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圖魯釋義
巴圖魯：蒙古語，義為“勇士”、“英雄”。較早見于明朝人宋濂所修《元史/志第四十七/兵二》：“……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勇敢無敵之士，曰拔突。”[《元史》第8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2525頁。]《元史/列傳第四十九/劉國傑》又雲：“……霸都，華言敢勇之士也。”[《元史》第13冊，中華書局，1976年，第3808頁。]閱讀清史書籍，觀看清朝影視劇，常常會遇見“巴圖魯”一詞，那麼清朝到底有多少個巴圖魯，時至今日，沒有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故本文依據《清實錄》、《清史列傳》、《清史稿》等史籍，拟對清朝的巴圖魯做一個盤點。（說明：《清實錄》依據的版本為：中華書局，共60冊，1985-1987年。《清史列傳》依據的版本為：中華書局，共20冊，1987年。《清史稿》依據的版本為：中華書局，共48冊，1977年。）
1、盤點清朝立國前後的巴圖魯
《清實錄》第一冊為《滿洲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數為1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圖魯7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6人，有五人與《太祖高皇帝實錄》重複：代善、舒爾哈齊、穆爾哈齊、褚英、額亦都，故以1人計入：大學裡。在《清史稿》裡可找到10人，有八人與《太祖高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禮敦、穆爾哈齊、舒爾哈齊、褚英、代善、額亦都、安費揚古、大學裡，故以2人計入：喀喇、穆可譚。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天命年間的巴圖魯10人。
《清實錄》第二冊為《太宗文皇帝實錄》，卷數為65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圖魯100人，其中崇德四年（1639年）九月乙卯日“叙随和碩睿親王多爾衮征山東克城功，授孫達理（禮）等八十三人官職有差，賜号巴圖魯。”[《太宗文皇帝實錄》卷45，崇德四年九月乙卯， 第644頁。]可惜《太宗文皇帝實錄》未能詳細列出其餘八十二人姓名。在《清史稿/太宗本紀二》中也有相同的記載，亦未列出其餘八十二人的姓名。[ 《清史稿》卷3《太宗本紀二》。]崇德四年（1639年）九月乙卯日以前賜号巴圖魯者17人。在《清史列傳》中可找到巴圖魯6人，有三人與《太宗文皇帝實錄》重複：準塔、褚庫、鳌拜，有兩人屬于崇德四年九月乙卯日賜号：根特、武達禅，故以1人計入：顧納禅。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20人，有十一人與《太宗文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勞薩、圖魯什、薩木哈圖、鄂（俄）莫克圖、孫達哩（理）、吳巴海、準塔、褚庫、鳌拜、武達禅、顧納禅，有三人屬于崇德四年九月乙卯日賜号：根特、多克索裡、達理善，故以6人計入：洛多歡、喀克都哩、阿拜岱、蘇魯邁、坤、路什。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天聰、崇德年間的巴圖魯107人。
