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请听我说》（吴锦勋撰述，华夏出版社，2015年1月）
钮承泽，1966年6月23日出生于台湾，成长于将军府邸和书香门第，外公是将军，父亲也从军，外婆与母亲则在大学教中文。而其外婆的父亲是民国军阀，自己的身上更是流淌着满族八旗“钮祜禄”氏的血液。自谑“满清余孽、军阀后代”。
他是生于台湾、长于台湾的“大陆二代”，“外省人”的身份曾令他非常伤感。
他认同台湾，他爱台湾，他甚至离不开台湾的食物文化，离不开他在台湾的朋友和猫。但他同样割舍不了的是，来自基因、来自血液的一份连结。
我流着"满清欲孽、军阀后代"的血
我的钮姓，源自于满族最古老的姓氏“钮祜禄氏”，在清朝是八大姓氏之一。我们姓钮的在清朝做了四次皇后，生了两个皇帝。
在我爷爷那一代，据说现在的北京火车站就是我们家，后来家道中落了，没钱就卖了房子，吃老本。后来我爸进了军校，在时代的安排下，就这样来到台湾，来了也没有想到会回不去。
全家只有他一个钮姓的来，我在成长的经验里，没有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堂兄弟，只有表亲，像是阿姨、舅舅、外公、外婆、表哥、表弟、表妹。
我外婆是安徽人，她的爸爸是冯玉祥的拜把兄弟，姓孔，人称孔大帅，做过陕西、甘肃二省督军。我爸在北京时就认识我外婆，叫她二阿姨；后来我爸来台，举目无亲，只好到他唯一的长辈家，也就是我外婆那里走动，之后和我妈谈起恋爱结婚。所以我常说，我家的血缘是“满清余孽、军阀后代”。
外公是将军，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他是朝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法律系毕业的，在抗战时投笔从戎。从军法官开始干起，主管撤退业务，他的直属长官就是宋楚瑜的爸爸宋达。
外公住在汀州路附近的百坪（几百平米）的官舍，因为房子大，爸妈结婚后，就叫我爸住在他家，我十五岁之前都在那个大宅里住，后来才搬出去。
外公后来被派去“革命实践研究室”担任总务长之类的官，那时党政军不分，所有人都要受训，院长就是蒋介石。我外公有边缘性格，耿直温厚，不钻营、不结党，他对下属远比对长官好。之前他是八二三炮战的运输署署长，八二三炮战打的就是运输战，可是他却是穷当当的，他给我们很好的教育示范。
钮承泽一家
我的渐冻人父亲
1949年那波大移民潮，那么多人离乡背井，连根一拔就来了，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爹娘、自己的妻儿，这怎么会没有伤口？
我爸自己一个人来台，比较悲惨的是，他是渐冻人。我十二岁时，他开始生病，到我十八九岁，他的肌肉慢慢萎缩到喉部以后，失去呼吸能力。被送到医院那天，我为他做人工呼吸，医生告诉我，他还剩两个礼拜的生命，没想到，他又活了十八年才走。
通常渐冻人只有三到五年生命，但爸爸从发病到离开，整整活了二十五年，而且有近二十年躺在床上，靠呼吸器呼吸。他是全世界我所知最惨的生命状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意识清醒，全身动弹不得，却一直受回忆折磨。
他出现病症但还没进医院的那几年，我已演过《小毕的故事》了，每天我都穿得很骚，在外面有很多马子朋友，每天都只想玩，想出去混。
那时我大约十六七岁，刚好是青少年的叛逆期。对爸爸的印象永远是，他坐在饭桌前，铺着一叠纸，用拳头握紧笔，手会抖，几乎没有办法拿笔了，但他就是要写信给家里。他每天就只做这件事：写信。
那时还没有“解严”，我妈在师大语言中心教中文，日本三井大商社会派人来台湾学中文，然后派去大陆做生意。我妈有个学生去了北京，她通过这个日本学生，想办法找到我爸家人，就这样靠着日本学生，经由第三地偷偷传信、寄信。
我爸有三个兄弟、三个姊妹，三叔是京戏权威，曾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有一年他被派去德国当访问学者，我爸找人传话，叫三叔打电话到台湾给他。
通过妈妈的日本学生居间传话，我们终于讲好几月、几日、几点要通电话。那天晚上，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全家无比慎重地等在电话机旁边，结果电话响了，那时国际长途电话品质不好，声音远远的，一层层回音好像在山洞里。
我一接起来，“喂——”不清楚，我再“喂”——三叔那头回话“嘿，我是钮骠啊”，“三叔啊，你等会儿——”我把电话通拿给我爸，他颤巍巍地把电话拿起来，才一开口“喂——”脸就皱在一起，哭啊，大哭，那天我们一家四口全部大哭。终于知道家里状况：爷爷早就死了，后来叔叔、姑姑又怎样……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爸妈的哭声。
大时代的操弄
