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雪峰
清代至民国，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的一批著名人物进入潮汕，并留下相应诗篇，这批外来人士推动了潮汕文化的发展，密切了岭东人物同广府地区人物的关系。词人汪瑔就是来潮文人的其中一位。
据王进驹、王永青著《岭南幕客诗人汪瑔研究》：汪瑔（1828—1891），字玉泉，号芙生，又号谷庵。祖籍浙江山阴，自幼随父游幕，长于粤东，将近晚年入籍番禺。咸丰初为州县幕客，光绪间先后入两广总督刘坤一、裕宽、张树声、曾国荃幕，才干卓异，尤擅洋务，为幕主所倚重。曾国荃曾叹息，“惜吾兄（曾国藩）未识君。”汪瑔还是朱执信的外祖父，且是汪兆铭（精卫）的叔父。汪瑔的儿子汪兆铨，从子汪兆镛，同是近代广东著名文人。
有清一代，在嘉道咸年间入粤而长于岭南的浙籍人士不少，举凡叶恭绰、叶衍兰等。汪瑔诗品人品俱优，张维屏、陈澧、陈宝箴、文廷式等对其文学成就赞赏有加。汪瑔著作有：《随山馆猥稿》、《随山馆丛稿》、《随山馆词稿》、《随山馆尺牍》、《松烟小录》等。
《岭南幕客诗人汪瑔研究》所附《汪瑔年谱简编》记载：咸丰元年（1851），当汪瑔24岁，此年秋天，汪瑔有《得十二兄潮州书》，“得十二兄潮州书信，有感而作”。据此看来，汪瑔很早就关注潮州方面的事情。
汪瑔的幕主之一五福历任阳山、东莞、番禺3县及廉、琼、潮、高、肇庆五府，共计16年。至1868年，五福卒于官任，汪瑔另择他幕。汪瑔到潮州，是追随五福，以幕客的身份出现。《汪瑔年谱简编》记载同治五年（1866），当汪瑔39岁事情：“秋，归广州月余，复有潮州之行。”
同治六年（1867），40岁的汪瑔在参观黄老相公祠后，写下《黄老相公祠四首》，诗前小序介绍祠堂来历：“黄定公，上元诸生，明崇祯末客潮阳，甲申之变，赴县庙井中死。后人于井旁立庙，祀之曰黄老相公祠。”在诗中，汪瑔写下了黄老相公殉节之事，“九原殉节先皇帝，千载人呼老相公。”同时，也对黄老相公表示赞叹和惋惜，“青衫白发老诸生，可是寒儒一身轻”。
同治八年（1869），汪瑔再次客游潮州，入在盐运使冒澄的部下。同治十年（1871）六月，潮州发大水。汪瑔在冒澄幕下，亲眼目睹水灾，作有《六月杪潮州大水感事有作》，对这次水灾作了形象的描绘：“郡城俯韩江，萦绕东南隅。巨浸初见逼，不没三版余。安危在咫尺，性命争须臾。幸见霁色开，甫使惊魂苏。城中十万户，仅免嗟沦胥。城外数百村，已见成污潴。余粮失鸡骛，微命逃渔龙。嗷嗷遍哀雁，处处号饥乌。”
以上诗作颇似杜甫的史事诗，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绪。汪瑔作为幕客，曾劝当事者赈抚灾民，立散赈之法，为缓解危难作出贡献。朱启连在《汪先生行状》中记载：“同治十年六月，大水，城几没，决蔡家围，漂人畜田舍，先生劝当事者赈抚，立散赈之法，文告多出其手。”朱启连，原籍浙江萧山，朱执信之父。年十九，游汪瑔之门，瑔以女妻之。
后冒澄被弹劾失官，汪瑔有《送冒哲斋归如皋序》。在序中，汪瑔特意写道，冒公被弹劾失官之后，寓居广州，当时若有广州人至潮州，市民必“询君安否”，可见冒公深受地方百姓爱戴。
同治十一年（1872），汪瑔在俊达幕下。潮州因水旱之灾，官吏私自动用库银赈灾，共计两千两。按清代律法规定，国家库藏五百两库银以上，没经上级批准不得擅自挪用。俊达不知如何解决此事。汪瑔想出一个办法，用税契补充库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解决此难题，并为其他各县效仿。
汪瑔在潮时，留心实务，其所著《随山馆尺牍》中记载：“比年以来海内争言机器之学，中国精于此者实不乏人。曩客潮州，见海阳令杨君石松元华闽人也，通西国机轮之法，其所制三光仪，泰西人亦称之。”
上述的海阳县令杨石松制三光仪之事，较少听说。汪瑔《随山馆尺牍》还记载了杨石松对汪瑔议论制器之事，足证汪瑔和潮州地方官员的来往。
在潮时，汪瑔曾到韩文公祠，写下《谒韩文公祠》：“炎荒天欲启文明，却遣公为海上行。千载江山留姓氏，一时仙佛借声名。古祠阴合黄蕉热，断碣铭残碧藓生。试向夜深看北斗，可还流照义安城。”
义安城是潮州城的代称，韩愈是对潮州有贡献的官员。此诗有研究者认为，最后两句“试向夜深看北斗，可还流照义安城”是影射当时的广州城已经没有像韩愈那样致力于百姓疾苦的官员，这是对昏庸官员的诘问，也是对能吏的呼唤。
另外，汪瑔的儿子汪兆铨曾在潮州任儒官之职。汪兆铨（1859—1929），年二十，与从弟汪兆镛读书于随山馆。光绪七年（1881），选学海堂专课生。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历任海阳县（今潮州）教谕、菊坡精舍学长、广雅书院总校、广东高等学堂教务长等。
汪瑔本人在《述怀六首》中自注云：“闭户养疴已数年矣，赖门人姚生文骏，洎朱婿启连，陶甥尔锟辈，岁时问遗给朝夕之需。今秋儿子得海阳学官，诸子所贻遂以谢却。虽儒官俸薄，不周于用，亦惟随时尽消息之理而已。”
概而言之，原籍浙江的番禺汪氏对广东文化影响较大，汪氏和潮汕地方有一定关系，这是值得文史研究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