《清實錄》第三冊為《世祖章皇帝實錄》，卷數為144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圖魯82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0人。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4人，有兩人與《世祖章皇帝實錄》重複：多尼喀、沙納哈，故以2人計入：覺善、沃申。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順治朝的巴圖魯84人。
《清實錄》第三、四、五冊為《聖祖仁皇帝實錄》，卷數為30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圖魯0人。在《清史列傳》、《清史稿》中均未找到屬于康熙朝的巴圖魯。在三書中未能找到屬于康熙朝的巴圖魯。
其實康熙皇帝執政六十一年，平三藩、收台灣、兩次北征雅克薩、三次親征噶爾丹……可謂武功爛漫，不知為何他不給下屬賜号巴圖魯。電視連續劇《雍正王朝》裡康熙那個橋段：“第一巴圖魯？哈哈哈……！朕一生封了多少人為巴圖魯，卻還是第一次聽人家說我是巴圖魯，而且是第一巴圖魯……？”則隻可視為小說家之筆而非史家之筆。
《清實錄》第七、八冊為《世宗憲皇帝實錄》，卷數為159卷。其中可找到巴圖魯3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0人。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1人，且與《世宗憲皇帝實錄》重複：策棱（淩）。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雍正朝的巴圖魯3人。
《清實錄》從第九冊到第二十七冊為《高宗純皇帝實錄》，卷數為150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圖魯270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17人，有九人與《高宗純皇帝實錄》重複：阿玉錫、額勒登額、海蘭察、舒亮、鄂輝、花連布、額勒登保、賽沖阿、楊遇春，故以8人計入：巴靈阿、明瑞、海祿、普爾普、福康安、烏什哈達、德楞泰、國興。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73人，有三十八人與《高宗純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本進忠、諾爾本、巴靈阿、蔡攀龍、普吉保、鄂輝、舒亮、柴大紀、福康安、海蘭察、普爾普、海祿、烏什哈達、瑚尼勒圖、敖成、岱森保、珠爾杭阿、哲森保、曹順、科瑪、佛倫泰、瑪爾占、國興、許世亨、張朝龍、花連布、額勒登保、德楞泰、慶成、楊遇春、溫春、桑吉斯塔爾、穆維、施缙、袁國璜、安祿、阿爾薩朗、常明，故以35人計入：車布登紮布、端濟布、齊裡克齊、梁朝桂、奎林、珠勒格德、額森特、五岱、成德、官達色、圖欽保、木塔爾、翁果爾海、阿爾素納、達蘭泰、薩爾吉岱、常祿保、庫勒德、穆哈納、巴西薩、紮拉豐阿、觀音保、台斐英阿、阿滿泰、色爾滾、蘇爾慎、阿哈保、綸布春、格布舍、朱射鬥、宋延清、達三泰、西津泰、和興額、祃木特。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乾隆朝的巴圖魯313人。
《清實錄》從第二十八冊到第三十二冊為《仁宗睿皇帝實錄》，卷數為374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圖魯191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15人，有八人與《仁宗睿皇帝實錄》重複：馬瑜、薛大烈、桂涵、穆克登布、胡超、齊慎、羅思舉、祝廷彪，故以7人計入：高杞、武隆阿、舒爾哈善、楊芳、段永福、唐際盛、達洪阿。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21人，有十七人與《仁宗睿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許文谟、富志那、羅思舉、桂涵、劄克塔爾、馬瑜、蒲尚佐、薛大烈、羅聲臯、王文雄、穆克登布、諸神保、特依順保、楊芳、胡超、齊慎、舒爾哈善，故以4人計入：祝廷彪、賽沖阿、哈哴阿、董甯川。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嘉慶朝的巴圖魯至少202人。