我到了一定年纪，很羡慕我那些“早移民的朋友”，也就是所谓的本省人，他们可以回到南部的老家，有完整的家庭关系，他们往往有土地，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爸十几岁就和故乡切断了联系，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大时代操弄，他们那一辈，根本就是为“打回去”而活的。就因为要打回去，政府给房子住，眷村、家具都是临时的，用轻便的藤椅、藤桌，好像随时说走就走。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现在永和中正桥下，当时有人要卖地，一坪（三点三平米）五毛钱，我外公说：“买什么啊，我随时要回去，怎么买？”长大后，我想到这事，哇哇哀嚎：“哎呀！你那时真买个一万坪，我现在不就有钱可以拍电影了！”
我爸很想家，但是不敢回，因为他是吃终身俸的，万一回去了，终身俸就没了，只好努力压抑自己。他老讲北京的什么，兴致好的时候，自己做一做家乡小吃，偶尔讲老家的事，讲我爷爷，但讲得不多。后来渐冻了的身体把他囚住了，有生之年都不曾回乡，好惨。2003年，他去世了，后来葬回了北京，了却他的心愿。
钮承泽
北京，一种想象的故乡
以前我和我爸没那么水乳交融，从小背负着爸爸口中的北京，那样的北京对我而言是痛苦的，我连做梦都会梦到北京，但我不知道那个图像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以前被爸妈打骂之后，就会一个人到房间把门锁上，大哭着叫奶奶——幻想有个奶奶，他会抚慰我，我常跟想象中的爷爷、奶奶说话。北京一直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北京对我有一种超越血缘的连结感，身为旗人，我一定有些来自基因的设定，比方我运动细胞差，但一上马就会骑马，拿起箭就会射，我觉得这跟基因有关。
之前我去北京，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听到那些人讲的都是我爸、我外婆的口音，我没有任何的隔阂。还有很多方言，北京现在的人已经不讲，只有我爸会讲。比方他会讲：“你怎么那么‘怯’？”是指“你怎么那么土”；或是讲“拿墩布来擦干净！”，其实是那拖把来抹地板。
这些北京方言，从小我就听熟了。
我记得有天半夜，我跟周迅和她朋友三个人去骑车，在天安门一带的胡同瞎转兜绕，我一面骑，一面感觉这空气的温度，那整排挺拔的梧桐树，我知道这些巷弄胡同都是长久存在的，而我爸爸他们一家显然也走过这样的路线，觉得好熟悉、好亲切，有了某种奇特的连结，于是我发自内心很戏剧性地说：“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在那晚的气氛下，我开了这样的伤怀但又温暖的玩笑。
虽然如此，台湾是我的家乡。我的朋友、我的猫，这里充满一切成长的东西，以及我的食物文化。但北京是我始终不能割舍的，是来自基因、来自血缘的一份连结。
认同哪里？爱不爱台湾？一直是这几年很烦人的政治问题。我很多好朋友都是本省人，有很长时间，彼此不太会触碰对方的伤口。族群是这几年才有重新被挑动起来的。
“外省人”的伤感
我觉得台湾不要再讲“外省人”三个字，“外省人”这三个字，对我来讲是非常伤感的。
我二十岁左右大量阅读《新新闻》、《人间》等杂志，非常有使命感，很关心底层，想法很左，一度有激烈的思想，觉得腐败的国民党需要被推翻替换。年轻的时候，很容易会有想要做什么的冲力，这里面有青春期的焦虑、革命的英雄主义，好像为了背后很大的目标，可以怎样怎样。其实后来才知道，献身革命的人并不一定是想要让这个世界更好，可能只是找到一面理想的旗帜，可以追随、依附，然后可以满足，或是治疗自己。在这背后可能是盲动，是自己焦虑的宣泄。
所以我曾经很支持陈水扁。1994年，台北市长第一次选举时，外婆说，我家最民主了，来来来，告诉我，你要投谁。因为她先讲了我们家“最民主了”，所以我大方讲：“陈水扁啊。”结果，外婆拉高八度音大叫：“什么！”之后大骂：“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对不起死去的外公！”
为了阿扁，我弄到跟家里决裂，跟朋友无法来往，我妈妈要跟我脱离母子关系。结果，陈水扁当选后，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对街庆祝，但当晚我却先走了。原因是：第一，有些闽南语发音我听不懂；第二，我感受到他们对我血液的敌意。
作为一个外省人，好像背负了原罪。我怎么了？做错什么了？从小在台湾出生成长，离开台湾的时间加在一起没有超过一年，到现在也没有去移民，为什么我要被排挤？我有一种很落寞的感觉。我已经不认同国民党的腐败政权，但在这里我又是外人，好像夹在中间。
1996年，台湾选地区领导人时，我到大陆拍戏，人家把我当台湾人；中间我去美国，因为长得黑，又被当成印第安人；回到台湾，原来我是“外省人”。结果，他妈的，哪里是我的家？
我的前女友是深绿的，我自诩为中间选民。她们家也有伤口，她阿公讲一口漂亮、标准的日语，国民党时代在铁路局工作，明明非常优秀，却被打压。2004年投票前一天，发生“三一九”枪击案，那时我在拍戏，她打电话给我说：“哇操，这真是太屌了，陈水扁竟然搞这一局。”
