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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史地学家萧令裕

淮安板闸曾经是闻名天下的繁华小镇,因为明清两朝及民国早期在这里设置了直属于中央的大型税务机关——淮安榷关,淮关下辖淮、盐、连、宿四个地区的三关十八卡,每年都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贡献。板闸还曾走出一位著名的史地学家萧令裕(?—1854,字梅生),他一生主要在淮安榷关、广州海关、两广总督府担任文案及幕僚,晚年得了个八品的山东盐运司经历小官,未能赴任就去世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毕生关注民生,关汪国运,勤于著述,著作颇丰。近年来,他的学术成就一再被提及,受到学界重视,被认为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先驱人物。

清河二萧,名闻遐迩

萧令裕出生于清河县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一介书生,一事无成,不善营生,负债累累,流落京师,长年不归家。因生活没有着落,萧令裕自幼与弟弟一起随母亲刘氏到山阳投靠也不富裕的舅舅生活,居住在板闸镇一间临时搭起来的四处透风的茅草房里,终年过着寄人篱下半饥半饱的生活。母亲刘氏聪明勤劳,她年幼时即操持家务,常常一边洗衣做饭,一边听哥哥弟弟读书,把听到的知识默默地记于心中,一有空闲就向他们请教,因此,虽然没上过学,竟也认得很多字,能写字记事,知道许多历史故事,尤其对“列朝之盛衰,君后之不贤不及,人才之盛衰,治乱之得失”(萧文业《先妣刘太儒人行状》),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并经常利用茶余饭后向年幼的儿子讲述、进行启蒙教育。经过一复一年的薰陶,萧令裕与萧文业(字梅江)兄弟二人的学识已远远超过同龄人。到了上学年龄,刘氏为筹集束脩,厚着脸皮四处借债,终于把兄弟二人送到了当地最好的私塾。左邻右舍见其终日奔波,破衣烂衫,骨瘦如柴,就好心地劝她说:“穷人家伢子读什么书?还不如早点让他们去给有钱人家当伙计,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能积攒点钱,将来好取媳妇。”她一口回绝道:“若是这样,我的儿子就要穷困一生,当一辈子的伙计了。我宁可少活几年,也要让我的儿子出人头地!”梅生、梅江兄弟都很懂事,听从妈妈的教诲,学习异常用功。有一次,私塾先生感慨地说:“我满堂的学生当中,萧家兄弟俩个衣裳是最差的,学业却是最好的,将来必将是最有出息的。”

后来梅生、梅江都中了秀才,都写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成了小镇名人。兄弟二人知识渊博,谙熟古今文献,文采斐然,被当地淮安榷关大员相中,引入幕府,执掌文案,负责淮关日常文字工作,收入稳定,家境逐渐改善。母亲见兄弟二人面有得意之色,就及时教育他们加强品德修养,不可骄傲自满。兄弟二人于是在业余更加勤奋地读书学习,著书立说,梅生著有《楚州使院石柱题名记跋》、《清河疆域沿革表》、《淮榷志遗》、《寄生庐集》、《英吉利记》、《粤东市舶论》等著作,梅江著有《永慕庐文集》,皆证据确凿,文思缜密,发前人之所未发,是重要的史地文献。“清江二萧”的名声在江淮大地远近传扬,姚鼎、郭类伽、包世臣等当世名人主动与他结交,路过淮安的文人、官员也纷纷慕名停船登岸,拜访求教。嘉庆十七年,阮元来淮担任漕运总督,对兄弟二的文才十分赏识,多次接见,请教治河治盐方略。四年后,阮元调任两广总督,指名要梅生随行,把他安排在广州海关及总督府担任高级幕僚。近代淮安籍大儒丁晏年轻时见过二萧,十分敬重他们,称他们“有志用世,凡河渠、盐法、转漕、御夷诸大政皆所究心。屡参幕府,大吏颇倚重之”(《柘塘脞录》),记录了当时二萧的影响。民国时期,冒广生来淮担任淮关监督,追忆住事,敬仰二萧的人品和学识,“恨其不与之同时也”(《萧梅生梅江传》),搜寻二人的文稿,并把它们刻入《楚州丛书》中,二萧著作因此得到广泛传播。

钻研利国利民的实用学说

萧令裕生活的时代,科举制度还在大行其道,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知识分子大多数两耳不闻窗外事,还终日埋头研读二千多年前的所谓圣贤之道“四书五经”,醉心于撰写僵化陈腐的的严重束缚思想八股文,以便博得功名,捞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穷苦出身的萧令裕也曾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但后来发现,这条路实在太艰难,这些学说实在是无补于世,于是在中秀才后把兴趣转移到经世致用的实用学说上,对于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深得地方大吏的赏识,同时在知识阶层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毕生留心于经世之学,并勤于实际考察,写出许多有实际价值的论著。

在淮关任职期间,他曾花费大量时间,钻研史料,并实地考察,将清河县疆域沿革情况制成一份较为复杂的长表,把较长篇幅的考证文字和附属文字汇成《清河县疆域沿革表》,此书材料丰富,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成为后人了解清河历史沿革的主要依据之一。淮安城里有一根唐代时期的石柱,上面有楚州历任刺史的题名,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布满青苔,且已多处脱落,模糊不清。对一重要的地方金石史料,千百年无人问津。萧令裕与弟弟一起对其进行清洗,修复,并查阅大量资料,写出专著《楚州使院石柱题名记跋》,为保存地方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如《借黄济运议》、《收买淮北池产余盐议》、《书连山瑶用兵议》等等均为与当时的国计民生时事政治密切相关的论著。到广东任职后,他又写出了《英吉利记》、《粤东市舶论》等著作,这些著作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奠定了他学术史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