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槐荫书话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最近去首都剧场看了人艺演出的《家》。坐在台下，我专注于剧情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跟着场次的推进往前走；当觉慧和鸣凤在荷花池边互诉心曲时，我流下了眼泪；当觉新和梅相遇而不能畅所欲言，各有隐痛时，我又流泪。因看戏动情，自己都感到好笑。其中原因，是我年轻时读过小说，知道他们的现实处境和结局。导演李六乙先生提出要“建立以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存在形式”，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为演员体会人物的心理及思想感情提供了宽阔的表演空间，觉慧与鸣凤，觉新与梅在不同时空的“对戏”，像正负电碰撞出了火花和“能”，瞬间就打动观众，让我老泪纵横。我要起立鼓掌：这一次的导演指导思想和演出效果是成功的。
小说《家》是巴金的里程碑式的创作，从发表、出版到今天已90年。在新文学的长篇小说系列中，《家》的出世，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不胫而走，赢得众多读者；90年后，从小说改编的戏剧、电影，还有广大的观众。经典作品的生命力，已经被时间证明了。巴金先生最重视读者，爱他的读者，他说过：作家靠自己的作品生活，靠读者生活，他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哪位长官的嘴上。所以，《家》活着，作家就活着。
《家》是为封建大家庭唱挽歌的。《家》的作者，就生活在类似《家》那样的环境里，凡19年。在这个大门口有石狮子的高公馆里，据巴金回忆，仅仅仆人就有四五十人。从小，巴金喜欢亲近他们家的仆人，同情仆人的命运。在贫富尊卑对比中，在接受新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作家向往和追求自由、平等。小说写到三少爷觉慧不坐轿子，他的大哥就说他弟弟是“人道主义者”。小说的内容，有许多情节是作家的经历，是作家从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看到了不和谐及黑暗。爷爷的专制，决定着高公馆每个人的命运，维持着大家庭的秩序。作为长子长孙的觉新，逆来顺受，低下头接受爷爷为他安排的一切，包括他的婚姻。专制压迫，除了他们的爷爷，还有封建习俗。觉新和梅，就是因为八字相尅，不能结合；瑞珏被赶到城外生产，是因高老太爷死后要“避血光”。这些荒诞的、古已有之的陋俗，觉新不能也不敢违抗。话剧盯住人物的命运在进行，我总感到，整出戏忽视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在阴森森的高公馆墙外，从北京、上海传来的社会大风暴，已经打破公馆里的平静。觉慧、觉民、琴，开始在读《新青年》《新潮》，编辑出版报刊，组织社团，早已成了大家庭的叛徒。没有外部世界的变化，就不会有觉慧觉民和琴的觉悟。在小说里，他们读易卜生的《娜拉》，向往男女同校，放脚、剪发，迎接新社会的到来。成都孔学会会长冯乐山的纳小，在过去是正常的事情，但在接受新文化后的觉慧的眼里，就是丑恶的、不人道的；何况，冯会长要娶的，是他喜欢的鸣凤！鸣凤拒绝高老太爷的安排，沉湖自尽，高老太爷又把另一个婢女婉儿送给会长。在高公馆，婢女是物品，可以买卖，也可送人。话剧婉儿的扮演者，在道貌岸然的冯乐山面前瑟瑟发抖，露出恐惧的言语动作，戏份不多，表演精彩。
小说《家》的成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超稳定的中国传统冲击的结果。生活在类似大家庭的青年，从小说人物的命运发现自己的处境，从觉慧的勇敢、无畏和勃勃生气得到鼓舞，与小说中的人物共鸣。我看到，有几位大学教授对《家》不满意，认为巴金的小说只是女中学生才爱读，小说的结构太松散。这种看法，其实是部分事实的描述，《家》的读者，当年曾有不少中学生。青春期的苦闷彷徨，突然有小说里的人物代言，那些同样生活在大家庭的孩子怎能不喜欢？巴金说过，他不是要当作家才写小说的。他写小说，是“我要控诉”，他要同封建专制战斗。读者读了他的小说受到感染，纷纷写信要他指出生活的道路，巴金写了不少回信，安慰、劝解他的忠实读者 ，把他的读者当成朋友和向旧势力作斗争的战友。前些年有位山西作家在太原的文物市场买到巴金的一批信，后又追踪寻找收信人，就是巴金和读者联系的证明。杨苡先生出版的《雪泥集》，也是巴金给她这个富家小姐的通信。小说《家》曾经感动过多少读者，改变过多少人的命运？没有确切的统计，我读书时发现，有些当年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前辈，在回忆录里说，他们参加革命，是读了巴金的《家》和斯诺的《西行漫记》。读小说，能让人情绪波动，不安于现状，立即行动，自主选择人生道路，是文学的社会功能。求之当世，能有几本？
由孙道临、黄宗英、张瑞芳、王丹凤等电影艺术家主演的《家》，比起年轻的话剧演员，更能深切体味小说人物的处境和思想感情，因为他们经历过那个时代，自己就有切身体验。他们在表演中真正进入角色，把作家没写出来的韵味也演出来、溢出来了。王丹凤扮演的鸣凤在决定去死前，端着脸盆对觉慧说：“让我再伺候伺候你一回吧。”，真是锥心的蒙太奇，让观众欲哭无泪。
好像还有电视剧《家》，有其他剧种排演的《家》，但我没看过，不知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