为《世宗宪皇帝实录》，卷数为159卷。其中可找到巴图鲁3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0人。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1人，且与《世宗宪皇帝实录》重复：策棱（凌）。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雍正朝的巴图鲁3人。
《清实录》从第九册到第二十七册为《高宗纯皇帝实录》，卷数为150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图鲁270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17人，有九人与《高宗纯皇帝实录》重复：阿玉锡、额勒登额、海兰察、舒亮、鄂辉、花连布、额勒登保、赛冲阿、杨遇春，故以8人计入：巴灵阿、明瑞、海禄、普尔普、福康安、乌什哈达、德楞泰、国兴。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73人，有三十八人与《高宗纯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本进忠、诺尔本、巴灵阿、蔡攀龙、普吉保、鄂辉、舒亮、柴大纪、福康安、海兰察、普尔普、海禄、乌什哈达、瑚尼勒图、敖成、岱森保、珠尔杭阿、哲森保、曹顺、科玛、佛伦泰、玛尔占、国兴、许世亨、张朝龙、花连布、额勒登保、德楞泰、庆成、杨遇春、温春、桑吉斯塔尔、穆维、施缙、袁国璜、安禄、阿尔萨朗、常明，故以35人计入：车布登扎布、端济布、齐里克齐、梁朝桂、奎林、珠勒格德、额森特、五岱、成德、官达色、图钦保、木塔尔、翁果尔海、阿尔素纳、达兰泰、萨尔吉岱、常禄保、库勒德、穆哈纳、巴西萨、扎拉丰阿、观音保、台斐英阿、阿满泰、色尔滚、苏尔慎、阿哈保、纶布春、格布舍、朱射斗、宋延清、达三泰、西津泰、和兴额、祃木特。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乾隆朝的巴图鲁313人。
《清实录》从第二十八册到第三十二册为《仁宗睿皇帝实录》，卷数为374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图鲁191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15人，有八人与《仁宗睿皇帝实录》重复：马瑜、薛大烈、桂涵、穆克登布、胡超、齐慎、罗思举、祝廷彪，故以7人计入：高杞、武隆阿、舒尔哈善、杨芳、段永福、唐际盛、达洪阿。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21人，有十七人与《仁宗睿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许文谟、富志那、罗思举、桂涵、札克塔尔、马瑜、蒲尚佐、薛大烈、罗声皋、王文雄、穆克登布、诸神保、特依顺保、杨芳、胡超、齐慎、舒尔哈善，故以4人计入：祝廷彪、赛冲阿、哈哴阿、董宁川。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嘉庆朝的巴图鲁至少202人。
《清实录》从第三十三册到第三十九册为《宣宗成皇帝实录》，卷数为476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图鲁85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9人，有四人与《宣宗成皇帝实录》重复：刘允孝、关天培、双福、杨昌泗，故以5人计入：张必禄、王锡鹏、向荣、邓绍良、陈金绶。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13人，有八人与《宣宗成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郭继昌、段永福、达洪阿、关天培、王锡鹏、曾胜、双福、陈金绶，故以5人计入：哈丰阿、阿木穣、双来、王德才、秦定三。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道光朝的巴图鲁至少95人。
