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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梁祝》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作者:利明讀書
說說《梁祝》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維羅納城牆邊上的威廉.莎士比亞雕像)

說說《梁祝》和《羅密歐與朱麗葉》——語音版.mp3(敬請關注微信公衆号:利明讀書)

意大利維羅納城最大的廣場叫布拉(BRA),這個名字跟英文俗稱的乳罩沒有關系,據說是來自古維尼托(威尼斯所在的大區)方言,是“寬敞”的意思。布拉廣場周邊是典型的意大利中等城市的格局,這種城市後退500年一定有地方自治權,和一個小國家一樣。我們在此所能看到最大的建築是建于公元1世紀的鬥獸場,現在是西方非常著名的露天歌劇演出場所,每年的維羅納歌劇節(7月到8月)是意大利境内音樂的一大盛事。沒有演出的時候,這個場所可以買票入内參觀,那裡面環形的看台都是大理石的,其完整和光滑的程度,讓人感覺這個鬥獸場也就20來歲,而非20個世紀的年齡。另外,廣場一側有希臘神廟式的愛樂劇院,有一系列古色斑斓的商業設施,有雙拱的拱門,在拱門下角,有一個不大起眼的銅雕,那是大名鼎鼎的威廉·莎士比亞。雕像的基座上還刻着意大利語和英語的《羅米歐與朱麗葉》的台詞:“對我來說,維羅納的城牆外沒有世界……”而莎士比亞微微側起的面孔遙對着的路口有一個商店,你可以把它叫作當代朱麗葉裝備店——路易·威登。如果你不這樣認為,那麼略過去繼續前行,朱麗葉故居就在這條商業街盡頭的右手邊。

即便不是參加歌劇節,在維羅納流連幾天你也不會感覺厭倦。但若是時間有限,隻有一個地方非去不可,那一定是朱麗葉故居了。這個小小院落的象征意味,再一次證明了想象的恒久力量。光顧這裡的人們除了拍照留念,購買紀念品之外,還要留下自己的愛情誓言,有的話語(無論是紙條還是噴彩)所在的位置之高,讓我确信這些人是扛着消防梯子來的。更有甚者,沒有機會來此觀光的熱心人往這裡寄信,收信人是朱麗葉。維羅納城專門有一個機構負責回信,簽名也一定是朱麗葉。

去往那個地方次數多了,面對那麼多熱切團友的詢問,我漸漸生出來比較中外兩部經典愛情戲劇的想法來,就算我也在朱麗葉故居的走廊牆上貼個條子,湊湊熱鬧。

說說《梁祝》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朱麗葉故居院内)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隻能把兩個故事的架構交代如下。

《梁祝》:義結金蘭。同窗三載。十八裡長亭相送。抗婚。樓台相會。山伯臨終。英台投墳。化蝶。

《羅密歐與朱麗葉》:家族世仇。彼此知會。舞會相遇。陽台對話。秘密婚禮。流放前夜魚水交歡。抗婚假死。羅朱先後殉情。家族和好。

乍看起來,兩個故事如此相像,令人不由得發出感歎,盡管民族、地域和時間差别很大,但人性生發出的戲劇故事具有驚人的一緻性。但細究起來,兩個故事具有相當大的差别,不管從曆史現實還是從文本考慮,這個差别是本質上的。

首先,從戲劇故事着眼,《梁祝》中的動機設定有問題,兩個少年男女,同窗(甚至同床)三年,英台的女身居然瞞住了山伯,這件事令人不可思議。少年時光,正是性身心最為澎湃之時,山伯的懵懂,以及英台第二性的被完全忽視,除了不合自然情理之外,隻能有以下兩個解釋,其一是古代中國人的性意識被壓抑過度,以至近乎于無;其二是作者有意為之,也就是說,作者把主人公的性意識壓縮到極限,為了反襯後來相愛的強烈。但這就引發出動機——目的的沖突出來,使故事不令人信服。

其次,山伯和英台二人在相愛的自主性方面無可稱道,提親晚了,英台許配給他人,山伯沒有做任何争取的行為,隻是樓台厮見,然後抑郁而終。倒是英台更有英雄魄力,但這魄力表現在絕望的投墳之中,根本沒有現實的積極意義。

最後,山伯和英台為何愛得如此深,而又如此缺乏物質屬性和止于空泛和扁平呢?如果後者的根據成立了,愛的前提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令人質疑故事本身的可信度。

說說《梁祝》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梁祝》舞台劇照)

且看《羅密歐與朱麗葉》。

世仇是不可解的,這就率先把男女主人公相愛置于兩難的背景下,故事張力由此為基礎如何發展都不會誇張而流入情節劇。

兩情相悅是天經地義的,而這個相悅又由耳聞、舞會相見、陽台發誓來一層層加強。

由神職人員主持,二人秘密結婚。這在天主教國家,一方面證明給世人,二人的關系在神的面前是神聖的,另一方面又符合社會主流,在閱聽人方擁有極強的說服力。

羅密歐被發配前夜,跟朱麗葉有了肌膚之親,使這二人的關系擁有了不可或缺的物質屬性。這一點,在整部劇看來是點睛之筆,它把兩性關系之間的定向性用靈與肉的結合固定了下來,為後面激烈抗争提供了堅實的依據。

