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幸之回忆录之七
——在东京画的一张画
<h1 class="pgc-h-center-line">转载自 记忆中的往事</h1>
原文为日文，
载于1982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的
《わが青春の日本》一书，
本文根据日文译出
许幸之，又名许逹，画家，西洋美术史学家。江苏省扬州市人，一九○四年四月五日出生。一九二四年夏天赴日本留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间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现为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1980年代初期许幸之在北京郊区写生作画
去年（一九八０年）秋天某日的下午，我在整理过去旧的画作时，发现了一张我在东京留学时的习作。经过解放前那些艰难的岁月，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这张画我一直保留在身边，这是我最早的作品。这张画的名字叫做《晚步》，是一九二六年画的，画的是东京水道桥附近黄昏的景色。看着这幅画面有些退色、油彩有些斑驳的五十年前的习作，当年在东京生活的各种场景又鲜活地呈现在眼前。我曾在水道桥下有九级台阶的坡道上散步，也曾和年轻的同学们在上野公园内的美术学校里聚会，许多的往事，就像明亮的走马灯似的出现在眼前又消失而去。
许幸之1926年油画作品：《晚步——东京街景》局部
（香港东方艺术基金会收藏）
我一九二三年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业后，就进入上海“东方艺术研究会”继续学习。不久，我认识了当时的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的中心人物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他们都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受这些人的影响，我也下决心赴日本跟优秀的画家学习。
一九二四年夏天，我离开上海去日本，出发前成仿吾送了我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写给的老同学屠谟的介绍信，另一个是日语日常会话表。我就带着这两样“武器”去了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五年的留学生活。
在东京开始生活，感到困难的是学费问题。出国前，母亲和姐姐变卖了她们的戒指等，另外加上朋友的资助，总算凑足了乘坐轮船的费用。但是开始在日本的生活以后，手上的钱马上就没有了，入学的那一天就感到生活费的吃紧。
1927年，许幸之在日本留学期间，响应郭沫若的电召，回国参加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工作，这是他刚刚回到上海时，与好友吴印咸的合影。
在餐馆送外卖的工作
最开始，我每天早起给人送报纸，送报纸要到处跑，所以体力就感到跟不上。那以后，经过朋友的介绍，我在追分町的一家中国料理店干活。这家餐馆以前是由夏衍的表兄蔡绍敦经营的，蔡先生回国后，就托付给一个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时的日本同学经营。我的工作就是洗盘子和送外卖，一个月工资差不多十日元左右，但是由于还没有入学，所以也还能勉强维持生活。
餐馆的工作并不是从早忙到晚，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最忙，所以有的时候有时间画画。
1920年代东京美术学校工艺部校舍
为了做好进入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的准备，我经朋友的介绍，先进入川端画校开始学习素描。
川端画校不是一所正规的学校，也没有专任的老师。在那里几乎全是学生自己在学习，学费也没有一定之规，只要每个月给老师一些钱，你就可以很自由地在那里学习。在川端画校里学习了半年左右，一九二五年年初我参加了东京美术学校的入学考试，都说东京美术学校的考试很难，但是非常幸运，我通过了考试，因此能进入该校西洋画科学习。
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生在上课
进入东京美术学校以后，我就和屠谟住在一起。当时屠谟租住的是一所独门独院，一楼、二楼加起来一共四间房，屠谟夫妇住二楼的大间，我住在二楼的小间。那之后，张闻天的弟弟张健尔来到东京，他住在楼下的小间。
屠谟是香料方面的专家，那时候他研究的是化学香料。有一天，他对我说：“小许，别干那个刷盘子的工作啦，跟我一块儿做香料吧。我做香水、雪花膏和头油，你帮我去卖，怎么样？”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就把餐馆的临时工作辞掉了，开始帮助屠谟卖他做的化妆品。
美术学校的课程一般只有上午有，我就在下午帮助屠谟做化妆品，晚上再拿出去卖。