《清实录》从第四十册到第四十四册为《文宗显皇帝实录》，卷数为356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图鲁542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68人，有四十一人与《文宗显皇帝实录》重复：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吉尔杭阿、李孟群、善禄、绵洵、乐善、鞠殿华、常禄、褚克昌、瑞麟、胜保、李续宜、赵景贤、托明阿、舒保、关保、德兴阿、江忠义、林文察、高连升、郑魁士、刘长佑、都兴阿、金顺、周盛波、鲍超、江长贵、吴全美、方耀、李朝斌、罗孝连、雷正绾、唐友耕、张得胜、冯子材、萧庆衍、萧启江、王鑫、李元度，故以27人计入：和春、张国梁、塔齐布、曾格林沁、蒋益沣、袁甲三、周天受、王凌、饶廷选、刘松山、黄开榜、熊天喜、李臣典、石清吉、袁保恒、杨岳斌、张耀、吴长庆、傅振彪、陈国瑞、曾国荃、沙克都林扎布、刘岳昭、郭松林、萧浮泗、陶茂林、王德榜。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116人，有八十五人与《文宗显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瑞麟、吉尔杭阿、李孟群、赵景贤、向荣、和春、张国梁、邓绍良、周天受、周天培、绕廷选、文瑞、张玉良、刘季三、瞿腾龙、虎坤元、胜保、德兴阿、增格林沁、苏克金、史荣椿、乐善、江忠源、江忠信、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刘腾鸿、蒋益沣、塔齐布、毕金科、鲍超、唐仁廉、刘松山、杨岳斌、王明山、曾国荃、李臣典、萧浮泗、朱南桂、萧庆衍、王吉、李成谋、李朝斌、都兴阿、福兴、富明阿、舒保、滕家胜、关保、袁甲三、袁宝恒、刘长佑、刘岳昭、田兴恕、郑魁士、邱联恩、黄开榜、江忠义、周宽世、林文察、赵德光、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胡中和、何胜必、唐友耕、郭松林、萧启江、张运兰、唐训方、李元度、朱善张、善庆、张曜、金顺、方耀、冯子材、王德榜、黄金友、毛克宽、田兴奇、田兴胜，故以31人计入：王锦绣、洁纯、金光箸、戴文英、舒通额、恒龄、何建鳌、谭胜达、杨明海、曾贞幹、朱洪章、刘连捷、彭毓橘、张诗日、罗逢元、李祥和、黄翼升、西凌阿、伊兴阿、韩超、傅振邦、陈国瑞、萧庆高、李辉武、穆图善、李南华、李得胜、杜嘎尔、萧得龙、宋庆、曹仁美。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咸丰朝的巴图鲁至少600人。
《清实录》从第四十五册到第五十一册为《穆宗毅皇帝实录》，卷数为374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图鲁4862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50人，有四十二人与《穆宗毅皇帝实录》重复：程学启、张树珊、唐殿魁、谭国泰、张树声、刘典、潘鼎新、魁玉、穆图善、英翰、周盛传、刘厚基、郑国魁、杨玉科、岑毓英、刘锦棠、谭上连、刘铭传、孙开华、周达武、谭拔萃、郭宝昌、邓安邦、徐占彪、徐邦道、刘连捷、刘秉璋、聂士成、黄万鹏、马如龙、欧阳利见、席宝田、宋庆、罗荣光、余虎恩、杨岐珍、郝长庆、马玉昆、牛允诚、苏元春、段起、曾纪凤，故以8人计入：余际昌、依克唐阿、黄翼生、刘明鐙、闪殿奎、郑崇义、王孝琪、王寿昌。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94人。有一人重复：张树屏分别出现在册40卷416列传203、册41卷447列传234，故实际上有93人，有八十四人与《穆宗毅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刘坤一、吴宗国、丁义方、吴家榜、江福山、刘培元、程学启、郑国魁、刘铭传、张树珊、张树屏、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吴长庆、岑毓英、岑毓宝、席宝田、英翰、郭宝昌、石清吉、余际昌、张文德、周达武、李长乐、杨鼎勋、唐殿魁、唐定奎、滕嗣武、骆国忠、陈湜、张树声、张树屏、刘秉璋、陈士杰、史念祖、段起、丁寿昌、额尔庆额、刘锦棠、刘典、邓增、托云布、张俊、黄万鹏、余虎恩、桂锡桢、方友升、马如龙、和耀曾、杨玉科、夏毓秀、何秀林、杨国发、张保和、蒋东才、刘廷、李承先、牛师韩、曹德庆、郑绍忠、邓安邦、唐炯、王孝琪、陈嘉、蒋宗汉、苏云春、马盛治、张春发、覃修纲、孙开华、苏得胜、章高元、欧阳利见、徐邦道、马玉昆、依克唐阿、丁汝昌、叶志超、聂士成、罗荣光、黄鼎、蔡东祥、杨元、鲁如皋，故以9人计入：吴维寿、富勒铭额、夏辛酉、金运昌、吕本元、长顺、杨让梨、邓子垣、陈忠德。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同治朝的巴图鲁4859人。
