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辦法了，橫豎橫了”

星期日周刊記者 周亦鳴

這是一個平凡的故事。

三個爺叔下崗了，合作開了一家裝修公司。

這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他們遭遇了負債、被騙等厄運，也有過福利彩票中獎的幸運，終于在生活的困厄中自己開辟了一條生路。

導演王光利得知了他們的故事，邀請他們以真實姓名和身份參加滬語電影《橫豎橫》的拍攝，表演的故事全部改編自他們的創業經曆。因為他覺得：“這個故事是個平凡的傳奇。”

總歸想辦法弄點生活（工作）做做

“搬五樓，搬五樓，到底。”運輸建築木材的卡車停在居民樓門口。

長長的木條兩端，一頭是站在卡車上的顧龍翔，另一頭是往居民樓裡走的趙永生、鐘陵均也在當中搭把手。他們負責監督一戶人家的裝潢工程。

“五塊一根。”

“五塊，忒貴了，要搬就兩塊一根。”

就運輸木材上樓的費用，他們與民工争執不下。

“算了，算了，自己搬，自己搬！”裝潢公司的負責人張寶忠當機立斷。

可是，通過樓梯把一根木材運送到二樓的趙永生發現，由于木材太長，無法轉彎上樓。

“小龍，看看，外頭好吊伐？”張寶忠見狀對顧龍翔說。

幾人立馬在門口把木材豎起，鐘陵均一躍爬上門頂把木材往上遞，趙永生則從二樓視窗探出身體接力，如此循環，直到五樓。

等他們把所有木材運送到位，天已經快黑了。“吃力是蠻吃力的，總算沒輸給民工，為自己争了一口氣。”鐘陵均說。

這是電影《橫豎橫》當中的一場戲，時隔近二十年，導演王光利和劇中演員趙永生仍然記憶猶新。

“奔上奔下相當吃力。”趙永生說，他當時已經49歲了。

王光利回憶說：“這是神來之筆，真情流露。我們是到了現場以後，跟他們（演員）一起讨論出來的，最後算是一氣呵成。戲很簡單，出現的視覺效果有一種幽默感。”

電影來源于這些演員的真實生活。1999年12月，他們以真實姓名和身份參加了這部滬語電影的拍攝，表演的故事全部改編自他們的創業經曆。

創業最初是張寶忠的主意。早在1993年，在江南造船廠長期待工的他眼看着下崗潮來臨，決定自立門戶。那年，他33歲。

當時浦東正好是動遷高峰，于是張寶忠從事起了裝修行業。

相繼于1994年和1998年下崗的顧龍翔和趙永生也加入了張寶忠組建的團隊，負責買賣建築材料和監督裝修。

出生于1953年的顧龍翔說：“我跟阿拉老婆兩個人都下崗了，小孩在讀高中。廠裡給我補貼220塊，我老婆拿190塊。做生意，多一份收入。我老婆也在外面尋點事體做做，這樣生活能夠維持下去。”

趙永生說：“作為一個男人下崗，吃女人的，戆伐？總歸想辦法弄點生活（工作）做做。正好兩個朋友聚在一道，談起來開公司的事體。我想蠻好，哪怕一天賺10塊錢，好過下去。”

同樣在生活的困境中掙紮的三個人，不知不覺被命運拉到了一起。

其實他們的生活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據《光明日報》報道，截至1999年底，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總計652萬人。

“我覺得，在世紀之交的上海，這是普遍現象，下崗是大面積的。”導演王光利說。

這個故事是個平凡的傳奇

當年，中央電視台的《東方時空》有檔“生活空間”欄目，專門“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欄目報道了張寶忠等人的故事：

張寶忠借錢建立了裝修公司，他和他的團隊遭遇了負債、被騙等厄運，也有過福利彩票中獎的幸運，終于在生活的困厄中自己開辟了一條生路。

王光利恰好看到了這期節目。

“這個故事是個平凡的傳奇。”他說，“在那個年代，中彩票是很難的。我一看，這六個人在鏡頭中很生動，很有表演天賦，比很多演員都演得好。”

