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了，横竖横了”

星期日周刊记者 周亦鸣

这是一个平凡的故事。

三个爷叔下岗了，合作开了一家装修公司。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他们遭遇了负债、被骗等厄运，也有过福利彩票中奖的幸运，终于在生活的困厄中自己开辟了一条生路。

导演王光利得知了他们的故事，邀请他们以真实姓名和身份参加沪语电影《横竖横》的拍摄，表演的故事全部改编自他们的创业经历。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是个平凡的传奇。”

总归想办法弄点生活（工作）做做

“搬五楼，搬五楼，到底。”运输建筑木材的卡车停在居民楼门口。

长长的木条两端，一头是站在卡车上的顾龙翔，另一头是往居民楼里走的赵永生、钟陵均也在当中搭把手。他们负责监督一户人家的装潢工程。

“五块一根。”

“五块，忒贵了，要搬就两块一根。”

就运输木材上楼的费用，他们与民工争执不下。

“算了，算了，自己搬，自己搬！”装潢公司的负责人张宝忠当机立断。

可是，通过楼梯把一根木材运送到二楼的赵永生发现，由于木材太长，无法转弯上楼。

“小龙，看看，外头好吊伐？”张宝忠见状对顾龙翔说。

几人立马在门口把木材竖起，钟陵均一跃爬上门顶把木材往上递，赵永生则从二楼窗口探出身体接力，如此循环，直到五楼。

等他们把所有木材运送到位，天已经快黑了。“吃力是蛮吃力的，总算没输给民工，为自己争了一口气。”钟陵均说。

这是电影《横竖横》当中的一场戏，时隔近二十年，导演王光利和剧中演员赵永生仍然记忆犹新。

“奔上奔下相当吃力。”赵永生说，他当时已经49岁了。

王光利回忆说：“这是神来之笔，真情流露。我们是到了现场以后，跟他们（演员）一起讨论出来的，最后算是一气呵成。戏很简单，出现的视觉效果有一种幽默感。”

电影来源于这些演员的真实生活。1999年12月，他们以真实姓名和身份参加了这部沪语电影的拍摄，表演的故事全部改编自他们的创业经历。

创业最初是张宝忠的主意。早在1993年，在江南造船厂长期待工的他眼看着下岗潮来临，决定自立门户。那年，他33岁。

当时浦东正好是动迁高峰，于是张宝忠从事起了装修行业。

相继于1994年和1998年下岗的顾龙翔和赵永生也加入了张宝忠组建的团队，负责买卖建筑材料和监督装修。

出生于1953年的顾龙翔说：“我跟阿拉老婆两个人都下岗了，小孩在读高中。厂里给我补贴220块，我老婆拿190块。做生意，多一份收入。我老婆也在外面寻点事体做做，这样生活能够维持下去。”

赵永生说：“作为一个男人下岗，吃女人的，戆伐？总归想办法弄点生活（工作）做做。正好两个朋友聚在一道，谈起来开公司的事体。我想蛮好，哪怕一天赚10块钱，好过下去。”

同样在生活的困境中挣扎的三个人，不知不觉被命运拉到了一起。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据《光明日报》报道，截至1999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计652万人。

“我觉得，在世纪之交的上海，这是普遍现象，下岗是大面积的。”导演王光利说。

这个故事是个平凡的传奇

当年，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有档“生活空间”栏目，专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栏目报道了张宝忠等人的故事：

张宝忠借钱创建了装修公司，他和他的团队遭遇了负债、被骗等厄运，也有过福利彩票中奖的幸运，终于在生活的困厄中自己开辟了一条生路。

王光利恰好看到了这期节目。

“这个故事是个平凡的传奇。”他说，“在那个年代，中彩票是很难的。我一看，这六个人在镜头中很生动，很有表演天赋，比很多演员都演得好。”

受到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等电影流派的启发，王光利对小人物的真实生活一直怀有一种关注。

当时，他不满足于在北京高校教书的稳定生活，决心离开，拍摄广告和电视节目。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跟他们是一样的，处于转岗状态。”他说，“新时代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不确定。我对他们的经历感同身受。”

王光利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对主人公进行了采访，认为是个不错的电影题材。

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可谓恰逢其时。那时，拍摄电影是赔本买卖，上海电影制片厂提出做一些低成本的片子。王光利手头有这个题材，可以将电影成本控制在100万以下，得到了上影厂的支持。

“演员他们很实在。我去问他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他们说两三万块钱，我就说给你们两倍的价钱，你们把时间腾出来给我们拍戏吧。”王光利说。

对此，演员的态度有好奇、疑惑，也有胆怯。

张宝忠说：“一开始我觉得阿拉这种人哪能会拍电影，怕出洋相。后来他（王光利）讲，侬自己演自己，比较方便一点。我讲，个么（那么）好，可以尝试一下。”

赵永生没有告诉家人自己要拍电影。“如果我讲‘我要拍电影了’，有人要带出问号的呀，伊拉不相信的。”他说。

王光利打算让这部影片呈现真实电影

（意为“这个故事的主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风格。

他认为，上海能够容得下这样体量的纯沪语电影。“我选择了这个题材，就是选择了他们很真实的状态，包括他们的语言。”他说。

“我基本上是想用纪录片的方式来操作。要表现纪录片的真实感，最重要的是让这些被拍摄对象放松，让他们忘记自己是在表演，忘记摄影机、工作人员的存在。”