《清实录》从第五十二到五十九册为《德宗景皇帝实录》，卷数为597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图鲁512人。在《清史列传》里可找到巴图鲁10人：有六人与《德宗景皇帝实录》重复：色楞额、左宝贵、吴育仁、马维骐、袁垚龄、夏敬颐，故以4人计入：刘步蟾、夏辛酉、叶祖珪、丰升阿。在《清史稿》里可找到巴图鲁13人：有六人与《德宗景皇帝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马维骐、左宝贵、刘步蟾、刘永福、张勋、张彪，故以7人计入：董福祥、果权、黄履高、邓世昌、林曾泰、唐景崧、赵元铭。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光绪朝的巴图鲁至少523人。
《清实录》第六十册为《宣统政纪》，卷数为7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图鲁至少39人。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均未找到属于宣统朝的巴图鲁。
三书合计可找到属于宣统朝的巴图鲁至少39人。
60册《清实录》至少有巴图鲁6673人。20册《清史列传》有巴图鲁181人，与《清实录》重复者120人，故以61人计入。48册《清史稿》有巴图鲁363人，与《清实录》或《清史列传》重复者262人，故以101人计入。三书合计至少有巴图鲁6835人。其中同治一朝至少有巴图鲁4879人，约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此为本文拟题“盘点清朝同治年间的巴图鲁”的原因之一。
2、同治年间的巴图鲁
关于同治年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芮玛丽著有《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一书。在这本书的再版序言里，芮玛丽写道：“同治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期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美）芮玛丽：《同治中兴》，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其实，在这十三年里，中华民族依然是内忧外患，国内战事不断，只是欧美列强包括日本倘未开始大规模武装入侵华夏而已。
先讲外患：据法学家王铁崖先生主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中罗列的条约，属于同治年间的就有四十七个[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目录。]。后果严重者主要有二：1864年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1874年与日本签订的《北京专条》。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通过武装入侵、筑堡移民等手段，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早在1860年，沙俄就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中国的卡伦指为分界标志，从而为更多地割占中国领土制造了所谓“根据”。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自1862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与俄国全权代表在塔尔巴哈台开始勘分中俄西界的谈判。谈判前，俄方拟定了与《中俄北京条约》边界条款的规定不相符的“国界草案”及分界地图，将更多的中国地方指为俄有。同时，实行“以实际占领支持外交要求”的策略，出兵占领“国界草案”中俄国所要的山隘、要津，造成既成事实。谈判开始后，俄方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中方代表明谊据理驳斥，未予同意。谈判进入僵局。1863年3月下旬起，俄军向中国西部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科布多、斋桑淖尔、伊犁等军事要地。