屠谟用日语写产品说明书，我就写我自己作为苦学生为了生活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事。看了我们写的东西的人，对我们都很同情。化妆品卖得最好的地方是咖啡店，因为在那里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儿，她们都想要便宜的化妆品。最开始，我是穿着美校的制服去卖的，但是这样的话就会很快地暴露我的身份。于是，屠谟建议我们穿中国的长袍去，可是那些用紫色、蓝色绸缎做成的大褂很显眼，这些女孩子感到很新奇，就围着我们买化妆品，还调侃地说：“哎，你们是中国的美男子啊！”
然而，看了这种场面的咖啡馆的客人就不太高兴，因为这些女服务员只顾自己买东西了，对他们的服务就不周到了。当时日本的社会风气，对为女性服务的男人是看不起的。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喝醉酒的客人一边用眼睛盯着我们、一边轻蔑地笑着说：“你们都是大男人，为什么卖女人的化妆品？”可是为了能继续在学校学习，像这种遭受污辱和不被理解的事情我遇到得非常多。
但卖化妆品的事情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化妆品既不腐烂也不会坏，所以买了一次就能用较长时间，两、三个星期以后再去卖时，那些女孩子们还在用，这样卖化妆品的事情就难以为继。虽然每个月能有十几日元的收入，但是除了房租和饭费几乎所剩无几，因此根本就没有钱再去交学费。于是，我就给郭沫若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在日本的拮据状况。在上海某大学执教的郭沫若先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开始每个月给我寄来二十日元，就这样我得以在美术学校又继续学习了半年。
1929年秋，许幸之回国任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主任，他发起组织“时代美术社”，连续发表左翼美术思潮文章，并参加“艺术剧社”进步演艺活动，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中，曾是“左联”发起人之一，并被选为“美联”主席，他在美术、电影、戏剧、文学等方面都有建树。
归国后的入狱和出狱
一九二六年，在中国由国民党、共产党全面合作而开始了反对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战争。国内的形势的发展，我们这些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听说了。一九二七年年初，我应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先生之召回国，准备担任总政治部的美术工作。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国内形势发生了突变。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很多革命者被捕，被投入监狱或被杀害。我也因此被捕，被关在上海漕河泾陆军模范监狱，囚禁了三个月。在监狱里，我给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主任冈四郎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境遇。冈四郎先生平常就对中国留学生照顾得非常周到，他看了我的信，马上就交给了学校。然后，学校方面就以考古学家正木直彦校长的名义，写了一封保释我的信函。因为这封信，我被当局释放了。出狱以后，我发现以前“创造社”的人都情况不明了，在武汉又发生了“七·一五”政变，汪精卫也公开背叛了革命。我考虑了当时的状况，觉得再留在国内很危险，所以在那年秋天，我又用母亲和朋友的资助回到东京，继续留学生活。那时候，我每月已经能够得到因为“庚子赔款”〔注〕而有了三十五日元的奖学金，交了学费以后，还可以付生活费，所以就不再去打工了。
那时候屠谟已经回国，不久我就和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郑畴熟悉起来，他是官费留学生，所以在经济方面要比我优越，是一个人生活，他叫我去跟他一起住，这样的话我的房租也可以节省了。
1924～1929年，许幸之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留学，1927年曾一度返回国内参加北伐宣传工作，不幸被捕入狱。这是保释出狱后，许幸之在上海的留影。返回日本之后，除继续绘画学业外，还发起组织“青年艺术家联盟”，参与不少进步文化活动。
青年艺术家联盟的结成
我再次东渡日本之后，原来的艺术至上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开始有所改变。听从郑畴的意见，我们召集了在东京从事文学活动的一些中国留学生，成立了青年艺术家联盟。发起人除了我以外还有沈西苓、司徒慧敏、余炳文以及漆宗牺和他的外甥漆宗裳等人。当时前前后后参加青年艺术家联盟活动的还有胡愈之夫人沈兹九、夏衍夫人蔡素馨以及周扬（当时的名字叫周起应）、冯宪章等，男女加起来一共二十多人。
青年艺术家联盟成立以后，与日本友人的交流活动也多了起来。我们曾经拜托京都大学的学生请来一些学者为我们做演讲，因为他们在京都大学听了河上肇先生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演讲以后也受到影响。
