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雪峰
清代至民國，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的一批著名人物進入潮汕，并留下相應詩篇，這批外來人士推動了潮汕文化的發展，密切了嶺東人物同廣府地區人物的關系。詞人汪瑔就是來潮文人的其中一位。
據王進駒、王永青著《嶺南幕客詩人汪瑔研究》：汪瑔（1828—1891），字玉泉，号芙生，又号谷庵。祖籍浙江山陰，自幼随父遊幕，長于粵東，将近晚年入籍番禺。鹹豐初為州縣幕客，光緒間先後入兩廣總督劉坤一、裕寬、張樹聲、曾國荃幕，才幹卓異，尤擅洋務，為幕主所倚重。曾國荃曾歎息，“惜吾兄（曾國藩）未識君。”汪瑔還是朱執信的外祖父，且是汪兆銘（精衛）的叔父。汪瑔的兒子汪兆铨，從子汪兆镛，同是近代廣東著名文人。
有清一代，在嘉道鹹年間入粵而長于嶺南的浙籍人士不少，舉凡葉恭綽、葉衍蘭等。汪瑔詩品人品俱優，張維屏、陳澧、陳寶箴、文廷式等對其文學成就贊賞有加。汪瑔著作有：《随山館猥稿》、《随山館叢稿》、《随山館詞稿》、《随山館尺牍》、《松煙小錄》等。
《嶺南幕客詩人汪瑔研究》所附《汪瑔年譜簡編》記載：鹹豐元年（1851），當汪瑔24歲，此年秋天，汪瑔有《得十二兄潮州書》，“得十二兄潮州書信，有感而作”。據此看來，汪瑔很早就關注潮州方面的事情。
汪瑔的幕主之一五福曆任陽山、東莞、番禺3縣及廉、瓊、潮、高、肇慶五府，共計16年。至1868年，五福卒于官任，汪瑔另擇他幕。汪瑔到潮州，是追随五福，以幕客的身份出現。《汪瑔年譜簡編》記載同治五年（1866），當汪瑔39歲事情：“秋，歸廣州月餘，複有潮州之行。”
同治六年（1867），40歲的汪瑔在參觀黃老相公祠後，寫下《黃老相公祠四首》，詩前小序介紹祠堂來曆：“黃定公，上元諸生，明崇祯末客潮陽，甲申之變，赴縣廟井中死。後人于井旁立廟，祀之曰黃老相公祠。”在詩中，汪瑔寫下了黃老相公殉節之事，“九原殉節先皇帝，千載人呼老相公。”同時，也對黃老相公表示贊歎和惋惜，“青衫白發老諸生，可是寒儒一身輕”。
同治八年（1869），汪瑔再次客遊潮州，入在鹽運使冒澄的部下。同治十年（1871）六月，潮州發大水。汪瑔在冒澄幕下，親眼目睹水災，作有《六月杪潮州大水感事有作》，對這次水災作了形象的描繪：“郡城俯韓江，萦繞東南隅。巨浸初見逼，不沒三版餘。安危在咫尺，性命争須臾。幸見霁色開，甫使驚魂蘇。城中十萬戶，僅免嗟淪胥。城外數百村，已見成污潴。餘糧失雞骛，微命逃漁龍。嗷嗷遍哀雁，處處号饑烏。”
以上詩作頗似杜甫的史事詩，表達了憂國憂民的情緒。汪瑔作為幕客，曾勸當事者赈撫災民，立散赈之法，為緩解危難作出貢獻。朱啟連在《汪先生行狀》中記載：“同治十年六月，大水，城幾沒，決蔡家圍，漂人畜田舍，先生勸當事者赈撫，立散赈之法，文告多出其手。”朱啟連，原籍浙江蕭山，朱執信之父。年十九，遊汪瑔之門，瑔以女妻之。
後冒澄被彈劾失官，汪瑔有《送冒哲齋歸如臯序》。在序中，汪瑔特意寫道，冒公被彈劾失官之後，寓居廣州，當時若有廣州人至潮州，市民必“詢君安否”，可見冒公深受地方百姓愛戴。
同治十一年（1872），汪瑔在俊達幕下。潮州因水旱之災，官吏私自動用庫銀赈災，共計兩千兩。按清代律法規定，國家庫藏五百兩庫銀以上，沒經上級準許不得擅自挪用。俊達不知如何解決此事。汪瑔想出一個辦法，用稅契補充庫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解決此難題，并為其他各縣效仿。
汪瑔在潮時，留心實務，其所著《随山館尺牍》中記載：“比年以來海内争言機器之學，中國精于此者實不乏人。曩客潮州，見海陽令楊君石松元華閩人也，通西國機輪之法，其所制三光儀，泰西人亦稱之。”
上述的海陽縣令楊石松制三光儀之事，較少聽說。汪瑔《随山館尺牍》還記載了楊石松對汪瑔議論制器之事，足證汪瑔和潮州地方官員的來往。
在潮時，汪瑔曾到韓文公祠，寫下《谒韓文公祠》：“炎荒天欲啟文明，卻遣公為海上行。千載江山留姓氏，一時仙佛借聲名。古祠陰合黃蕉熱，斷碣銘殘碧藓生。試向夜深看北鬥，可還流照義安城。”
義安城是潮州城的代稱，韓愈是對潮州有貢獻的官員。此詩有研究者認為，最後兩句“試向夜深看北鬥，可還流照義安城”是影射當時的廣州城已經沒有像韓愈那樣緻力于百姓疾苦的官員，這是對昏庸官員的诘問，也是對能吏的呼喚。
另外，汪瑔的兒子汪兆铨曾在潮州任儒官之職。汪兆铨（1859—1929），年二十，與從弟汪兆镛讀書于随山館。光緒七年（1881），選學海堂專課生。光緒十一年（1885）舉人，曆任海陽縣（今潮州）教谕、菊坡精舍學長、廣雅書院總校、廣東高等學堂教務長等。
汪瑔本人在《述懷六首》中自注雲：“閉戶養疴已數年矣，賴門人姚生文駿，洎朱婿啟連，陶甥爾锟輩，歲時問遺給朝夕之需。今秋兒子得海陽學官，諸子所贻遂以謝卻。雖儒官俸薄，不周于用，亦惟随時盡消息之理而已。”
概而言之，原籍浙江的番禺汪氏對廣東文化影響較大，汪氏和潮汕地方有一定關系，這是值得文史研究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