《清實錄》從第三十三冊到第三十九冊為《宣宗成皇帝實錄》，卷數為476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圖魯85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9人，有四人與《宣宗成皇帝實錄》重複：劉允孝、關天培、雙福、楊昌泗，故以5人計入：張必祿、王錫鵬、向榮、鄧紹良、陳金绶。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13人，有八人與《宣宗成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郭繼昌、段永福、達洪阿、關天培、王錫鵬、曾勝、雙福、陳金绶，故以5人計入：哈豐阿、阿木穣、雙來、王德才、秦定三。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道光朝的巴圖魯至少95人。
《清實錄》從第四十冊到第四十四冊為《文宗顯皇帝實錄》，卷數為356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圖魯542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68人，有四十一人與《文宗顯皇帝實錄》重複：羅澤南、江忠源、李續賓、吉爾杭阿、李孟群、善祿、綿洵、樂善、鞠殿華、常祿、褚克昌、瑞麟、勝保、李續宜、趙景賢、托明阿、舒保、關保、德興阿、江忠義、林文察、高連升、鄭魁士、劉長佑、都興阿、金順、周盛波、鮑超、江長貴、吳全美、方耀、李朝斌、羅孝連、雷正绾、唐友耕、張得勝、馮子材、蕭慶衍、蕭啟江、王鑫、李元度，故以27人計入：和春、張國梁、塔齊布、曾格林沁、蔣益沣、袁甲三、周天受、王淩、饒廷選、劉松山、黃開榜、熊天喜、李臣典、石清吉、袁保恒、楊嶽斌、張耀、吳長慶、傅振彪、陳國瑞、曾國荃、沙克都林紮布、劉嶽昭、郭松林、蕭浮泗、陶茂林、王德榜。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116人，有八十五人與《文宗顯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瑞麟、吉爾杭阿、李孟群、趙景賢、向榮、和春、張國梁、鄧紹良、周天受、周天培、繞廷選、文瑞、張玉良、劉季三、瞿騰龍、虎坤元、勝保、德興阿、增格林沁、蘇克金、史榮椿、樂善、江忠源、江忠信、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劉騰鴻、蔣益沣、塔齊布、畢金科、鮑超、唐仁廉、劉松山、楊嶽斌、王明山、曾國荃、李臣典、蕭浮泗、朱南桂、蕭慶衍、王吉、李成謀、李朝斌、都興阿、福興、富明阿、舒保、滕家勝、關保、袁甲三、袁寶恒、劉長佑、劉嶽昭、田興恕、鄭魁士、邱聯恩、黃開榜、江忠義、周寬世、林文察、趙德光、雷正绾、陶茂林、曹克忠、胡中和、何勝必、唐友耕、郭松林、蕭啟江、張運蘭、唐訓方、李元度、朱善張、善慶、張曜、金順、方耀、馮子材、王德榜、黃金友、毛克寬、田興奇、田興勝，故以31人計入：王錦繡、潔純、金光箸、戴文英、舒通額、恒齡、何建鳌、譚勝達、楊明海、曾貞幹、朱洪章、劉連捷、彭毓橘、張詩日、羅逢元、李祥和、黃翼升、西淩阿、伊興阿、韓超、傅振邦、陳國瑞、蕭慶高、李輝武、穆圖善、李南華、李得勝、杜嘎爾、蕭得龍、宋慶、曹仁美。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鹹豐朝的巴圖魯至少600人。
