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3日，在中国民航史上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当天下午3点10分，一架涂装中国台湾地区“中华航空”的波音747货机突然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舱门打开后，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
王锡爵面对闻讯赶到的当地民航负责人，他迫不及待地表示：“我要和家人团聚 ，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这便是当时震惊世界的“华航起义事件”。而王锡爵也成为1949年后两岸“直航第一人”。
中华航空334号航班是中华航空公司经营从新加坡樟宜机场经曼谷廊曼机场、香港启德机场飞往中正国际机场（现台北桃园机场）的定期货运航班。1986年5月3日，王锡爵机长驾驶执飞该航线的波音747起义飞往广州白云机场。
执飞中华航空344号航班的是一架注册号为B-198的波音747-200F全货机。B-198号机出厂于1980年，最早由卢森堡航空购入，注册号为LC-ECV。1985年，中国台湾民航部门以6000万美元的价格从卢森堡航空购入。并在1985年6月租给中华航空使用。
当天，王锡爵机组将要驾驶从新加坡经停曼谷、香港、台北，并最终飞往美国，货机上一共搭载了97.29吨（214500磅）的水果、轮胎、鲜鱼等货物。
5月3日，执飞中华航空344号航班的机组有3人，机长是王锡爵，56岁，四川遂宁人，他中国台湾空军军官学校30期毕业，在空军服役28年。王锡爵是黑猫中队队员，他曾在1965年曾和张立义一同驾驶U-2执行侦察任务。1967年6月，王从空军退役加入中华航空公司，曾执飞过波音707、波音727和波音747等。
副驾驶是董光兴，57岁，江苏宝山人，毕业于中国台湾空军军官学校29期，1971年加盟中华航空，曾执飞过波音707、波音727、波音747和空客A300等机型。飞行工程师是邱明志，40岁，他在1971年4月成为华航机务，1973年10月转任飞行工程师。
早上5点50分，中华航空344号航班从新加坡飞往曼谷。经停曼谷机场后，他们有准备飞往香港机场，下午2点40分，货机按照航路飞过IDOSI报告点，在香港东南约120海里时，联系上香港管制，并从33000英尺高度下降。
图、红圈者为王锡爵，左二是蒋经国
王锡爵先把飞行工程师邱明志安排到货舱取榴莲。王趁邱在货舱翻箱倒柜的时候，他和曾经的同学董光兴聊天：“老大哥，最近国际上劫机事件很多，咱们很久没有做反劫机演习了，来场演习吧！”董光兴没有多虑，就让他把自己的双手拷在了座舱把手上。在货机即将飞抵香港时，王锡爵突然接过操纵杆，改变航向，转而向广州飞去。
等邱明志返回驾驶舱时，王锡爵才向二人透露飞往大陆的消息，并警告他们不要反抗，否则大家就同归于尽。王锡爵还以危险的操纵姿势威胁两人，飞机在高度约4500英尺时，飞机发出了失速警报。邱和董认为王是来真的了。
下午3点13分，王锡爵在一架飞往北京的客机帮助下，呼叫到广州管制，在白云机场降落。当时恰逢“五一”假期，广东民航局长于延恩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骑自行车赶到机场处理。
事发当晚，广东省主要领导在广州珠岛宾馆宴请了王锡爵，并欢迎他驾机返回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表示：“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起义的事迹也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岛引起轩然大波。大陆方面主动联系台湾，并给中华航空公司拍去一封电报：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台湾需要派代表处理相关事宜，自然打破了台当局坚持数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华航做不了主，需要当地最高领导定夺。台北的意思是不正面接触，并指示“华航”通过第三方处理。但是北京的声音表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华航事件”陷入僵局。
5月6日，王锡爵驾驶华航747飞越了长江、黄河，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当王锡爵走下飞机时，迎接他的是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可以看到我国政府对王锡爵的重视程度。
王锡爵面对迎接他的100多名记者表示：“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王锡爵在四川家乡的老父亲也赶到北京来见儿子，82岁的王伯熙老人，已经有37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了。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也接见了王锡爵和他的家人，并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中国民航局再度联系中华航空，表示王锡爵愿意留在大陆，而董、邱愿意返台，大陆的意思很明确，飞机、人和货物都能交回台湾，但是需要派人来商谈此事。并强调：双方接洽交机还人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台湾方面如觉得来北京不方便，也可以选择别的地点。
747货机飞往大陆，对中华航空的影响很大，他们只有两架747货机，现在少了一半运力。在舆论的压力和民众的压力下，蒋经国亲自拍板决定华航和大陆面谈。
图、王锡爵拿着U-2飞机模型
“华航事件”后，在王锡爵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回大陆，他们强烈要求台湾当局放开限制，允许他们返乡探亲。蒋经国也取消了“三不政策”，允许海峡两岸进行正常的沟通和交流。
1987年，中国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解除台湾省戒严令，还放开了大陆探亲政策。王锡爵也被称为两岸“直航第一人”。
香港《中报》曾发表题为“通向历史的转折点”社论：从不接触到接触，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
王锡爵后来还担任中国民航波音747的机长，经常带队执飞加拿大、英国、法国、中东各地的航班。他年满60岁后，又转任民航总局华北分局副局长。王锡爵退休后还曾担任民革北京市委祖国统一联谊会副主任委员、统战部海外联理事、黄埔同学会理事、中国航空学会理事等。
B-198号机的结局比较悲惨。在1991年12月29日，执飞中华航空358号航班时，发生金属疲劳导致发动机脱落，货机最终坠毁在台北县万里乡（今新北市万里区）境内的中幅子山山区。飞机全损，5名机组成员悉数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