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請聽我說》（吳錦勳撰述，華夏出版社，2015年1月）
鈕承澤，1966年6月23日出生于台灣，成長于将軍府邸和書香門第，外公是将軍，父親也從軍，外婆與母親則在大學教中文。而其外婆的父親是民國軍閥，自己的身上更是流淌着滿族八旗“鈕祜祿”氏的血液。自谑“滿清餘孽、軍閥後代”。
他是生于台灣、長于台灣的“大陸二代”，“外省人”的身份曾令他非常傷感。
他認同台灣，他愛台灣，他甚至離不開台灣的食物文化，離不開他在台灣的朋友和貓。但他同樣割舍不了的是，來自基因、來自血液的一份連結。
我流着"滿清欲孽、軍閥後代"的血
我的鈕姓，源自于滿族最古老的姓氏“鈕祜祿氏”，在清朝是八大姓氏之一。我們姓鈕的在清朝做了四次皇後，生了兩個皇帝。
在我爺爺那一代，據說現在的北京火車站就是我們家，後來家道中落了，沒錢就賣了房子，吃老本。後來我爸進了軍校，在時代的安排下，就這樣來到台灣，來了也沒有想到會回不去。
全家隻有他一個鈕姓的來，我在成長的經驗裡，沒有爺爺、奶奶、叔叔、伯伯、堂兄弟，隻有表親，像是阿姨、舅舅、外公、外婆、表哥、表弟、表妹。
我外婆是安徽人，她的爸爸是馮玉祥的拜把兄弟，姓孔，人稱孔大帥，做過陝西、甘肅二省督軍。我爸在北京時就認識我外婆，叫她二阿姨；後來我爸來台，舉目無親，隻好到他唯一的長輩家，也就是我外婆那裡走動，之後和我媽談起戀愛結婚。是以我常說，我家的血緣是“滿清餘孽、軍閥後代”。
外公是将軍，我受他的影響很大，他是朝陽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法律系畢業的，在抗戰時投筆從戎。從軍法官開始幹起，主管撤退業務，他的直屬長官就是宋楚瑜的爸爸宋達。
外公住在汀州路附近的百坪（幾百平米）的官舍，因為房子大，爸媽結婚後，就叫我爸住在他家，我十五歲之前都在那個大宅裡住，後來才搬出去。
外公後來被派去“革命實踐研究室”擔任總務長之類的官，那時黨政軍不分，所有人都要受訓，院長就是蔣介石。我外公有邊緣性格，耿直溫厚，不鑽營、不結黨，他對下屬遠比對長官好。之前他是八二三炮戰的運輸署署長，八二三炮戰打的就是運輸戰，可是他卻是窮當當的，他給我們很好的教育示範。
鈕承澤一家
我的漸凍人父親
1949年那波大移民潮，那麼多人離鄉背井，連根一拔就來了，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爹娘、自己的妻兒，這怎麼會沒有傷口？
我爸自己一個人來台，比較悲慘的是，他是漸凍人。我十二歲時，他開始生病，到我十八九歲，他的肌肉慢慢萎縮到喉部以後，失去呼吸能力。被送到醫院那天，我為他做人工呼吸，醫生告訴我，他還剩兩個禮拜的生命，沒想到，他又活了十八年才走。
通常漸凍人隻有三到五年生命，但爸爸從發病到離開，整整活了二十五年，而且有近二十年躺在床上，靠呼吸器呼吸。他是全世界我所知最慘的生命狀态，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意識清醒，全身動彈不得，卻一直受回憶折磨。
他出現病症但還沒進醫院的那幾年，我已演過《小畢的故事》了，每天我都穿得很騷，在外面有很多馬子朋友，每天都隻想玩，想出去混。
那時我大約十六七歲，剛好是青少年的叛逆期。對爸爸的印象永遠是，他坐在飯桌前，鋪着一疊紙，用拳頭握緊筆，手會抖，幾乎沒有辦法拿筆了，但他就是要寫信給家裡。他每天就隻做這件事：寫信。
那時還沒有“解嚴”，我媽在師大語言中心教中文，日本三井大商社會派人來台灣學中文，然後派去大陸做生意。我媽有個學生去了北京，她通過這個日本學生，想辦法找到我爸家人，就這樣靠着日本學生，經由第三地偷偷傳信、寄信。
我爸有三個兄弟、三個姊妹，三叔是京戲權威，曾任中國戲曲學院副院長，有一年他被派去德國當通路學者，我爸找人傳話，叫三叔打電話到台灣給他。
通過媽媽的日本學生居間傳話，我們終于講好幾月、幾日、幾點要通電話。那天晚上，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全家無比慎重地等在電話機旁邊，結果電話響了，那時國際長途電話品質不好，聲音遠遠的，一層層回音好像在山洞裡。
我一接起來，“喂——”不清楚，我再“喂”——三叔那頭回話“嘿，我是鈕骠啊”，“三叔啊，你等會兒——”我把電話通拿給我爸，他顫巍巍地把電話拿起來，才一開口“喂——”臉就皺在一起，哭啊，大哭，那天我們一家四口全部大哭。終于知道家裡狀況：爺爺早就死了，後來叔叔、姑姑又怎樣……我印象最清楚的，就是爸媽的哭聲。