《清實錄》從第四十五冊到第五十一冊為《穆宗毅皇帝實錄》，卷數為374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圖魯4862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50人，有四十二人與《穆宗毅皇帝實錄》重複：程學啟、張樹珊、唐殿魁、譚國泰、張樹聲、劉典、潘鼎新、魁玉、穆圖善、英翰、周盛傳、劉厚基、鄭國魁、楊玉科、岑毓英、劉錦棠、譚上連、劉銘傳、孫開華、周達武、譚拔萃、郭寶昌、鄧安邦、徐占彪、徐邦道、劉連捷、劉秉璋、聶士成、黃萬鵬、馬如龍、歐陽利見、席寶田、宋慶、羅榮光、餘虎恩、楊岐珍、郝長慶、馬玉昆、牛允誠、蘇元春、段起、曾紀鳳，故以8人計入：餘際昌、依克唐阿、黃翼生、劉明鐙、閃殿奎、鄭崇義、王孝琪、王壽昌。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94人。有一人重複：張樹屏分别出現在冊40卷416列傳203、冊41卷447列傳234，故實際上有93人，有八十四人與《穆宗毅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劉坤一、吳宗國、丁義方、吳家榜、江福山、劉培元、程學啟、鄭國魁、劉銘傳、張樹珊、張樹屏、周盛波、周盛傳、潘鼎新、吳長慶、岑毓英、岑毓寶、席寶田、英翰、郭寶昌、石清吉、餘際昌、張文德、周達武、李長樂、楊鼎勳、唐殿魁、唐定奎、滕嗣武、駱國忠、陳湜、張樹聲、張樹屏、劉秉璋、陳士傑、史念祖、段起、丁壽昌、額爾慶額、劉錦棠、劉典、鄧增、托雲布、張俊、黃萬鵬、餘虎恩、桂錫桢、方友升、馬如龍、和耀曾、楊玉科、夏毓秀、何秀林、楊國發、張保和、蔣東才、劉廷、李承先、牛師韓、曹德慶、鄭紹忠、鄧安邦、唐炯、王孝琪、陳嘉、蔣宗漢、蘇雲春、馬盛治、張春發、覃修綱、孫開華、蘇得勝、章高元、歐陽利見、徐邦道、馬玉昆、依克唐阿、丁汝昌、葉志超、聶士成、羅榮光、黃鼎、蔡東祥、楊元、魯如臯，故以9人計入：吳維壽、富勒銘額、夏辛酉、金運昌、呂本元、長順、楊讓梨、鄧子垣、陳忠德。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同治朝的巴圖魯4859人。
《清實錄》從第五十二到五十九冊為《德宗景皇帝實錄》，卷數為597卷，在其中至少可找到巴圖魯512人。在《清史列傳》裡可找到巴圖魯10人：有六人與《德宗景皇帝實錄》重複：色楞額、左寶貴、吳育仁、馬維骐、袁垚齡、夏敬頤，故以4人計入：劉步蟾、夏辛酉、葉祖珪、豐升阿。在《清史稿》裡可找到巴圖魯13人：有六人與《德宗景皇帝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馬維骐、左寶貴、劉步蟾、劉永福、張勳、張彪，故以7人計入：董福祥、果權、黃履高、鄧世昌、林曾泰、唐景崧、趙元銘。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光緒朝的巴圖魯至少523人。
《清實錄》第六十冊為《宣統政紀》，卷數為70卷，在其中可找到巴圖魯至少39人。在《清史列傳》、《清史稿》中均未找到屬于宣統朝的巴圖魯。
三書合計可找到屬于宣統朝的巴圖魯至少39人。
60冊《清實錄》至少有巴圖魯6673人。20冊《清史列傳》有巴圖魯181人，與《清實錄》重複者120人，故以61人計入。48冊《清史稿》有巴圖魯363人，與《清實錄》或《清史列傳》重複者262人，故以101人計入。三書合計至少有巴圖魯6835人。其中同治一朝至少有巴圖魯4879人，約占總人數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此為本文拟題“盤點清朝同治年間的巴圖魯”的原因之一。
2、同治年間的巴圖魯
