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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作者:利明读书
说说《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维罗纳城墙边上的威廉.莎士比亚雕像)

说说《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语音版.mp3(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利明读书)

意大利维罗纳城最大的广场叫布拉(BRA),这个名字跟英文俗称的乳罩没有关系,据说是来自古维尼托(威尼斯所在的大区)方言,是“宽敞”的意思。布拉广场周边是典型的意大利中等城市的格局,这种城市后退500年一定有地方自治权,和一个小国家一样。我们在此所能看到最大的建筑是建于公元1世纪的斗兽场,现在是西方非常著名的露天歌剧演出场所,每年的维罗纳歌剧节(7月到8月)是意大利境内音乐的一大盛事。没有演出的时候,这个场所可以买票入内参观,那里面环形的看台都是大理石的,其完整和光滑的程度,让人感觉这个斗兽场也就20来岁,而非20个世纪的年龄。另外,广场一侧有希腊神庙式的爱乐剧院,有一系列古色斑斓的商业设施,有双拱的拱门,在拱门下角,有一个不大起眼的铜雕,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莎士比亚。雕像的基座上还刻着意大利语和英语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台词:“对我来说,维罗纳的城墙外没有世界……”而莎士比亚微微侧起的面孔遥对着的路口有一个商店,你可以把它叫作当代朱丽叶装备店——路易·威登。如果你不这样认为,那么略过去继续前行,朱丽叶故居就在这条商业街尽头的右手边。

即便不是参加歌剧节,在维罗纳流连几天你也不会感觉厌倦。但若是时间有限,只有一个地方非去不可,那一定是朱丽叶故居了。这个小小院落的象征意味,再一次证明了想象的恒久力量。光顾这里的人们除了拍照留念,购买纪念品之外,还要留下自己的爱情誓言,有的话语(无论是纸条还是喷彩)所在的位置之高,让我确信这些人是扛着消防梯子来的。更有甚者,没有机会来此观光的热心人往这里寄信,收信人是朱丽叶。维罗纳城专门有一个机构负责回信,签名也一定是朱丽叶。

去往那个地方次数多了,面对那么多热切团友的询问,我渐渐生出来比较中外两部经典爱情戏剧的想法来,就算我也在朱丽叶故居的走廊墙上贴个条子,凑凑热闹。

说说《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朱丽叶故居院内)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能把两个故事的框架交代如下。

《梁祝》:义结金兰。同窗三载。十八里长亭相送。抗婚。楼台相会。山伯临终。英台投坟。化蝶。

《罗密欧与朱丽叶》:家族世仇。彼此知会。舞会相遇。阳台对话。秘密婚礼。流放前夜鱼水交欢。抗婚假死。罗朱先后殉情。家族和好。

乍看起来,两个故事如此相像,令人不由得发出感叹,尽管民族、地域和时间差别很大,但人性生发出的戏剧故事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但细究起来,两个故事具有相当大的差别,不管从历史现实还是从文本考虑,这个差别是本质上的。

首先,从戏剧故事着眼,《梁祝》中的动机设置有问题,两个少年男女,同窗(甚至同床)三年,英台的女身居然瞒住了山伯,这件事令人不可思议。少年时光,正是性身心最为澎湃之时,山伯的懵懂,以及英台第二性的被完全忽视,除了不合自然情理之外,只能有以下两个解释,其一是古代中国人的性意识被压抑过度,以至近乎于无;其二是作者有意为之,也就是说,作者把主人公的性意识压缩到极限,为了反衬后来相爱的强烈。但这就引发出动机——目的的矛盾出来,使故事不令人信服。

其次,山伯和英台二人在相爱的自主性方面无可称道,提亲晚了,英台许配给他人,山伯没有做任何争取的行为,只是楼台厮见,然后抑郁而终。倒是英台更有英雄魄力,但这魄力表现在绝望的投坟之中,根本没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最后,山伯和英台为何爱得如此深,而又如此缺乏物质属性和止于空泛和扁平呢?如果后者的根据成立了,爱的前提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令人质疑故事本身的可信度。

说说《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梁祝》舞台剧照)

且看《罗密欧与朱丽叶》。

世仇是不可解的,这就率先把男女主人公相爱置于两难的背景下,故事张力由此为基础如何发展都不会夸张而流入情节剧。

两情相悦是天经地义的,而这个相悦又由耳闻、舞会相见、阳台发誓来一层层加强。

由神职人员主持,二人秘密结婚。这在天主教国家,一方面证明给世人,二人的关系在神的面前是神圣的,另一方面又符合社会主流,在受众方拥有极强的说服力。

罗密欧被发配前夜,跟朱丽叶有了肌肤之亲,使这二人的关系拥有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属性。这一点,在整部剧看来是点睛之笔,它把两性关系之间的定向性用灵与肉的结合固定了下来,为后面激烈抗争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说说《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油画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以往的中国传统文人,似乎只有两条道路可走,第一是依附官府,所谓“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其中根本没有感情生活的位置;第二是顺应老庄。而后者通常是在前者受阻的情况下才被考虑的下策,例如李白诗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依附官府,就得绝对尊崇社会正统观念。比如《梁祝》,其中根本的障碍是英台的另被许配。而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铁的律条,违者便是大逆不道。由作者到男主人公,一路上体现出一种历史性、社会性的无为和阳痿。如果从文本考虑,山伯只是感情剧中不得不有的阳性符号。说他是符号,因为他无所作为。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抗争,而是幽怨。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例子多多,好像只有这样,才合乎正统,而又被人同情。记得鲁迅先生最反感传统的文人形象,他说这些人的理想状态是:黄昏时分,被丫鬟扶出来,看海棠,吐半口血。前面缺一不够雅;后面若大口吐血,一会儿就死翘翘了,便雅不起来。与之相对的,西方自教会势力强大之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趋势,从正的方面看,知识分子的行为举止,除符合教义,对上帝负责之外,不必唯官场和社会习俗的马首是瞻。因此比较下来,莎翁笔下的罗密欧,不仅容貌俊美,而且是个铮铮的铁血汉子。其中两场戏手刃对手,最后得到朱丽叶死讯,骑马奔向城门,一句台词“命运啊,我要和你抗争!”就是明证。