1864年5月，俄军乘新疆回民反清起义之际，继续入侵中国西部地区。迫于形势，中方代表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俄方代表于1864年10月7日在塔尔巴哈台签署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并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通过该条约和其后签订的三个子约，沙俄割占了中国西北部边疆约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连被《中俄北京条约》列为国界的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也被划入了俄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汇要》， 民主法治出版社， 1996年，第 120-121页。]
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1871年。两国签订《修好条规》，正式建立了国家关系。就在这时，日军已在策划侵略中国。当时日本刚开始明治维新，对外要“开疆拓土”的首要目标就是琉球和台湾，琉球自1372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朝贡国。在清代，它每两年纳贡一次，长期与清朝保持宗藩关系，又被日本的萨摩藩视为属国。1871年11月，发生琉球船民事件。1873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借《中日修好条规》换约之机，就琉球船民事件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并狡辩说台湾东部“土番”之地不是中国领土，1874年，日军进犯台湾东部地区，台东沦陷。清廷从英国人威妥玛处得知日本侵台消息后，立即警告日本，要求日本方面撤兵，但是日本人仍然在我台东地区作威作福，而且还扬言要攻取西部地区。清政府一面向日本质问，一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处理日本侵台事件。英国也对日本用兵台湾表示不满。日本武力侵台遭到很多困难，只好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1874年8月，日本政府任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交涉。后经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10月30日，双方达成协议。31日清朝总理衙门大臣共10人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中日北京专条》共3款及“会议凭单”一件。主要内容有：承认日本派兵侵台是“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被害难民之家，中国给抚恤银10万两。“又日本退兵在台地方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四十万。”合计五十万两白银。驻日本的英国公使巴夏礼爵士对此事作了讽刺性的描述：中国心甘情愿地对它受的侵略付出报酬。[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也就是默认了琉球民为日本国民，是中国方面对日本妥协的结果。而日本却借机加紧了对琉球的侵略，最终在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随后改琉球为冲绳县，自此中国便永远地失去了琉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汇要》， 民主法治出版社， 1996年，第 126-127页。]
再谈内忧，在《中国历代战争年表》里可找到下列战争：
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太平天国攻克宁波、杭州之战，鲁西八卦教之战，金钱会起义。
1862年（同治元年）：太平天国第二次进攻上海之战，太平天国远征西北之战，太平天国天京解围之战，台湾戴万生起义，陕西回民任武起义，贵州侗族起义天柱九龙山之战。
1863年（同治二年）：太平天国攻清军绍兴之战，太平天国石达开三路攻川之战，清军攻太平军占苏州之战，清军消灭苗沛霖之战，清军攻太平军占嘉兴、杭州之战，清军攻太平军占常州之战，捻军起义雉河集之战，宋景诗起义，陕西回民起义同州之战，甘肃、青海回民起义反清之战。
1864年（同治三年）：清军攻占太平天国天京之战，西北太平军东下鄂东之战，新疆回族反清之战，天京失守后太平军在赣、闽、粤地区之战，清军攻兰大顺盩厔之战，贵州侗族起义江口屯之战。
