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看到了一篇推文《女性困境是个伪命题吗？》。
女权（平权）主义者会给出斩钉截铁的回答，当然不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女性困境都是切实存在的。
正因为存在女性困境，女权主义者们才会为了争取平等权利而奔走呼号。
那为什么那篇推文还要用一个提问的方式呢？
因为有人在装睡，因为有人坚信女性困境不过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在自说自话、歇斯底里罢了。他们不承认，女性在生活中会遭遇无数的隐形天花板，不承认“世界上有一群女孩才是真正的输家。”
在当下，我们对女权主义这个词早已不再陌生，以至于女权常常处于一种被过度使用，被滥用的尴尬境地。
女权被冠上了“女拳”的名号，追求平等的行为异化成了过度激进的笑话。被冠以污名的女性主义者们，即使在这个个体话语权从古至今未有的盛世里，也像在宗教审判阴云笼罩中世纪般，一旦被指控为女巫，自证的方法就像“施以火刑，若死则是清白，若没有则是女巫，当判死刑”一样的荒诞绝望。
今天，我想讲四个女孩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浪漫传奇，或许这四个关中乡下女孩让你感到乏味，但是我想，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女性。或许她们的平凡和真实，比那些响亮宏大的平权口号，更打动人心呢？
她们来自柳青的《创业史》，是新中国千千万万农村女性命运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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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梁生宝的童养媳在书中是一个模糊幻影。
她像影子一样悄然出现，然后又无声地退场，甚至在书中连名字也没有被赋予。
生为穷佃户的女儿，十一岁时就被卖到同样清贫的梁家，早早离开父母，她的生存被限制在别人的家庭，孩童的天真和稚嫩早早离她而去了。即使公婆对她不曾打骂苛责，把她像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但寄人篱下，买来的儿媳身份的定位让她无法不小心翼翼，失语沉默地活着，很快她死于痨病，或者说是心疾。
这种心疾的根源？不被看到，不被听到，不被作为“女性”而不是作为生育工具的被接受。
她的生命像烟尘一样消失了。就像她被抹去的名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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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兰和改霞同样也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幸好命运不舍她们同样香消玉殒，一窥她们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女性困境。
秀兰七岁便被她爸爸订了出去,与未婚夫杨明山连面也不曾见过，更没有感情基础可言。
然而在普及婚姻法的大潮中，改霞退了婚，生宝拒绝了童养媳，惟独秀兰的包办婚姻得到了保守与进步势力的一致认可，原因在于她的未婚夫杨明山，是个志愿军战士。
杨明山所投身的革命事业，亦具有无上的光荣。这荣耀也披及了秀兰、秀兰的家庭和秀兰的婚恋。秀兰对未婚夫的爱无疑是真诚的。可这爱与其说是情感的依恋，毋宁说是对英雄的敬重。
她献身爱情的对象与其说是杨明山，毋宁说是杨明山所代表的革命事业。
在秀兰整个婚恋的过程中，她自己的选择始终是被排除在外的，先是父亲替她择定了女婿，后是国家伦理的绝对正当性替他认定了女婿。当秀兰的朋友们看到杨明山长相平庸的照片而为她惋惜时，当她必须不顾日乡俗去未过门的婆婆家时，她内心都涌出了许多苦楚，但是当她念及自己是光荣的志愿军的未婚妻时，所有的苦楚便涣然冰释，并决心退学搬到婆家，连对爱情赋予了神圣意义的改霞都觉得她更高尚纯洁了。
秀兰的爱，不能说是浪漫的，她不是爱一个男人，却是壮阔的，她爱的是祖国伟大的事业。
某种意义上，秀兰是独立自由的，她在牢笼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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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霞更是有血有肉的多。
她勇敢废除包办婚姻的桎梏，在村民的非议前也不显怯色。
在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当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要面对世俗的偏见饱受人们的非议，承受巨大的心里压力，但是改霞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这些陈旧观念无法束缚她对自由婚姻幸福爱情的渴望，也没有任何人能借助传统的力量禁锢她，规范她。
面对心上人生宝，她大胆而热烈，对爱情有更独到的见解。她在爱情面前不是盲目无脑的，关于面对个人情感和发展事业的选择，改霞虽然多方犹豫，最终仍然选择投身于祖国的工业建设中，独立果敢。
对事业的选择和对爱情的向往，由于有了生宝而多次产生纠葛。
生宝的几次误会和推脱，倒使她从激情中冷静下来，开始了理性的思索。这些思索都反复指向一个主题，改霞开始朴素地质疑女性的双重角色。
她要作为一个女人享受爱情的甜蜜和幸福，她更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和男人享有同等的社会价值。她拒绝传统家庭模式不甘做男人的附属品，她越来越清晰地认定自己和生宝并不适合组成家庭，于是选择了放弃，带着深深的遗憾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生宝，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之中，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之路。
改霞这一人物形象标志着农村女性并不都是井底之蛙,她们当中不乏有理想有远见的新女性，展现新时代中国农村女性的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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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以一个受侮辱与损害的女子作为结尾。
在主旋律的光辉下，她悲惨的命运更加刺眼。总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原生家庭结构的失衡让她从小就对男女关系有了一种不健康的认识，堕落的母亲，无能的父亲，少女素芳穿梭在城镇的灰色街道里，暗处的危险贪婪的凝视着她。年仅十六岁，还未开放便被摘下，她受一个饭铺堂倌引诱怀孕，作为受害者的她却成了永不被原谅的罪人。
她含泪嫁给了近乎弱智的男人，开始了挨打受骂，与外界隔绝的痛苦生活。她饱受歧视，就连思想先进的生宝也唾弃她厌恶她。命运弄人，在断了所有的想法后，素芳再一次落入魔爪，受到了来自姑父姚士杰的性侵犯。她不敢声张反而把姑父当成唯一的安慰，她由被迫顺从到主动迎合从姑父那里得到了畸形的温情可怜的满足。
然而本性的善良使她不情愿帮助姑父加害生宝，所以逐渐失去了沉溺于肉体欢娱的短暂热情，甚至害怕这样长期不清不白下去。故事的最后，她是找到自己亦或是沉沦更深，我想有待读者自己去在柳青的书中找寻答案了。
素芳受尽屈孵然而善良自尊、爱恨分明，她更倔强地积聚着反抗的力量涌动着一种不安分的欲望，敢于流露自然的人性追求有爱的生活。
千千万万个改霞，秀兰，素芳，甚至童养媳组成了当时的农村女性群体，或多或少的，她们的故事总沾染了悲剧色彩，个人的意志总在大环境下漂泊孤立像浮萍。
然而，她们的故事似是悲歌，实则是赞歌。
她们共同演绎了在男权社会之中女性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在新社会新政权之中,当政治意图,历史使命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之时，个体生命个人情感特别是女性意识受到了极大冲击，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重视了政治经济的意义却忽略了人的全面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
柳青的书写，是赞颂她们的勇敢，也是悄然置下了一个问号，女性的以后，又是如何呢？
早在1923年，鲁迅先生就《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发表了演讲，摆脱了约束，创造自己命运的娜拉，是否只有两条路可走呢？——堕落，还是回归？
我想，是时候开创第三条道路，比秀兰更坚定，比改霞更决绝，在比童养媳和素芳命运更贫瘠的人土地上，开出一代代女性血与泪浇灌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