《梁祝》的结局,是典型老庄式的化蝶,是将现实的无力托付给虚无的一种心理自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局尽管悲惨,但正面效应是两个家族幡然悔悟,从此和好。比较之下,莎剧是涉世的,把戏剧和人生等量齐观的。

《梁祝》的美是柔弱和病态的,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美是鲜活和强健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个体是丰满的,整个故事从人物的动机和行为以及深层的关系结构上看具有毋庸置疑的立体感和纵深感。主人公不接受命运,他们要起而抗争。但考虑到力量的悬殊: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家族世仇,是封建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是两个满腔热血,但涉世不足的少年男女,其结局的悲惨有其必然性。但反过来说,戏剧顾及的并非虚构的人物结局,而是它的喻示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局强烈地反衬出两个人的热血、对爱情的忠贞,从而使二人永远年轻美丽,成为一代代人的爱情榜样。反过来看《梁祝》,除了投坟以外,两个主人公几乎没有抗争命运的勇气和行为。这说明中国传统势力是铁板一块,个体在其中无足轻重。认识到这一点,与其说做无谓的努力,不如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委曲求全,在此期间吟诵一些幽怨之歌。这样的故事会不断重复,复制,由此就有了一种平面延伸的特点。试想,有多少山伯没病死,而郁郁地活着,例如宋朝大诗人陆游,其《钗头凤》就是这样的幽怨之歌。

由此我们引伸出中西文化的属性问题。

希腊以降的西方文化是阳性的,表现在戏剧上,冲撞激荡充满矛盾冲突,其中的人物或贬或褒,达到了对人的意义的讴歌;而中国传统文化是阴性的,柔弱而屡遭打击,人在其中少有鲜明个性。但事物都有正反两个面,西方文化缺少韧性,在发展过程中遇到阻力,也许会被彻底粉碎,大处着眼例如文化断代,小处比如人物的粉身碎骨。而中国文化像水,貌似柔弱,但拥有无所不能的包容力,因此可以发展数千年而不中辍。就个体而言,逆境中求生存是以往国人的本分。试想有多少幽怨之歌泛滥,就有多少山伯存活着。

表达自己而毁灭,或委屈求生而作诗,到底哪个更值得选择?这真是个问题。

如果说“审美无优劣”的话,那么属“阴”的“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思维定势具有整体性、意会性、模糊性以及长于直觉判断、淡化审美过程中的理解与思考等特点”,这些都是由“象思维决定的”。接下来,作者说:“象思维”的目标是“天人合一”,“即通过自我反思、自我体验、自我直觉和自我证悟,实现主体意识和自然法则的合一”。这意思是说,“象思维”趋向于自主的圆满,是自我封闭的圆形结构。反过来看,西方审美是外向和重于理性,自主反思和人为构成的,简单说,就是线型和开放式的。

依以上既定论点,那么《梁祝》一定是既有的样子,决不可能旁生枝节出来。最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在阴性文化的主导下,应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男性,缺乏力量,没有行动的勇气。山伯如此,而《西厢记》里的张生不也同样吗?而女主人公倒真正能为情感献出一切,以至生命。这也许是阴性文化的最为悖论的地方。严格按照上述观点考量,《梁祝》甚至不是悲剧,因为有一个“化蝶”的团圆结尾,哪怕它是幻想式的,也最终体现了“合一”的审美定势,因此只能算正剧。反过来说莎剧,其戏剧构成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整个一个剧的关键环节,锁定在时间误差这样一个巧合因素上,由此可见,追求“构成的世界”的阳性文化,在具体操作上,不免有成斧凿的痕迹。

说说《梁祝》和《罗密欧与朱丽叶》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海报)

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重中庸、直觉和宁静致远的生活态度;西方文化重效率、理性和科学方法。但历史经验证明,两种文化的任一一种不经学习、借鉴和革新的话,都将面临灾难性结局。西方文化会在无限膨胀之中毁灭;反过来说,中国文化会在无为当中消亡。这是罗素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断言,然后史逢两次世纪大战,那些重效率、盲目发展的西方大国几近毁灭;而中国,由于其文化的滞后,饱受外来势力的摧残。罗素的下一个断言是:西方应该学习东方的生活态度,而东方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理念。

罗素认为,民族和国家的兴衰的关键,便是文化问题。而文学艺术是文化的最直接、最形象的表达。

最后,无论是《梁祝》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们所反映的时代业已过去。在当今文化大融合的世界里,不再存在单极的“阴性”和“阳性”。也许冥冥之中有第三条路可走。对社会,对个人,何去何从,我无法给出结论来,只能衷心祝愿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再者说,我这张条子写得也有点过长了,就此打住。

作者:利明

编辑: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