她是深绿，也认为子弹是假的。第二天，她却穿着打扮好好要出门，我问她上哪里。她说：“去投票。”我问投谁，她回答：“投阿扁。”我拉住她：“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是说子弹是假的吗？”她回说：“没办法，我为了阿公。”她把我推开了，为了阿公去投阿扁。可是到了2008年，她投不下绿的，但也没办法把票投给蓝的。
我身边有非常多这样的朋友，像一位二二八事件受难家属的好友，她们家是深绿的，以前我去他家吃饭，他妈妈还用闽南语问我：“你甘系新党？新党系匆驶（不能）来阮兜（我家）喔！”现在这位朋友也不投票啦。
我想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有各自的伤口，而伤口终究有复原的过程，它会被忘记。其实台湾早期移民也经历过一段混乱的过渡期。福州人跟漳州人打，漳州人和泉州人打，闽南人跟客家人打，汉人和少数民族打，大家都如此。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但打完之后，不就是寻找尊重和包容，大家才能相处下去吗？
民进党执政时，我有个很大的恐惧，无涉统独，而是从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我想台湾和大陆应该要维持一种“相处之道”，而不是切断。切断就是自闭封锁，回到万历十五年时，不过，明朝那时还有大中华的疆域，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岛屿。
台湾某些无耻政客操弄族群，很清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操弄背后，一定有特定目的，也一定有伤口。有伤口才可能被撩拨嘛！这几年，族群成为可以挑动的议题，代表还有这样的人口和这样的问题存在。我觉得现在就是过程，就像疹子，赶快发一发吧！
找到和自己相处之道
我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原本是要探讨目前岛内的政媒乱象，以及“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活得这么不快乐”，结果拍到最后，解构了自己。
原本我设计一个“谑而不虐”的桥段，要在电影里扯掉邱毅的假发。我们剧组跟他进行了两个小时正式的访问，我看到他天真浪漫、自恋的一面，甚至午夜梦回的伤痛，我与他有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我们对另一个人会有反感，往往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也有的讨人厌的部分，好比邱毅那种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喜欢成为聚光灯焦点等等。那些东西我身上也有。后来他真的被人拔掉假发，我有很深的同情，不只对他，还包括拔他假发的人及其背后的原因。
我们总是喜欢把手指着别人，这样就不必面对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伤口，我们也很容易沉浸在负面情绪中，喝酒、吸毒、买名牌、盲目追求成功，但都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才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其实政客和媒体只是反映了我们复杂混乱的内在罢了。
我曾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但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却不知不觉腐烂发臭，甚至得抑郁症。但我终究回转成今天这样的我，是因为我往内找，找到跟自己相处的方法，因此才可以跟这个世界相处。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历程，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变得有反省的能力，充满慈悲。我不是星云大师，我仍然有欲望，有想要追求的，也还是会为负面情绪所苦，但我已找到跟生命相处的态度。对未来我并不悲观，人惟有慈悲地对待自己，才可能慈悲地对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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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钮承泽：“外省人”这三个字曾令我非常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