1865年（同治四年 ）：捻军起义高楼寨之战。
1866年（同治五年）：捻军起义突破清军河防之战，贵州号军起义荆竹园之战。
1867年（同治六年 ）；张秀眉起义黄飘、乌鸦坡之战，清军镇压黔西起义军之战，西捻军与湘军灞桥、十里坡之战，东捻军安陆、尹隆河之战，东捻军运河以东之战，西捻军渭北、陕北之战，云南回民起义军杜文秀东征之战。
1868年（同治七年）：西捻军黄河以北之战，贵州张秀眉起义黄飘、乌鸦坡之战，贵州号军起义上大平之战。
1869年（同治八年）：甘肃回民马仕龙起义金积堡之战。
1871年（同治十年）：甘肃回民马占鳌起义河州之战，云南回民起义大理保卫战。
1872年（同治十一年）：甘肃回民起义西宁之战。
1873年 （同治十二年）：甘肃回民起义肃州之战。
1874年 （同治十三年）：台湾人民抗日之战。[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下册，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537-570页。]
翻看《清实录》，似乎还应该包括清军追剿东北马匪之战，广东客土大械斗等等。当时的神州可谓四海糜烂生灵涂炭，大清王朝没有亡国，与这四千八百多个巴图鲁不无关系！简列如下：1864年（同治三年），清军攻占太平天国天京之后，清廷分别于1864年（同治三年）六月戊戌日赏43人巴图鲁号，八月己卯日赏96人巴图鲁号，十一月甲子日赏26人巴图鲁号，十二月己巳日赏6人巴图鲁号，1865年（同治四年）四月丁卯日赏39人巴图鲁号。1871年（同治十年）十月庚申日“以甘肃荡平金积堡，肃清宁夏灵州出力，”赏201人巴图鲁号，为清廷一日之内赏巴图鲁号最多者。[ 《穆宗毅皇帝实录》卷107，同治三年六月戊戌，第367页；卷113，同治三年八月己卯，第506页；卷122，同治三年十一月甲子，第690页；卷123，同治三年十二月己巳，第702页；卷135，同治四年四月丁卯，第176-177页；卷321，同治十年十月庚申，第248-249页。]因平定捻军起义以及其他战事赏巴图鲁号者，则散见于374卷《穆宗毅皇帝实录》而举不胜举。3、赐号、夺号、复号、换号、晋号
对于赐号、夺号、复号问题，较早见于准塔传。
准塔，满洲正白旗人，姓佟佳氏，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之一扈尔汉的第四个儿子。崇德二年，跟随后金武英郡王阿济格出征明朝皮岛，（皮岛今属朝鲜，在鸭绿江口东之朝鲜湾，也称东江）准塔与鳌拜率先登岛。战后叙论战功，被超等授与三等男爵，赐“巴图鲁”号。第二年，随清军出征明朝山东，与都统叶克舒等带兵进攻孟家台，因为调度失宜，致使手下士卒伤亡过重，而且诳称亲自率五人突入明军重围，而后又冲出敌阵，战后被查实论罪，被革除“巴图鲁”名号，降为一等轻车都尉，准塔出银赎罪。崇德十二年，又被派带兵镇守锦州。顺治二年正月，又率右翼兵跟随饶余郡王阿巴泰再次出征明朝山东，参与平定沿途郡县，南下直趋江南。战后叙论战功，晋升三等子爵，又被赐“巴图鲁”号。[ 《清史列传》卷4《准塔》，第210页。]在清朝人物传记中还有同一个人被多次赏巴图鲁号的现象，以汉人苏元春和旗人英翰为代表。介绍如下：
苏元春，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人。其父苏保德，是廪膳生员，后为永安团练总头目。咸丰元年（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陷永安城，苏保德率乡团与太平军巷战，被杀。当时苏元春只有8岁，随继母梁氏到乡下避难。后投入广西天地会张高友部。张高友败亡以后，苏元春先是接受地方官府的招安，旋即辗转投入湘军席宝田部。同治六年（1867年），苏元春领部分湘军，攻陷贵州苗民起义军的荆竹园，被清廷赏给健勇巴图鲁名号。后来又因为攻占苗军的重要据点——寨头，奉旨免补参将（正三品），直接提升为副将（从二品），并加总兵（正二品）衔，赏换锐勇巴图鲁名号。八年（1869年）三月，贵州提督荣惟善等在黄飘之战中阵亡，苏元春因为援救不力被革职。九月，又因领兵将贵州起义军平塘坡、平扒、巫门等要卡次第扫荡，官复原职，并赏还花翎、勇号。九年（1870年）三月 ，因战功，奉旨赏换法什尚阿巴图鲁名号。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人袭扰越南，中法战争开始。十一年（1885年）苏元春在老将冯子材的指挥下，与陈嘉、王孝祺、王德榜、蒋宗汉、方有升等人带领清军在中越边境与法军殊死作战。战后，光绪帝下诏，因苏元春屡获大胜，调度有方，由骑都尉世职改为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并再赏给额尔德蒙额巴图鲁名号。他一个人被四次赏巴图鲁号，前两次勇号前加汉字，后两次勇号前加清字。[ 《清史列传》卷63《苏元春》，第5016页。]