受到法國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等電影流派的啟發，王光利對小人物的真實生活一直懷有一種關注。

當時，他不滿足于在北京高校教書的穩定生活，決心離開，拍攝廣告和電視節目。

“我那個時候的狀态跟他們是一樣的，處于轉崗狀态。”他說，“新時代到底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我不确定。我對他們的經曆感同身受。”

王光利專程從北京趕到上海，對主人公進行了采訪，認為是個不錯的電影題材。

把這個故事拍成電影，可謂恰逢其時。那時，拍攝電影是賠本買賣，上海電影制片廠提出做一些低成本的片子。王光利手頭有這個題材，可以将電影成本控制在100萬以下，得到了上影廠的支援。

“演員他們很實在。我去問他們一個月能賺多少錢，他們說兩三萬塊錢，我就說給你們兩倍的價錢，你們把時間騰出來給我們拍戲吧。”王光利說。

對此，演員的态度有好奇、疑惑，也有膽怯。

張寶忠說：“一開始我覺得阿拉這種人哪能會拍電影，怕出洋相。後來他（王光利）講，侬自己演自己，比較友善一點。我講，個麼（那麼）好，可以嘗試一下。”

趙永生沒有告訴家人自己要拍電影。“如果我講‘我要拍電影了’，有人要帶出問号的呀，伊拉不相信的。”他說。

王光利打算讓這部影片呈現真實電影

（意為“這個故事的主事件是真實發生過的”）風格。

他認為，上海能夠容得下這樣體量的純滬語電影。“我選擇了這個題材，就是選擇了他們很真實的狀态，包括他們的語言。”他說。

“我基本上是想用紀錄片的方式來操作。要表現紀錄片的真實感，最重要的是讓這些被拍攝對象放松，讓他們忘記自己是在表演，忘記攝影機、從業人員的存在。”

“是以我盡量減少了從業人員的配備，總共就十幾個人。主創隻有三個，導演、攝影和錄音。我們不會把路封起來，而是把攝影機藏起來拍攝，服裝、道具都是他們自己的。”他說。

在采訪的基礎上，王光利和編劇重新架構了一個故事，很多台詞都是由演員來完成的。

“劇本的每一場戲是有設計的，嚴格意義上是無台詞的劇本，隻有每一場戲大概的起點和轉折。然後演員在這一基礎上把台詞口語化。”王光利解釋說。

“他們毫無保留地把為什麼事情吵過架，甚至生活中的段子都貢獻出來了。這個片子應該是一個集體創作的作品。”他說。

影片的名字就是即興發揮而來的。

“橫豎橫”在上海話裡是橫下心來的意思。

“本來這個電影叫‘上海好人’。”張寶忠說，“阿拉平常談吐裡廂講到‘沒辦法了，橫豎橫了。’王光利問，橫豎橫是啥意思。阿拉跟他解釋了。他講，電影就叫‘橫豎橫’好了。”

第一天拍攝，演員們是最緊張的。“我就拍他們吵架，這樣的話緊張的狀态正好是我需要的。”王光利說。

随着拍攝和溝通的深入，演員的緊張感不斷緩解。“越到後頭，越是不感覺到緊張，像在家裡一樣，很随意的。”趙永生說，“阿拉在吃飯、休息辰光，導演就見縫插針，告訴阿拉下面這段哪能拍，不會一本正經。”

2000年，影片《橫豎橫》的首映式在大光明電影院舉行，随後又相繼于2002年和2016年在上海公映。影片版權被日本德間書店購買。并且參加了多個國外電影節。

《橫豎橫》依靠賣拷貝，成為了當年為數不多收回投資成本的影片。

今年12月2日，這部電影在天山電影院再次公映。王光利認為，這部電影完成了他當年的初衷。“我希望把我們那個時候的感受做一個記錄和溫故，讓後人還可以看到，當年的菜市場、浦東是什麼樣子的。”

“世紀之交，上海浦東已經有了很多高樓，東方明珠也建了起來。但是對很多普通人來說，生活裡依然有艱難的部分。這部電影反映了當時上海生活的一個剖面。”他說。

電影裡的“上海味道”

