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往事 | 动乱不安中的坚守
北京人艺，是许多话剧爱好者心中的艺术殿堂，这里曾孕育了《雷雨》《龙须沟》《茶馆》等知名作品，也曾是一代老人艺人们埋藏美好记忆的港湾。曾经的史家胡同56号院，日日充满欢声笑语，但当时代变换的浪潮来袭，文革的摧残过后，小院已经变了模样，老一辈人艺艺术家的命运沉浮不定，与他们深爱的人艺一样，饱经沧桑，却仍因心中对于艺术的执着与坚持，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文革袭来，大伙儿都噤声不敢言的状况下，老一辈人艺艺术家各有各的选择，有的人抑郁不已，有的人则天不怕地不怕，时刻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还有自成一派的逍遥派，钟情于享受生活中的闲情逸致……无奈于时局所限，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但始终不变的，是他们一颗颗对艺术炽热的真心。当十年动荡结束后，埋在心底的愿望再次萌生出新芽，人艺也因这群老艺术家们的坚持，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期《我们一起走过》，将继续为您讲述北京人艺的故事，讲述那些老一辈艺术家们经历的心酸与荣辱。
焦菊隐
在最难熬的日子里风骨依旧
自进入人艺以来，焦菊隐几乎将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了戏剧中，他以严格仔细著称，对于戏剧排练中任何的一点细节都不放过，由《虎符》到《蔡文姬》中的水袖与步态，再到《智取威虎山》中的戏曲腔调，焦菊隐始终探索着话剧民族化的道路。他算典型的“戏痴”，因为爱戏，经常入戏太深，随着剧中人物的感情起落而不能自已。
1966年，文革爆发，一夜之间，北京人艺的领导班子全成了走资派。第一个揪出的，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焦菊隐，他从四合院中搬出，被关进不到八平方米的黑屋。
“有的时候闷闷不乐，有的时候独自落泪，他的所有的在外面不能漏露的，都回家，都在家里头发泄，那个屋子是非常潮非常黑的，一直要开着灯，一个单人床，一个书桌，一个小书架，一个那个洗脸盆的那个铁的那个架子，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焦世宁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最终确立了8个革命样板戏，在样板戏的标准下，焦菊隐成了被批斗的典型。从此，他几乎不再公开发表任何看法，每天的生活就是写检查、被批斗，还曾被发配去扫厕所，但他风骨依旧，处事严谨认真的态度不曾变过，即便是扫厕所，他也一丝不苟的对待。
“对他的这个理论的否定，而且是对这个戏剧，整个戏剧的否定，他是受不了的，关在一小黑屋里让写检查，整天让他干这些事可能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焦世宁
“那会儿我们管焦先生叫焦老头，就住在我家窗根底下，一个特别破的小屋子里头，几乎就窗户非常小，屋里很潮很潮，但是他一屋子里头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半个屋子全部是书。”——方子春
时日一长，焦菊隐坚持不下去了，1966年，昔日好友老舍的投湖自尽，更是进一步刺激了焦菊隐，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这回谁也帮不了我了，本想一走了之，但世宁太小，我同意离婚，你带着孩子逃命吧。”为了不牵连家人，他向妻子提出了离婚，也不再与孩子见面。他唯一的儿子焦世宁只能隔着窗户远远的望着父亲，却不敢前去。
老舍
曾经一次对于焦菊隐而言十分重要的表态机会，他却不为所动。
“他的一个学生头一个晚上找他说，焦先生明天要请您看戏，有三条路您可以走，第一呢您就是大力的赞赏，那你肯定是官复原职，恢复舞台工作，什么事都没有了。第二呢您一句话不说，您顶多也就这样，也好不了也坏不了，还是现在的状态。第三呢，您想说什么说什么，那么后果你自己应该是清楚的。”——焦世宁
军宣队找他去看联排，他丝毫不留情面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穿着整洁的干部服，规整的坐在台下看完了戏，只留下一句评论——“这个戏，在政治上合格，艺术上不合格。”
“拿出来两个手指，人家问的是20分吗？我爸说两分，说您这5分制吗？百分制。可想而知他回来之后，第二天开始了这些批斗。”——焦世宁