關于同治年間，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芮瑪麗著有《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一書。在這本書的再版序言裡，芮瑪麗寫道：“同治時期是一幕悲劇，在勝利的時期已經預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終失敗。該時代的偉大人物在長長的陰影中目睹了勝利，而這便是他們所謂的中興事業。”[ （美）芮瑪麗：《同治中興》，房德鄰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其實，在這十三年裡，中華民族依然是内憂外患，國内戰事不斷，隻是歐美列強包括日本倘未開始大規模武裝入侵華夏而已。
先講外患：據法學家王鐵崖先生主編的《中外舊約章彙編》中羅列的條約，屬于同治年間的就有四十七個[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三聯書店，1957年，目錄。]。後果嚴重者主要有二：1864年與沙皇俄國簽訂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和1874年與日本簽訂的《北京專條》。
兩次鴉片戰争期間，沙俄通過武裝入侵、築堡移民等手段，強占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大片中國領土。早在1860年，沙俄就通過《中俄北京條約》強行規定中俄西段邊界的走向，把曆來屬于中國的山河湖泊和設在中國的卡倫指為分界标志，進而為更多地割占中國領土制造了所謂“根據”。按照《中俄北京條約》的規定，自1862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誼與俄國全權代表在塔爾巴哈台開始勘分中俄西界的談判。談判前，俄方拟定了與《中俄北京條約》邊界條款的規定不相符的“國界草案”及分界地圖，将更多的中國地方指為俄有。同時，實行“以實際占領支援外交要求”的政策，出兵占領“國界草案”中俄國所要的山隘、要津，造成既成事實。談判開始後，俄方堅持以中國常駐卡倫為界，中方代表明誼據理駁斥，未予同意。談判進入僵局。1863年3月下旬起，俄軍向中國西部境内縱深地帶推進，直指塔爾巴哈台、科布多、齋桑淖爾、伊犁等軍事要地。
1864年5月，俄軍乘新疆回民反清起義之際，繼續入侵中國西部地區。迫于形勢，中方代表明誼、錫霖、博勒果索與俄方代表于1864年10月7日在塔爾巴哈台簽署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并在俄方繪制的分界地圖上簽字畫押。通過該條約和其後簽訂的三個子約，沙俄割占了中國西北部邊疆約44萬平方公裡的領土，連被《中俄北京條約》列為國界的齋桑淖爾、特穆爾圖淖爾也被劃入了俄境。[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彙要》， 民主法治出版社， 1996年，第 120-121頁。]
19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都受到歐美列強的侵略。1871年。兩國簽訂《修好條規》，正式建立了國家關系。就在這時，日軍已在策劃侵略中國。當時日本剛開始明治維新，對外要“開疆拓土”的首要目标就是琉球和台灣，琉球自1372年以來，一直是中國的朝貢國。在清代，它每兩年納貢一次，長期與清朝保持宗藩關系，又被日本的薩摩藩視為屬國。1871年11月，發生琉球船民事件。1873年，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來華借《中日修好條規》換約之機，就琉球船民事件向清政府進行外交訛詐，并狡辯說台灣東部“土番”之地不是中國領土，1874年，日軍進犯台灣東部地區，台東淪陷。清廷從英國人威妥瑪處得知日本侵台消息後，立即警告日本，要求日本方面撤兵，但是日本人仍然在我台東地區作威作福，而且還揚言要攻取西部地區。清政府一面向日本質問，一面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為欽差大臣，處理日本侵台事件。英國也對日本用兵台灣表示不滿。日本武力侵台遭到很多困難，隻好尋求外交解決的途徑。