在影片《橫豎橫》中，張寶忠戲份最重，是絕對的主角。

故事從他準備離開江南造船廠說起。

從勞工浴室裡出來，他西裝筆挺、打好領帶，對着鏡子仔細梳理濕發。随後用麻袋一一收起自己的所有杯子和雜物，經過還在運作中的廠房，走出大門。

這宣告了他勞工生涯的終結。

王光利說：“我雖然不是上海人，但我是在華師大念的大學。我感覺這個故事特别有上海味道。上海人實際上是比較西化和獨立的，不會自暴自棄。下崗了，他還是穿西裝、打領帶，把頭發梳得很光亮。他好面子，不想别人瞧不起他。在别的城市，勞工可能就不是這樣的形象。”

王光利所認為的“上海味道”還展現在其他地方。

張寶忠剛開始組建公司時，請計程車司機鐘陵均入夥。沒想到他出師不利，上當受騙，以至于負債累累。

這時，财務周玉華拿錢出來幫助他。張寶忠收下錢，立即表示“利息我補償”。

“上海人很實在，親兄弟明算賬。這一點是上海人的獨特之處。”王光利說。

在影片的後半部分，張寶忠幹成過一件大事：他提議集體購買10本福利彩票，花費1500元。

那是在1998年，正當生意最困難的時期，他在浦東東昌路上的工商銀行看到有關福利彩票的橫幅。

據《新民晚報》報道，那年，福利彩票計劃在滬發售2.4億元，所募集的福利資金将用于洪災地區恢複生産、重建家園的赈災活動。不少市民都以“購買一套彩票、奉獻一份愛心”的熱情來踴躍認購彩票，每天的彩票銷售量達到2萬套。

張寶忠也懷有同樣的想法。

“我買彩票本來是白相相的，不是一定要中獎。這樣，假如不中獎，都算我買的，好伐？”影片中，張寶忠對大家說。

沒想到，他們中了40萬元，一下子解了資金周轉不靈的燃眉之急。

張寶忠給每位合作夥伴發了3萬元，又招了3名員工，餘下的錢開了一家飲食店。

這件事還吸引了街道的關注，與他們合作舉辦了敬老愛心壽宴。

“他們出來幹，遇到各種壞人、騙子，沒人幫他們。偶然他們中獎了，馬上有人來找他們，讓他們把錢捐出來，幫助别人。很快錢又沒了。”王光利說。

到了影片的最後，合作夥伴們終究與張寶忠分道揚镳。财務周玉華和司機鐘陵均都相繼辭職。

“張寶忠有一種超出自己能力的幻想。”王光利說，“他隻是個普通的勞工，卻總覺得自己能發大财。這在殘酷的市場經濟面前，是一個悲劇。我們的電影篇幅有限，隻是在尾巴上，看到他們分開了，留下這樣一種思考。”

回到原來的生活節奏

電影公映後，演員們的生活多少起過一些浪花。

“跑出去，馬路上碰到過有人講：咦，這個人拍過電影的。”趙永生說。

“伊拉講：張寶忠，侬哪能去拍電影了？我一笑而過，倷講好也好，壞也好。”張寶忠說。

他還得到一些外國影視公司的邀約，希望他出演紀錄片，但他并不想繼續參與這個行業。

他們很快回到了原先的生活節奏中。

張寶忠和顧龍翔繼續從事裝修生意，一直到現在。在赤手空拳的努力下，他們的生活在逐漸改善。

2004年左右，眼看着生意日漸清淡，趙永生離開了裝修公司，經朋友介紹到好德便利店做電工，直到66歲退休。

“我今年68歲了。”他說，“我要吃飯辰光，正好三年自然災害，沒得吃。好不容易要工作了，上山下鄉去了。總算回來頂替老頭子上班了，又下崗了。我作孽伐？總算我把女兒培養出來了，我蠻開心的，現在退休工資五千多塊，也蠻好。”

2018年12月2日，他們三人久别重逢。

“想當年阿拉是苦，是不容易，什麼都是自己做。”張寶忠在飯桌上由衷感慨。

來源：新聞晨報 作者：周亦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