这是焦菊隐最后一次就艺术问题的发言。在无止境的等待中，焦菊隐已经绝望了，他给妻子写了封信，大意是：我不做这件事了，哪怕让我去种田，带着儿子到乡下生活都可以，但即便是这样，也不可能了。无论时局如何对他不利，但他仍然捍卫着自己的清白，告诫孩子要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74年，焦菊隐突然感到胸部疼痛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他想让在陕西插队的大女儿带回一个像样的本子，买一支笔，记录下自己做导演的心得。
“他说我时间不多了，我写了这个写检查啊写了几十万字的检查了，但是应该去怎么做导演这件事情，我想把它写下来。”——焦世宁
但焦菊隐最终没能完成自己最后的梦想，1975年2月28日，焦菊隐在癌症与绝望的双重折磨下去世。不过一年后，四人帮粉碎，而那时的焦菊隐，却已长辞于世。
金雅琴
“天不怕地不怕”的金嘎嘎
年轻时的金雅琴
在“反动派”焦菊隐生病住院后，金雅琴是为数不多的敢于去医院探望他的人，她不怕。
新中国成立之前，金雅琴因拒绝国民党官员而进了监狱，进入人艺后，因为没接到喜欢的角色，她始终拒绝和导演说话。她声音大，人又咋呼，头顶上乌云蔽日，她依旧在家开怀大笑，人送外号“金嘎嘎”。
“那脾气，我觉得就是打死她都改不了，然后那个开批斗会的时候，我家在第一排，本来我就胆儿小，我妈妈就不低头，我们院一个叔叔就冲上台就摁她，摁了她好几次。军宣队就说，你不要认为那个就是说斗争就结束了，说那个还有一些人，在背后里面说演员不让演戏，难道去卖白薯吗，我妈说对那就是我说的。”——金雅琴女儿牛响玲
金雅琴脾气硬，人却乐观，到农村改造，她敲着鼓，也学评剧，逗得贫下中农哈哈大笑。那时，金雅琴的老伴儿牛星丽和英若诚等人被称为“人艺四大坏人”，他关进牛棚，七次胃出血。后来，牛星丽把日记泡在水中，全部销毁，在家也常常不发一言。
“我妈自己也冒着风险偷着给我爸送巧克力那时候，她那性格绝对不会安慰，她就说没事儿，大不了怎么着，枪毙了你。那时候的人的感情，他们没有那种风花雪月，也没有送花送钻戒的全都没有，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们互相搀扶的这一把，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牛响玲
能乐观处事，看淡生活给予的一切苦难，也是一种可贵。
牛星丽 英若诚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年轻时期的牛星丽与英若诚
自1970年起，全国范围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牛星丽、英若诚、朱旭等人落了闲，他们为了自保，组成一个战队“丛中笑”，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
“可是像那种冲冲杀杀的吧他自己底气也不足啊，是吧，干脆咱们叫丛中笑，大家都是花，开的都是花，咱们走在中间，我在丛中笑，说的是毛主席原词，说的是，待到山花烂漫时，都是花，她在丛中笑，就缩在中间不怎么起眼的意思。”——英达
“我记得那时候小孩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爸老带着我，然后去天安门放风筝啊，去龙潭湖游泳啊，放得正高兴呢，然后剧院又有人说他们，说他们是特务，说他们放风筝的时候是向台湾发信息呢，又给他们批斗了一顿，后来他们就变成游泳了，就不放风筝了，然后我们就老去那个龙潭湖去游泳。”——牛响玲
在英若诚的描述中，监狱生活的苦难不值一提，甚至令幼年的英达一度神往；英若诚和牛星丽在闲暇时开始研究古书、自己设计并制作风筝，甚至牛星丽还学会了煮咖啡、卷烟丝，再次拾捡起绘画的爱好。
也许，超然于物外才是他们能逃避现实苦难的最好途径。
半个多世纪流逝，人艺也经历了全新的变革。当1976年灯市口大街上庆祝四人帮粉碎的红火秧歌扭起时，史家胡同56号院中，又重新有了久违的欢声笑语。
经年之后，当《龙须沟》《茶馆》《蔡文姬》等经典剧目再次被搬上舞台之时，那种几乎场场爆满的盛况，焦菊隐、老舍和那些在文革中不幸逝去的老一辈艺术家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不过，能让后人再次回味他们曾凝结心血的作品，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慰藉了。
多年后人艺经典剧目《茶馆》被再次搬上舞台
在文革期间，即使闹得最凶的时候，人艺大院里也没有出过武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人都带着面具，人人都有自己的坚守。这群老一辈艺术家们，正是坚守着艺术的灵魂、自身的气节，将戏剧艺术与戏剧精神一代代传承给后人。
本期《我们一起走过》，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年发生在北京人艺老院儿里的动人故事，或喜或悲，我们将带您细细品味。
更多精彩详情
敬请锁定凤凰卫视中文台
《我们一起走过》
编辑：梅苑 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