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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史地學家蕭令裕

淮安闆閘曾經是聞名天下的繁華小鎮,因為明清兩朝及民國早期在這裡設定了直屬于中央的大型稅務機關——淮安榷關,淮關下轄淮、鹽、連、宿四個地區的三關十八卡,每年都為國家财政作出了巨大貢獻。闆閘還曾走出一位著名的史地學家蕭令裕(?—1854,字梅生),他一生主要在淮安榷關、廣州海關、兩廣總督府擔任文案及幕僚,晚年得了個八品的山東鹽運司經曆小官,未能赴任就去世了。他位卑未敢忘憂國,畢生關注民生,關汪國運,勤于著述,著作頗豐。近年來,他的學術成就一再被提及,受到學界重視,被認為是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深遠影響的先驅人物。

清河二蕭,名聞遐迩

蕭令裕出生于清河縣一個貧寒的家庭。父親是一介書生,一事無成,不善營生,負債累累,流落京師,長年不歸家。因生活沒有着落,蕭令裕自幼與弟弟一起随母親劉氏到山陽投靠也不富裕的舅舅生活,居住在闆閘鎮一間臨時搭起來的四處透風的茅草房裡,終年過着寄人籬下半饑半飽的生活。母親劉氏聰明勤勞,她年幼時即操持家務,常常一邊洗衣做飯,一邊聽哥哥弟弟讀書,把聽到的知識默默地記于心中,一有空閑就向他們請教,是以,雖然沒上過學,竟也認得很多字,能寫字記事,知道許多曆史故事,尤其對“列朝之盛衰,君後之不賢不及,人才之盛衰,治亂之得失”(蕭文業《先妣劉太儒人行狀》),有一定的認識和見解,并經常利用茶餘飯後向年幼的兒子講述、進行啟蒙教育。經過一複一年的薰陶,蕭令裕與蕭文業(字梅江)兄弟二人的學識已遠遠超過同齡人。到了上學年齡,劉氏為籌集束脩,厚着臉皮四處借債,終于把兄弟二人送到了當地最好的私塾。左鄰右舍見其終日奔波,破衣爛衫,骨瘦如柴,就好心地勸她說:“窮人家伢子讀什麼書?還不如早點讓他們去給有錢人家當夥計,既解決了吃飯問題,又能積攢點錢,将來好取媳婦。”她一口回絕道:“若是這樣,我的兒子就要窮困一生,當一輩子的夥計了。我甯可少活幾年,也要讓我的兒子出人頭地!”梅生、梅江兄弟都很懂事,聽從媽媽的教誨,學習異常用功。有一次,私塾先生感慨地說:“我滿堂的學生當中,蕭家兄弟倆個衣裳是最差的,學業卻是最好的,将來必将是最有出息的。”

後來梅生、梅江都中了秀才,都寫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成了小鎮名人。兄弟二人知識淵博,谙熟古今文獻,文采斐然,被當地淮安榷關大員相中,引入幕府,執掌文案,負責淮關日常文字工作,收入穩定,家境逐漸改善。母親見兄弟二人面有得意之色,就及時教育他們加強品德修養,不可驕傲自滿。兄弟二人于是在業餘更加勤奮地讀書學習,著書立說,梅生著有《楚州使院石柱題名記跋》、《清河疆域沿革表》、《淮榷志遺》、《寄生廬集》、《英吉利記》、《粵東市舶論》等著作,梅江著有《永慕廬文集》,皆證據确鑿,文思缜密,發前人之所未發,是重要的史地文獻。“清江二蕭”的名聲在江淮大地遠近傳揚,姚鼎、郭類伽、包世臣等當世名人主動與他結交,路過淮安的文人、官員也紛紛慕名停船登岸,拜訪求教。嘉慶十七年,阮元來淮擔任漕運總督,對兄弟二的文才十分賞識,多次接見,請教治河治鹽方略。四年後,阮元調任兩廣總督,指名要梅生随行,把他安排在廣州海關及總督府擔任進階幕僚。近代淮安籍大儒丁晏年輕時見過二蕭,十分敬重他們,稱他們“有志用世,凡河渠、鹽法、轉漕、禦夷諸大政皆所究心。屢參幕府,大吏頗倚重之”(《柘塘脞錄》),記錄了當時二蕭的影響。民國時期,冒廣生來淮擔任淮關監督,追憶住事,敬仰二蕭的人品和學識,“恨其不與之同時也”(《蕭梅生梅江傳》),搜尋二人的文稿,并把它們刻入《楚州叢書》中,二蕭著作是以得到廣泛傳播。

鑽研利國利民的實用學說

蕭令裕生活的時代,科舉制度還在大行其道,發揮着指揮棒的作用,知識分子大多數兩耳不聞窗外事,還終日埋頭研讀二千多年前的所謂聖賢之道“四書五經”,醉心于撰寫僵化陳腐的的嚴重束縛思想八股文,以便博得功名,撈個一官半職,光宗耀祖。窮苦出身的蕭令裕也曾做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夢想,但後來發現,這條路實在太艱難,這些學說實在是無補于世,于是在中秀才後把興趣轉移到經世緻用的實用學說上,對于漕運、水利、鹽務、農業、民俗、刑法、軍事等,都能提出有價值的見解,深得地方大吏的賞識,同時在知識階層赢得了廣泛的贊譽。他畢生留心于經世之學,并勤于實際考察,寫出許多有實際價值的論著。

在淮關任職期間,他曾花費大量時間,鑽研史料,并實地考察,将清河縣疆域沿革情況制成一份較為複雜的長表,把較長篇幅的考證文字和附屬文字彙成《清河縣疆域沿革表》,此書材料豐富,儲存了一些重要的史料,成為後人了解清河曆史沿革的主要依據之一。淮安城裡有一根唐代時期的石柱,上面有楚州曆任刺史的題名,因年代久遠,風雨剝蝕,布滿青苔,且已多處脫落,模糊不清。對一重要的地方金石史料,千百年無人問津。蕭令裕與弟弟一起對其進行清洗,修複,并查閱大量資料,寫出專著《楚州使院石柱題名記跋》,為儲存地方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如《借黃濟運議》、《收買淮北池産餘鹽議》、《書連山瑤用兵議》等等均為與當時的國計民生時事政治密切相關的論著。到廣東任職後,他又寫出了《英吉利記》、《粵東市舶論》等著作,這些著作為他帶來了巨大的聲譽,奠定了他學術史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