1874年8月，日本政府任命内務卿大久保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來華交涉。後經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出面“調停”，10月30日，雙方達成協定。31日清朝總理衙門大臣共10人與大久保利通簽訂《北京專條》。《中日北京專條》共3款及“會議憑單”一件。主要内容有：承認日本派兵侵台是“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被害難民之家，中國給撫恤銀10萬兩。“又日本退兵在台地方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準給費銀四十萬。”合計五十萬兩白銀。駐日本的英國公使巴夏禮爵士對此事作了諷刺性的描述：中國心甘情願地對它受的侵略付出報酬。[ （美）費正清等：《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下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譯室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87頁。] “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也就是預設了琉球民為日本國民，是中國方面對日本妥協的結果。而日本卻借機加緊了對琉球的侵略，最終在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随後改琉球為沖繩縣，自此中國便永遠地失去了琉球。[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彙要》， 民主法治出版社， 1996年，第 126-127頁。]
再談内憂，在《中國曆代戰争年表》裡可找到下列戰争：
1861年（鹹豐十一年）：太平天國安慶保衛戰，太平天國攻克甯波、杭州之戰，魯西八卦教之戰，金錢會起義。
1862年（同治元年）：太平天國第二次進攻上海之戰，太平天國遠征西北之戰，太平天國天京解圍之戰，台灣戴萬生起義，陝西回民任武起義，貴州侗族起義天柱九龍山之戰。
1863年（同治二年）：太平天國攻清軍紹興之戰，太平天國石達開三路攻川之戰，清軍攻太平軍占蘇州之戰，清軍消滅苗沛霖之戰，清軍攻太平軍占嘉興、杭州之戰，清軍攻太平軍占常州之戰，撚軍起義雉河集之戰，宋景詩起義，陝西回民起義同州之戰，甘肅、青海回民起義反清之戰。
1864年（同治三年）：清軍攻占太平天國天京之戰，西北太平軍東下鄂東之戰，新疆回族反清之戰，天京失守後太平軍在贛、閩、粵地區之戰，清軍攻蘭大順盩厔之戰，貴州侗族起義江口屯之戰。
1865年（同治四年 ）：撚軍起義高樓寨之戰。
1866年（同治五年）：撚軍起義突破清軍河防之戰，貴州号軍起義荊竹園之戰。
1867年（同治六年 ）；張秀眉起義黃飄、烏鴉坡之戰，清軍鎮壓黔西起義軍之戰，西撚軍與湘軍灞橋、十裡坡之戰，東撚軍安陸、尹隆河之戰，東撚軍運河以東之戰，西撚軍渭北、陝北之戰，雲南回民起義軍杜文秀東征之戰。
1868年（同治七年）：西撚軍黃河以北之戰，貴州張秀眉起義黃飄、烏鴉坡之戰，貴州号軍起義上大平之戰。
1869年（同治八年）：甘肅回民馬仕龍起義金積堡之戰。
1871年（同治十年）：甘肅回民馬占鳌起義河州之戰，雲南回民起義大理保衛戰。
1872年（同治十一年）：甘肅回民起義西甯之戰。
1873年 （同治十二年）：甘肅回民起義肅州之戰。
1874年 （同治十三年）：台灣人民抗日之戰。[中國軍事史編寫組：《中國曆代戰争年表》下冊，解放軍出版社，2013年，第537-570頁。]
