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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尔嘉耶夫在谈及王国时，认为其具有“两重意象”——追求公共目的的善和压制个体的恶，其侧重讨论了王国对个体的压制。
王国庞大复杂的外表下蕴含着巨大的对个体的奴役的力量，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中，最具诱惑力和最具欺骗性的莫过于王国的权力。而且随着客观事物的不断变化，它的形式也在不断“打扮”，诸如古罗马帝国，罗马教皇的神权统治，莫斯科沙皇政体，德意志第三帝国等等就是极好的例证。
【注】王国是指以国王为元首的国家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6">王国诱惑存在的人性基础</h1>
而王国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别尔嘉耶夫认为主要归结于，人性中对权力，尤其是对王国权力的追崇。因此，人热衷于建立王国，执掌王国的权杖。而对王国造成的对个体的奴役和对个体自由的挤压无所察觉。也就是说，王国权力之所以诱惑力强大，在于人甘于堕落。甘愿将自己的创造能力付之与王国的建设之中，人们不仅期望受到王国羽翼的庇佑，还担心不能为其竭尽忠诚。说白了，王国的奴役主要归咎于人错误地认识王国，归咎于人姑息王国的催眠术和无休止地做着帝王梦。
其中，催眠术之所以长盛不衰，在乎于催眠术是不理性的，而这主要体现于人性中的冲动，凭感觉计算得失。同时，别尔嘉耶夫认为古代王国的所谓主权和图腾正是这种催眠术的具体体现，因为两者都蕴含着极大的令人冲动的非理性因素。但对王国对个体压制的本质的认识也许会使得人们对人性天然追求王国权力的欲望有所压制。
王国天然地追求公共权力的集中，这使得除王国主人之外的所有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具有主权。同时，王国还习惯于掩耳盗铃地宣称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且一切由其代表。具体来看，古代的王国们都十分渴望成为一个与教会极相似的组织，使得人的灵魂、良心和思想得以同一；使得人的精神自由不再。由于古代王国这样的特性，使得每个古代王国都蛰伏着巨大的的人类灾难。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0">王国与帝国</h1>
别尔嘉耶夫认为，古代王国由于受到人的意志的支配，像一头怪兽，一旦支配王国的意志失去约束，它极易变成帝国。而帝国比王国更加疯狂，更加具备吞噬一切的可能。例如，“英国本是蕞尔小邦，但一演变成大不列颠帝国，就拥有普天下的王国。另外像神圣拜占庭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第一、第二、第三罗马帝国，哪一个不显示出这样的万能性？因此，那些时常自诩使命和地位显赫的帝王，本质上只是一些扩张分子。”（2007，《人的奴役与自由》）如果说，一个王国希望变成帝国，那么它便具备了成为大帝国的基础，与其说这样的扩张是对空间广大的追求，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对扩张的天然信仰。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2">个体道德与王国道德</h1>
就目的而言，个体道德与王国道德是决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对个体是道德的，对王国则未必。这主要由于王国把一切能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判为最高最好的目的。但如果一个不知趣的个体追问这一目的时，他将一无所获。因为这目的的质是什么，王国本身是无可奉告的，也是不能非议的。即使有时这个目的是人尽皆知的是子虚乌有的。而此处最悲剧的事实是“人们的生活充当了王国的手段”。
就具体道德准则而言，人们多把蛮横、以自我为中心、贪婪、仇恨、凶残、暴力、虚伪、阴险视为个体人格的卑劣，而对于王国却是一种高尚和善良。这确实令人费解。同时，我们还意识到“一切都是可允许的”被奉为王国的道德标尺。而且令人愤懑的是，我们听到的总是要求奴隶遵守道德的声音，王国的主人们正是那叫喊着最高调的道德却视其为粪土的人。最后别尔嘉耶夫总结到“事实上，当王国和民族不彰显人的道德时，人于其中便受奴役，人的个体人格便横遭摧残。”
同时，他还引述了列夫·托尔斯泰所言，指出“古代王国中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们无非是犯罪、伪善凶狠、残忍的代表，因为没有这些便造不出所谓的大人物。”别尔嘉耶夫也认为个体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意蕴，即使凭借任何王国存亡的理由均不应该剥夺之。“我以为，一个人，即便一个最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死也比王国或帝国的灭亡更重要，更具悲剧性。”
总的来讲，别尔嘉耶夫的国家观念是一个“国家坐寇论”的极端，其观点中也缺乏详实严密的逻辑论证，这当然引起禁觉。因此，也应该理性分析其观点，不应偏听偏信。但是，他的观点确实可以作为对施密特主义（国家主义）的一个兼听则明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