大時代的操弄
我到了一定年紀，很羨慕我那些“早移民的朋友”，也就是所謂的本省人，他們可以回到南部的老家，有完整的家庭關系，他們往往有土地，但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爸十幾歲就和故鄉切斷了聯系，他們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大時代操弄，他們那一輩，根本就是為“打回去”而活的。就因為要打回去，政府給房子住，眷村、家具都是臨時的，用輕便的藤椅、藤桌，好像随時說走就走。
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現在永和中正橋下，當時有人要賣地，一坪（三點三平米）五毛錢，我外公說：“買什麼啊，我随時要回去，怎麼買？”長大後，我想到這事，哇哇哀嚎：“哎呀！你那時真買個一萬坪，我現在不就有錢可以拍電影了！”
我爸很想家，但是不敢回，因為他是吃終身俸的，萬一回去了，終身俸就沒了，隻好努力壓抑自己。他老講北京的什麼，興緻好的時候，自己做一做家鄉小吃，偶爾講老家的事，講我爺爺，但講得不多。後來漸凍了的身體把他囚住了，有生之年都不曾回鄉，好慘。2003年，他去世了，後來葬回了北京，了卻他的心願。
鈕承澤
北京，一種想象的故鄉
以前我和我爸沒那麼水乳交融，從小背負着爸爸口中的北京，那樣的北京對我而言是痛苦的，我連做夢都會夢到北京，但我不知道那個圖像是從哪兒冒出來的。
以前被爸媽打罵之後，就會一個人到房間把門鎖上，大哭着叫奶奶——幻想有個奶奶，他會撫慰我，我常跟想象中的爺爺、奶奶說話。北京一直是這樣的一種存在。
北京對我有一種超越血緣的連結感，身為旗人，我一定有些來自基因的設定，比方我運動細胞差，但一上馬就會騎馬，拿起箭就會射，我覺得這跟基因有關。
之前我去北京，覺得一切都很親切，聽到那些人講的都是我爸、我外婆的口音，我沒有任何的隔閡。還有很多方言，北京現在的人已經不講，隻有我爸會講。比方他會講：“你怎麼那麼‘怯’？”是指“你怎麼那麼土”；或是講“拿墩布來擦幹淨！”，其實是那拖把來抹地闆。
這些北京方言，從小我就聽熟了。
我記得有天半夜，我跟周迅和她朋友三個人去騎車，在天安門一帶的胡同瞎轉兜繞，我一面騎，一面感覺這空氣的溫度，那整排挺拔的梧桐樹，我知道這些巷弄胡同都是長久存在的，而我爸爸他們一家顯然也走過這樣的路線，覺得好熟悉、好親切，有了某種奇特的連結，于是我發自内心很戲劇性地說：“爺爺、奶奶，我回來了。”在那晚的氣氛下，我開了這樣的傷懷但又溫暖的玩笑。
雖然如此，台灣是我的家鄉。我的朋友、我的貓，這裡充滿一切成長的東西，以及我的食物文化。但北京是我始終不能割舍的，是來自基因、來自血緣的一份連結。
認同哪裡？愛不愛台灣？一直是這幾年很煩人的政治問題。我很多好朋友都是本省人，有很長時間，彼此不太會觸碰對方的傷口。族群是這幾年才有重新被挑動起來的。
“外省人”的傷感
我覺得台灣不要再講“外省人”三個字，“外省人”這三個字，對我來講是非常傷感的。
我二十歲左右大量閱讀《新新聞》、《人間》等雜志，非常有使命感，很關心底層，想法很左，一度有激烈的思想，覺得腐敗的國民黨需要被推翻替換。年輕的時候，很容易會有想要做什麼的沖力，這裡面有青春期的焦慮、革命的英雄主義，好像為了背後很大的目标，可以怎樣怎樣。其實後來才知道，獻身革命的人并不一定是想要讓這個世界更好，可能隻是找到一面理想的旗幟，可以追随、依附，然後可以滿足，或是治療自己。在這背後可能是盲動，是自己焦慮的宣洩。
是以我曾經很支援陳水扁。1994年，台北市長第一次選舉時，外婆說，我家最民主了，來來來，告訴我，你要投誰。因為她先講了我們家“最民主了”，是以我大方講：“陳水扁啊。”結果，外婆拉高八度音大叫：“什麼！”之後大罵：“你怎麼可以這樣，這樣對不起死去的外公！”
為了阿扁，我弄到跟家裡決裂，跟朋友無法來往，我媽媽要跟我脫離母子關系。結果，陳水扁當選後，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對街慶祝，但當晚我卻先走了。原因是：第一，有些閩南語發音我聽不懂；第二，我感受到他們對我血液的敵意。
作為一個外省人，好像背負了原罪。我怎麼了？做錯什麼了？從小在台灣出生成長，離開台灣的時間加在一起沒有超過一年，到現在也沒有去移民，為什麼我要被排擠？我有一種很落寞的感覺。我已經不認同國民黨的腐敗政權，但在這裡我又是外人，好像夾在中間。