翻看《清實錄》，似乎還應該包括清軍追剿東北馬匪之戰，廣東客土大械鬥等等。當時的神州可謂四海糜爛生靈塗炭，大清王朝沒有亡國，與這四千八百多個巴圖魯不無關系！簡列如下：1864年（同治三年），清軍攻占太平天國天京之後，清廷分别于1864年（同治三年）六月戊戌日賞43人巴圖魯号，八月己卯日賞96人巴圖魯号，十一月甲子日賞26人巴圖魯号，十二月己巳日賞6人巴圖魯号，1865年（同治四年）四月丁卯日賞39人巴圖魯号。1871年（同治十年）十月庚申日“以甘肅蕩平金積堡，肅清甯夏靈州出力，”賞201人巴圖魯号，為清廷一日之内賞巴圖魯号最多者。[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107，同治三年六月戊戌，第367頁；卷113，同治三年八月己卯，第506頁；卷122，同治三年十一月甲子，第690頁；卷123，同治三年十二月己巳，第702頁；卷135，同治四年四月丁卯，第176-177頁；卷321，同治十年十月庚申，第248-249頁。]因平定撚軍起義以及其他戰事賞巴圖魯号者，則散見于374卷《穆宗毅皇帝實錄》而舉不勝舉。3、賜号、奪号、複号、換号、晉号
對于賜号、奪号、複号問題，較早見于準塔傳。
準塔，滿洲正白旗人，姓佟佳氏，是努爾哈赤開國五大臣之一扈爾漢的第四個兒子。崇德二年，跟随後金武英郡王阿濟格出征明朝皮島，（皮島今屬北韓，在鴨綠江口東之北韓灣，也稱東江）準塔與鳌拜率先登島。戰後叙論戰功，被超等授與三等男爵，賜“巴圖魯”号。第二年，随清軍出征明朝山東，與都統葉克舒等帶兵進攻孟家台，因為排程失宜，緻使手下士卒傷亡過重，而且诳稱親自率五人突入明軍重圍，而後又沖出敵陣，戰後被查實論罪，被革除“巴圖魯”名号，降為一等輕車都尉，準塔出銀贖罪。崇德十二年，又被派帶兵鎮守錦州。順治二年正月，又率右翼兵跟随饒餘郡王阿巴泰再次出征明朝山東，參與平定沿途郡縣，南下直趨江南。戰後叙論戰功，晉升三等子爵，又被賜“巴圖魯”号。[ 《清史列傳》卷4《準塔》，第210頁。]在清朝人物傳記中還有同一個人被多次賞巴圖魯号的現象，以漢人蘇元春和旗人英翰為代表。介紹如下：
蘇元春，廣西永安州（今蒙山縣）人。其父蘇保德，是廪膳生員，後為永安團練總頭目。鹹豐元年（1851年），洪秀全上司的太平軍攻陷永安城，蘇保德率鄉團與太平軍巷戰，被殺。當時蘇元春隻有8歲，随繼母梁氏到鄉下避難。後投入廣西天地會張高友部。張高友敗亡以後，蘇元春先是接受地方官府的招安，旋即輾轉投入湘軍席寶田部。同治六年（1867年），蘇元春領部分湘軍，攻陷貴州苗民起義軍的荊竹園，被清廷賞給健勇巴圖魯名号。後來又因為攻占苗軍的重要據點——寨頭，奉旨免補參将（正三品），直接提升為副将（從二品），并加總兵（正二品）銜，賞換銳勇巴圖魯名号。八年（1869年）三月，貴州提督榮惟善等在黃飄之戰中陣亡，蘇元春因為援救不力被革職。九月，又因領兵将貴州起義軍平塘坡、平扒、巫門等要卡次第掃蕩，官複原職，并賞還花翎、勇号。九年（1870年）三月 ，因戰功，奉旨賞換法什尚阿巴圖魯名号。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人襲擾越南，中法戰争開始。十一年（1885年）蘇元春在老将馮子材的指揮下，與陳嘉、王孝祺、王德榜、蔣宗漢、方有升等人帶領清軍在中越邊境與法軍殊死作戰。戰後，光緒帝下诏，因蘇元春屢獲大勝，排程有方，由騎都尉世職改為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并再賞給額爾德蒙額巴圖魯名号。他一個人被四次賞巴圖魯号，前兩次勇号前加漢字，後兩次勇号前加清字。[ 《清史列傳》卷63《蘇元春》，第5016頁。]
英翰，字西林，薩爾圖氏，滿洲正紅旗人。道光二十九年考中舉人。鹹豐年間任職安徽。同治二年（1863年），參與鎮壓撚軍起義，因參與圍剿擒殺苗沛霖被賜号格洪額巴圖魯。同治三年（1864年），參與圍剿西撚軍陳得才所部，因“請獎冒濫”，被奪勇号，降五級留任。後撚軍頭領陳得才兵敗仰藥自盡，英翰與郭寶昌受命招降撚軍餘衆。戰後論功，英翰複賜号铿僧額巴圖魯，提升為安徽布政使。同治四年（1865年），撚軍從河南東進山東，僧格林沁戰死，撚軍乘勝大舉南下進攻安徽，英翰與道員史念祖等人率領清軍堅守雉河集長達四十五天，後與清軍援兵内外夾擊，撚軍解圍而去，晉号達春巴圖魯。他一個人三次被賞号巴圖魯，前兩次号前加清字，後一次号前加漢字，真不知是哪種巴圖魯更有含金量。[ 《清史稿》卷425《英翰》，第12224頁。]