秋田雨雀先生从苏联回来以后，出版了一本《苏维埃游记》，我读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就和沈西苓一起拜托秋田雨雀先生为我们做一次演讲。因为我们和秋田先生不认识，就通过当时与左翼知识分子关系较深的中国研究家藤枝丈夫先生跟秋田先生说了此事。我和沈西苓拜访秋田先生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在苏联的见闻，答应了我们的要求。那之后，秋田先生在日华学会做了演讲，我们请藤枝丈夫先生做了翻译。
另外，我们还听了剧作家村山知义先生的讲演，听他介绍了日本戏剧界的情况。一九二九年春天，土方与志和丸山定夫等人从“筑地小剧场”分出来成立了“新筑地剧团”。村山先生与他们一起上演了描写中国港口码头工人斗争的《怒吼吧，中国！》的话剧，为此他们请我做该剧的服装和排练的顾问，希望我能够对演员们的演技和他们的化妆是否像中国人给予建议。我几次去看排练，但最后一次去却惹出了麻烦。
有一天，我在新筑地看完了排练之后，没有回住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是比较少的。第二天一早，当我回到我的宿舍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人和一个宪兵在那里等着我，他们问我：
“你上哪儿去了？”
“我去看戏了。”
“什么戏？”
“《怒吼吧，中国！》。”
“还没有上演，你怎么就能看呢！”
“我只是在看他们在排练呀。”
“看排练，怎么能看一晚呢？”
“如果你们觉得我是在说谎，你们可以去调查呀？”
然而他们越来越生气，开始骂了起来，命令我与外部的左翼作家断绝交往。
《怒吼吧，中国！》上演以后，我与沈西苓、司徒慧敏、余炳文这些对戏剧有兴趣的人，又去参加(日本)左翼剧作家联盟主办的演讲会，听了他们有关戏剧方面的演讲。
有一天，在演讲会上我碰到一个日本的年轻女性，她的名字叫川端静子，人长得很漂亮，从日本女性来讲是那种温柔并且热情的一个人。她可能担心中国留学生参加这样的演讲会，能否能听懂全部的内容，所以在演讲休息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聊天。
有一个周末，我去了她的住所，才知道那是一个工厂的托儿所，有几个年青的女性在那里照顾孩子们。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川端静子其实是一名保育员，但是很遗憾，那天她不在，那以后我也没有再见到她。于是，我就为她写了一首诗，叫做《孩子们的保育员》。现在时光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如果静子还健在的话，她应该是古稀之年了吧。
1928年，许幸之进入日本著名画家
藤岛武二的画室学习
藤岛武二先生
东京美术学校是一所五年制的学校。一年级的时候，教授一星期里会出现几次，对学生进行非常严格的指导；到了二年级，教授一星期或者是两星期才来一次。到了三年级，我已经进入了有名的画家藤岛武二先生的研究室。藤岛先生的油画以豪放、华丽而著称。在他的研究室，我们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才能见到他一次。所以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去藤岛先生家去拜访他。当时藤岛先生名声已经很高了，在经济上也很富裕。藤岛先生家的庭院很大，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花坛，房子就在花坛的后面。他的家里有一名女佣，但人非常漂亮，所以先生就以她为模特儿，画了一幅名为《芳惠》的半身肖像。在这幅画上，这个女人手持兰花、身着旗袍，这件作品在当时非常有名，在展览会上一经展出，就给画坛带来强烈的冲击，不久就被称作是日本油画史上的杰作之一。
藤岛武二在画室作画
毕业以前，我与藤岛先生见面的机会更少了，但每次见面时谈的话却多了起来。藤岛先生从来不改学生的画，他只是看着我们画的画，一边看一边说，哪一幅画的优点还有缺点，在这之后，他才会给你讲油画的理论与法则，然后再教给你油画的技巧。
许幸之油画作品：《自画像》
约1926年（东京艺术大学收藏）
在东京美术学校上学期间，日本和欧美的各种美术展览我都一次不落地去看了。上野公园内每年都有很多美术展览，特别是法国的春季沙龙画展和秋季沙龙画展，这里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各流派的作品，还有法国卢浮宫美术馆所收藏的优秀作品也都曾在这里展出过。特别是罗丹的《思想者》、《青铜时代》等作品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名作对提高我的油画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
许幸之1925年素描作品：
《朱理二世石膏像》（家藏）
许幸之1926年素描作品：
《女神石膏像》（家藏）
奈良、京都的修学旅行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修学旅行。本来应该是在五年级时候去的，但是为了让学生早一点观察、研究各地的美术作品，有益于毕业创作，学校故意把这次修学旅行安排在四年级。我们去了京都、奈良、名古屋、宇治和高野山等地。
奈良