1996年，台灣選地區上司人時，我到大陸拍戲，人家把我當台灣人；中間我去美國，因為長得黑，又被當成印第安人；回到台灣，原來我是“外省人”。結果，他媽的，哪裡是我的家？
我的前女友是深綠的，我自诩為中間選民。她們家也有傷口，她阿公講一口漂亮、标準的日語，國民黨時代在鐵路局工作，明明非常優秀，卻被打壓。2004年投票前一天，發生“三一九”槍擊案，那時我在拍戲，她打電話給我說：“哇操，這真是太屌了，陳水扁竟然搞這一局。”
她是深綠，也認為子彈是假的。第二天，她卻穿着打扮好好要出門，我問她上哪裡。她說：“去投票。”我問投誰，她回答：“投阿扁。”我拉住她：“等一下，等一下，你不是說子彈是假的嗎？”她回說：“沒辦法，我為了阿公。”她把我推開了，為了阿公去投阿扁。可是到了2008年，她投不下綠的，但也沒辦法把票投給藍的。
我身邊有非常多這樣的朋友，像一位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的好友，她們家是深綠的，以前我去他家吃飯，他媽媽還用閩南語問我：“你甘系新黨？新黨系匆駛（不能）來阮兜（我家）喔！”現在這位朋友也不投票啦。
我想本省人和外省人都有各自的傷口，而傷口終究有複原的過程，它會被忘記。其實台灣早期移民也經曆過一段混亂的過渡期。福州人跟漳州人打，漳州人和泉州人打，閩南人跟客家人打，漢人和少數民族打，大家都如此。每個人都在這個過程裡，但打完之後，不就是尋找尊重和包容，大家才能相處下去嗎？
民進黨執政時，我有個很大的恐懼，無涉統獨，而是從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我想台灣和大陸應該要維持一種“相處之道”，而不是切斷。切斷就是自閉封鎖，回到萬曆十五年時，不過，明朝那時還有大中華的疆域，我們現在隻有一個小小的島嶼。
台灣某些無恥政客操弄族群，很清楚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操弄背後，一定有特定目的，也一定有傷口。有傷口才可能被撩撥嘛！這幾年，族群成為可以挑動的議題，代表還有這樣的人口和這樣的問題存在。我覺得現在就是過程，就像疹子，趕快發一發吧！
找到和自己相處之道
我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原本是要探讨目前島内的政媒亂象，以及“為什麼我們在台灣活得這麼不快樂”，結果拍到最後，解構了自己。
原本我設計一個“谑而不虐”的橋段，要在電影裡扯掉邱毅的假發。我們劇組跟他進行了兩個小時正式的通路，我看到他天真浪漫、自戀的一面，甚至午夜夢回的傷痛，我與他有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我們對另一個人會有反感，往往是因為在他身上看到自己也有的讨人厭的部分，好比邱毅那種自以為是的英雄主義、喜歡成為聚光燈焦點等等。那些東西我身上也有。後來他真的被人拔掉假發，我有很深的同情，不隻對他，還包括拔他假發的人及其背後的原因。
我們總是喜歡把手指着别人，這樣就不必面對自己的問題、自己的傷口，我們也很容易沉浸在負面情緒中，喝酒、吸毒、買名牌、盲目追求成功，但都沒有好好想過，自己才該為這些事情負責，其實政客和媒體隻是反映了我們複雜混亂的内在罷了。
我曾是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但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卻不知不覺腐爛發臭，甚至得抑郁症。但我終究回轉成今天這樣的我，是因為我往内找，找到跟自己相處的方法，是以才可以跟這個世界相處。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曆程，連我這樣的人都可以變得有檢討的能力，充滿慈悲。我不是星雲大師，我仍然有欲望，有想要追求的，也還是會為負面情緒所苦，但我已找到跟生命相處的态度。對未來我并不悲觀，人惟有慈悲地對待自己，才可能慈悲地對待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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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題：《鈕承澤：“外省人”這三個字曾令我非常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