4、同治年間巴圖魯的特例
天聰三年（1629年）十一月己醜日，“上（皇太極）集諸貝勒大臣，論克遵化城功，分别升賞：……伊拜牛錄下薩木哈圖，先八旗兵登城，上召至禦前，親酌以金巵，以白身授為備禦，子孫世襲不替。有過失，俱行赦免，家貧即周恤之，賜号巴圖魯，賜駝一、蟒緞一、緞十九、布二百、馬十、牛十……”[ 《太宗文皇帝實錄》卷5，天聰三年十一月己醜。]可見出身白丁的薩木哈圖不但有巴圖魯号，還有政治待遇、經濟實惠甚至于惠及子孫。到了順治年間，被賜号巴圖魯者，出身也大多為“白身”或“閑散”。到乾隆年間，除賜号巴圖魯、圖形紫光閣、提升官職外，還“照例賞銀一百兩”。對于“照例”二字，筆者不知清廷到底按照什麼“例”，在清朝官修的政書裡，未能發現巴圖魯的相關章程，隻能在清末民初劉錦藻所撰的《皇朝續文獻通考》中發現零星記錄，其《職官考/世職/附巴圖魯》條目，對于為什麼給某些人賜号巴圖魯也語焉未詳，故舍而棄之。對此問題，隻能有待于知之者。
到了嘉慶年間以後，在《清實錄》中再很難發現給巴圖魯賞賜牛羊、綢緞、白銀的記錄，這與當時戰争頻仍、國庫空虛不無關系，同治年間自不待言。同治年間巴圖魯的出身絕大多數為武官，也有少數文官，出身披甲者隻有一人——塔瑪海，披甲在清朝的社會地位隻比奴隸稍高，可算作同治朝巴圖魯的特例之一。
特例之二是還有兩個外國人也被賞号巴圖魯。
同治三年四月甲申，“以克複江蘇常州府城，賞提督張樹珊、總兵官陳忠德、易用剛、鄭國魁一品封典，總兵官徐得勝、畢乃爾、副将朱聯升、韓殿甲、彭連升、鄭龍彪、參将劉朝幹、覃洪升、羅榮光、駱金榮、陶位中、朱寶元、遊擊曾明魁、李長樂、舒義志、鄧明遠、鄭國榜、宋雲龍、都司劉玉龍巴圖魯名号，知縣史書青以知州用并賞花翎，守備廖德旺等藍翎。餘加銜升叙開複有差。”[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100，同治三年四月甲申。]同治十二年六月庚午，“以貴州克複清平等城并攻拔賊巢出力，賞總兵官陳玉堃一品封典，總兵官左啟龍、譚金魁、朱達雄、鄧少雲、黃鶴生、譚定光、黎順廉、副将鄧德俊、劉複禮、文益照、顔炳文、參将馬占奎、洋将麥士尼（字）為能巴圖魯名号，知府許大綸、參将向忠等、花翎，知州謝泰階等、藍翎。餘加銜升叙有差。”[ 《穆宗毅皇帝實錄》卷353，同治十二年六月庚午。]
其中的畢乃爾為法國人，據有的材料講，他入中國籍，娶中國妻，客死安徽，葬于六安。
麥士尼，《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是這樣介紹的：Mesny,Wlliam(1842-1919)麥士尼，字為能 （梅斯尼，威廉 ）英國人。1859年自英國抵香港，次年冬到上海。1861年11月從漢口護送載貨船隻到上海，中途為太平軍水營在福山截留，帶往南京。拘留數月後，1862年由英國駐鎮江領事雅妥瑪親乘軍艦到天京将其領出。他一度在漢口中國海關任職，嗣後辭海關職務投入左宗棠部，獲名譽提督銜和巴圖魯稱号，1880年随軍赴哈密。麥氏幾乎走遍中國内地各省。1895年以後在上海主編《華英會通》（Mesny’s Chinese Miscellany），在《會通》上發表了他的自傳《一個在華英囚的生活和奇遇》（The Life and Adwentures of a British Prisoner in China）,詳述他被捕和拘留在南京的情形，盛贊太平天國的上司人。1919年死于漢口。此外，還著有《北圻》（Tung King）(1884)一書。[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室：《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326頁。]其一生頗有幾分傳奇色彩。
英國人 麥士尼
法國人 畢乃爾
麥士尼在上海創辦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