“所以我尽量减少了工作人员的配备，总共就十几个人。主创只有三个，导演、摄影和录音。我们不会把路封起来，而是把摄影机藏起来拍摄，服装、道具都是他们自己的。”他说。

在采访的基础上，王光利和编剧重新架构了一个故事，很多台词都是由演员来完成的。

“剧本的每一场戏是有设计的，严格意义上是无台词的剧本，只有每一场戏大概的起点和转折。然后演员在这一基础上把台词口语化。”王光利解释说。

“他们毫无保留地把为什么事情吵过架，甚至生活中的段子都贡献出来了。这个片子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作品。”他说。

影片的名字就是即兴发挥而来的。

“横竖横”在上海话里是横下心来的意思。

“本来这个电影叫‘上海好人’。”张宝忠说，“阿拉平常谈吐里厢讲到‘没办法了，横竖横了。’王光利问，横竖横是啥意思。阿拉跟他解释了。他讲，电影就叫‘横竖横’好了。”

第一天拍摄，演员们是最紧张的。“我就拍他们吵架，这样的话紧张的状态正好是我需要的。”王光利说。

随着拍摄和沟通的深入，演员的紧张感不断缓解。“越到后头，越是不感觉到紧张，像在家里一样，很随意的。”赵永生说，“阿拉在吃饭、休息辰光，导演就见缝插针，告诉阿拉下面这段哪能拍，不会一本正经。”

2000年，影片《横竖横》的首映式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随后又相继于2002年和2016年在上海公映。影片版权被日本德间书店购买。并且参加了多个国外电影节。

《横竖横》依靠卖拷贝，成为了当年为数不多收回投资成本的影片。

今年12月2日，这部电影在天山电影院再次公映。王光利认为，这部电影完成了他当年的初衷。“我希望把我们那个时候的感受做一个记录和温故，让后人还可以看到，当年的菜市场、浦东是什么样子的。”

“世纪之交，上海浦东已经有了很多高楼，东方明珠也建了起来。但是对很多普通人来说，生活里依然有艰难的部分。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上海生活的一个剖面。”他说。

电影里的“上海味道”

在影片《横竖横》中，张宝忠戏份最重，是绝对的主角。

故事从他准备离开江南造船厂说起。

从工人浴室里出来，他西装笔挺、打好领带，对着镜子仔细梳理湿发。随后用麻袋一一收起自己的所有杯子和杂物，经过还在运作中的厂房，走出大门。

这宣告了他工人生涯的终结。

王光利说：“我虽然不是上海人，但我是在华师大念的大学。我感觉这个故事特别有上海味道。上海人实际上是比较西化和独立的，不会自暴自弃。下岗了，他还是穿西装、打领带，把头发梳得很光亮。他好面子，不想别人瞧不起他。在别的城市，工人可能就不是这样的形象。”

王光利所认为的“上海味道”还体现在其他地方。

张宝忠刚开始组建公司时，请出租车司机钟陵均入伙。没想到他出师不利，上当受骗，以至于负债累累。

这时，财务周玉华拿钱出来帮助他。张宝忠收下钱，立即表示“利息我补偿”。

“上海人很实在，亲兄弟明算账。这一点是上海人的独特之处。”王光利说。

在影片的后半部分，张宝忠干成过一件大事：他提议集体购买10本福利彩票，花费1500元。

那是在1998年，正当生意最困难的时期，他在浦东东昌路上的工商银行看到有关福利彩票的横幅。

据《新民晚报》报道，那年，福利彩票计划在沪发售2.4亿元，所募集的福利资金将用于洪灾地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赈灾活动。不少市民都以“购买一套彩票、奉献一份爱心”的热情来踊跃认购彩票，每天的彩票销售量达到2万套。

张宝忠也怀有同样的想法。

“我买彩票本来是白相相的，不是一定要中奖。这样，假如不中奖，都算我买的，好伐？”影片中，张宝忠对大家说。

没想到，他们中了40万元，一下子解了资金周转不灵的燃眉之急。

张宝忠给每位合作伙伴发了3万元，又招了3名员工，余下的钱开了一家饮食店。

这件事还吸引了街道的关注，与他们合作举办了敬老爱心寿宴。

“他们出来干，遇到各种坏人、骗子，没人帮他们。偶然他们中奖了，马上有人来找他们，让他们把钱捐出来，帮助别人。很快钱又没了。”王光利说。

到了影片的最后，合作伙伴们终究与张宝忠分道扬镳。财务周玉华和司机钟陵均都相继辞职。

“张宝忠有一种超出自己能力的幻想。”王光利说，“他只是个普通的工人，却总觉得自己能发大财。这在残酷的市场经济面前，是一个悲剧。我们的电影篇幅有限，只是在尾巴上，看到他们分开了，留下这样一种思考。”

回到原来的生活节奏

电影公映后，演员们的生活多少起过一些浪花。

“跑出去，马路上碰到过有人讲：咦，这个人拍过电影的。”赵永生说。

“伊拉讲：张宝忠，侬哪能去拍电影了？我一笑而过，倷讲好也好，坏也好。”张宝忠说。

他还得到一些外国影视公司的邀约，希望他出演纪录片，但他并不想继续参与这个行业。

他们很快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节奏中。

张宝忠和顾龙翔继续从事装修生意，一直到现在。在赤手空拳的努力下，他们的生活在逐步改善。

2004年左右，眼看着生意日渐清淡，赵永生离开了装修公司，经朋友介绍到好德便利店做电工，直到66岁退休。

“我今年68岁了。”他说，“我要吃饭辰光，正好三年自然灾害，没得吃。好不容易要工作了，上山下乡去了。总算回来顶替老头子上班了，又下岗了。我作孽伐？总算我把女儿培养出来了，我蛮开心的，现在退休工资五千多块，也蛮好。”

2018年12月2日，他们三人久别重逢。

“想当年阿拉是苦，是不容易，什么都是自己做。”张宝忠在饭桌上由衷感慨。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周亦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