奈良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古都，整个城市像一个大花园，出了车站就能看到很多鹿。市内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卖的大多数是用鹿角做的酒杯和筷子等工艺品。在奈良，我们参观了东大寺和唐招提寺，在这里保存了很多唐代的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在日本对古代文物的保存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寺院里都有专家在管理这些文物。
在奈良住的时候，让人感到尴尬的是“混浴”。
“混浴”这种形式在东京的公共浴场早就消失了，但是在地方还存在。到奈良以后，听说这件事我感到很尴尬，为了避免跟入浴的女性顾客相遇，每天晚上我故意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入浴。有一天，我也是很晚的时候才入浴，但是我刚要从浴池里出来的时候，就来了入浴的女顾客，我感到非常的害臊，心跳个不停，但是她们看到我紧张的样子都笑了出来。可能是我无法掩饰过于紧张的样子，当看到我从浴室里狼狈地逃出去时，她们笑得更加开心了。
这次修学旅游历时一个多月，我们尽情地浏览了日本的山山水水。从日本回到中国以后，我也看过祖国的名山大川，深刻感到中国与日本在自然景观方面大不相同。中国的自然景观是非常雄伟壮丽的，而日本的景色山也好、树也好，都像盆栽那样小巧而精致，他们的住房、树木和人的关系也与中国不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京都
历史的见证
从日本回国之后，在苏州的朋友要结婚，我想送他一幅画作为贺礼。可是我手里没有一幅合适的画，于是我就把这篇文章一开始所说的《晚步》交给他，跟他说：“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把它还给我，但你可以先把它拿去挂一段时间。”我还特别强调说：这张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作品。
那个朋友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日军占领了苏州，而逃往上海避难。他们在上海听到了苏州陷落的情况，和房屋被毁以致结婚纪念照片受损等情形，但是非常庆幸，这幅画却丝毫未受到任何损坏，都不敢相信。
占领扬州、苏州、南京的日本兵很多都是东京人，也许当他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故乡，所以没有破坏它吧。于是我就写了一首名为《乡愁》的诗，想送给日本兵。我在诗中说：
——将来战争结束的时候，我把这幅画作为侵略战争的“目击者”送给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幅画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要不你们先替我保管，等中国赢来最后胜利的时候，你们把它作为忏悔的象征，再把它归还给原来的主人。
许幸之1928年油画作品《失业者》
（又名《彷徨者》，家藏）
许幸之约1928年油画作品：
《绿衣少女》（原作已佚）
许幸之1928年油画作品：
《青春》（原作已佚）
许幸之1930年 油画作品：
毕业创作：《工人之家》又名《友人之家》
（东京艺术大学收藏）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回到故乡，也许会在安静、美丽的水道桥边散步，你们还会丢掉军国主义的思想，重新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尽力。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像兄弟一样手拉起手，已经成为和平主义者的你们，可能早把乡愁忘记在脑后了。
后来，这幅画又回到我的手中。现在几十年已经过去了，我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个时代相熟的朋友有些已经故去，但也有很多人依然健在并且还很活跃。
有幸活下来的我，亲眼目睹了这几十年来的激烈变化。现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火已经熄灭，恢复了友好关系。我的画虽然被水淋了也有些退色，但是它是这段历史的见证。当然，我希望这幅画不是勾起人们无限的乡愁，而只是能让人们回忆起过去，和对未来充满希望。
1930年，许幸之（学名：许逹）
东京美术学校毕业证书
﹝注释﹞一九00年（庚子年），中国北方地区掀起义和团运动，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等国联合派兵对北京进行了占领。清朝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向各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后来一些国家放弃部分赔款，清朝及民国政府用这部分资金作为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中译稿编者注）
1954年春，许幸之辞去电影界的一切职务，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任美术理论研究室主任，他是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外国美术史系统教学和研究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