英翰，字西林，萨尔图氏，满洲正红旗人。道光二十九年考中举人。咸丰年间任职安徽。同治二年（1863年），参与镇压捻军起义，因参与围剿擒杀苗沛霖被赐号格洪额巴图鲁。同治三年（1864年），参与围剿西捻军陈得才所部，因“请奖冒滥”，被夺勇号，降五级留任。后捻军头领陈得才兵败仰药自尽，英翰与郭宝昌受命招降捻军余众。战后论功，英翰复赐号铿僧额巴图鲁，提升为安徽布政使。同治四年（1865年），捻军从河南东进山东，僧格林沁战死，捻军乘胜大举南下进攻安徽，英翰与道员史念祖等人率领清军坚守雉河集长达四十五天，后与清军援兵内外夹击，捻军解围而去，晋号达春巴图鲁。他一个人三次被赏号巴图鲁，前两次号前加清字，后一次号前加汉字，真不知是哪种巴图鲁更有含金量。[ 《清史稿》卷425《英翰》，第12224页。]
4、同治年间巴图鲁的特例
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己丑日，“上（皇太极）集诸贝勒大臣，论克遵化城功，分别升赏：……伊拜牛录下萨木哈图，先八旗兵登城，上召至御前，亲酌以金巵，以白身授为备御，子孙世袭不替。有过失，俱行赦免，家贫即周恤之，赐号巴图鲁，赐驼一、蟒缎一、缎十九、布二百、马十、牛十……”[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天聪三年十一月己丑。]可见出身白丁的萨木哈图不但有巴图鲁号，还有政治待遇、经济实惠甚至于惠及子孙。到了顺治年间，被赐号巴图鲁者，出身也大多为“白身”或“闲散”。到乾隆年间，除赐号巴图鲁、图形紫光阁、提升官职外，还“照例赏银一百两”。对于“照例”二字，笔者不知清廷到底按照什么“例”，在清朝官修的政书里，未能发现巴图鲁的相关章程，只能在清末民初刘锦藻所撰的《皇朝续文献通考》中发现零星记录，其《职官考/世职/附巴图鲁》条目，对于为什么给某些人赐号巴图鲁也语焉未详，故舍而弃之。对此问题，只能有待于知之者。
到了嘉庆年间以后，在《清实录》中再很难发现给巴图鲁赏赐牛羊、绸缎、白银的记录，这与当时战争频仍、国库空虚不无关系，同治年间自不待言。同治年间巴图鲁的出身绝大多数为武官，也有少数文官，出身披甲者只有一人——塔玛海，披甲在清朝的社会地位只比奴隶稍高，可算作同治朝巴图鲁的特例之一。
特例之二是还有两个外国人也被赏号巴图鲁。
同治三年四月甲申，“以克复江苏常州府城，赏提督张树珊、总兵官陈忠德、易用刚、郑国魁一品封典，总兵官徐得胜、毕乃尔、副将朱联升、韩殿甲、彭连升、郑龙彪、参将刘朝干、覃洪升、罗荣光、骆金荣、陶位中、朱宝元、游击曾明魁、李长乐、舒义志、邓明远、郑国榜、宋云龙、都司刘玉龙巴图鲁名号，知县史书青以知州用并赏花翎，守备廖德旺等蓝翎。余加衔升叙开复有差。”[ 《穆宗毅皇帝实录》卷100，同治三年四月甲申。]同治十二年六月庚午，“以贵州克复清平等城并攻拔贼巢出力，赏总兵官陈玉堃一品封典，总兵官左启龙、谭金魁、朱达雄、邓少云、黄鹤生、谭定光、黎顺廉、副将邓德俊、刘复礼、文益照、颜炳文、参将马占奎、洋将麦士尼（字）为能巴图鲁名号，知府许大纶、参将向忠等、花翎，知州谢泰阶等、蓝翎。余加衔升叙有差。”[ 《穆宗毅皇帝实录》卷353，同治十二年六月庚午。]
其中的毕乃尔为法国人，据有的材料讲，他入中国籍，娶中国妻，客死安徽，葬于六安。
麦士尼，《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是这样介绍的：Mesny,Wlliam(1842-1919)麦士尼，字为能 （梅斯尼，威廉 ）英国人。1859年自英国抵香港，次年冬到上海。1861年11月从汉口护送载货船只到上海，中途为太平军水营在福山截留，带往南京。拘留数月后，1862年由英国驻镇江领事雅妥玛亲乘军舰到天京将其领出。他一度在汉口中国海关任职，嗣后辞海关职务投入左宗棠部，获名誉提督衔和巴图鲁称号，1880年随军赴哈密。麦氏几乎走遍中国内地各省。1895年以后在上海主编《华英会通》（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在《会通》上发表了他的自传《一个在华英囚的生活和奇遇》（The Life and Adwentures of a British Prisoner in China）,详述他被捕和拘留在南京的情形，盛赞太平天国的领导人。1919年死于汉口。此外，还著有《北圻》（Tung King）(1884)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其一生颇有几分传奇色彩。
英国人 麦士尼
法国人 毕乃尔
麦士尼在上海创办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