說說《梁祝》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油畫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以往的中國傳統文人,似乎隻有兩條道路可走,第一是依附官府,所謂“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其中根本沒有感情生活的位置;第二是順應老莊。而後者通常是在前者受阻的情況下才被考慮的下策,例如李白詩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依附官府,就得絕對尊崇社會正統觀念。比如《梁祝》,其中根本的障礙是英台的另被許配。而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鐵的律條,違者便是大逆不道。由作者到男主人公,一路上展現出一種曆史性、社會性的無為和陽痿。如果從文本考慮,山伯隻是感情劇中不得不有的陽性符号。說他是符号,因為他無所作為。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抗争,而是幽怨。這一點,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例子多多,好像隻有這樣,才合乎正統,而又被人同情。記得魯迅先生最反感傳統的文人形象,他說這些人的理想狀态是:黃昏時分,被丫鬟扶出來,看海棠,吐半口血。前面缺一不夠雅;後面若大口吐血,一會兒就死翹翹了,便雅不起來。與之相對的,西方自教會勢力強大之後,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獨立于世俗權力的知識系統。這種趨勢,從正的方面看,知識分子的行為舉止,除符合教義,對上帝負責之外,不必唯官場和社會習俗的馬首是瞻。是以比較下來,莎翁筆下的羅密歐,不僅容貌俊美,而且是個铮铮的鐵血漢子。其中兩場戲手刃對手,最後得到朱麗葉死訊,騎馬奔向城門,一句台詞“命運啊,我要和你抗争!”就是明證。

《梁祝》的結局,是典型老莊式的化蝶,是将現實的無力托付給虛無的一種心理自欺;《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結局盡管悲慘,但正面效應是兩個家族幡然悔悟,從此和好。比較之下,莎劇是涉世的,把戲劇和人生等量齊觀的。

《梁祝》的美是柔弱和病态的,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美是鮮活和強健的。

《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個體是豐滿的,整個故事從人物的動機和行為以及深層的關系結構上看具有毋庸置疑的立體感和縱深感。主人公不接受命運,他們要起而抗争。但考慮到力量的懸殊: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家族世仇,是封建社會意識;另一方面是兩個滿腔熱血,但涉世不足的少年男女,其結局的悲慘有其必然性。但反過來說,戲劇顧及的并非虛構的人物結局,而是它的喻示性。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結局強烈地反襯出兩個人的熱血、對愛情的忠貞,進而使二人永遠年輕美麗,成為一代代人的愛情榜樣。反過來看《梁祝》,除了投墳以外,兩個主人公幾乎沒有抗争命運的勇氣和行為。這說明中國傳統勢力是鐵闆一塊,個體在其中無足輕重。認識到這一點,與其說做無謂的努力,不如在接受現實的前提下委曲求全,在此期間吟誦一些幽怨之歌。這樣的故事會不斷重複,複制,由此就有了一種平面延伸的特點。試想,有多少山伯沒病死,而郁郁地活着,例如宋朝大詩人陸遊,其《钗頭鳳》就是這樣的幽怨之歌。

由此我們引伸出中西文化的屬性問題。

希臘以降的西方文化是陽性的,表現在戲劇上,沖撞激蕩充滿沖突沖突,其中的人物或貶或褒,達到了對人的意義的讴歌;而中國傳統文化是陰性的,柔弱而屢遭打擊,人在其中少有鮮明個性。但事物都有正反兩個面,西方文化缺少韌性,在發展過程中遇到阻力,也許會被徹底粉碎,大處着眼例如文化斷代,小處比如人物的粉身碎骨。而中國文化像水,貌似柔弱,但擁有無所不能的包容力,是以可以發展數千年而不中辍。就個體而言,逆境中求生存是以往國人的本分。試想有多少幽怨之歌泛濫,就有多少山伯存活着。

表達自己而毀滅,或委屈求生而作詩,到底哪個更值得選擇?這真是個問題。

如果說“審美無優劣”的話,那麼屬“陰”的“中國人審美心理的思維定勢具有整體性、意會性、模糊性以及長于直覺判斷、淡化審美過程中的了解與思考等特點”,這些都是由“象思維決定的”。接下來,作者說:“象思維”的目标是“天人合一”,“即通過自我反思、自我體驗、自我直覺和自我證悟,實作主體意識和自然法則的合一”。這意思是說,“象思維”趨向于自主的圓滿,是自我封閉的圓形結構。反過來看,西方審美是外向和重于理性,自主反思和人為構成的,簡單說,就是線型和開放式的。

依以上既定論點,那麼《梁祝》一定是既有的樣子,決不可能旁生枝節出來。最最不能令人滿意的是,在陰性文化的主導下,應該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的男性,缺乏力量,沒有行動的勇氣。山伯如此,而《西廂記》裡的張生不也同樣嗎?而女主人公倒真正能為情感獻出一切,以至生命。這也許是陰性文化的最為悖論的地方。嚴格按照上述觀點考量,《梁祝》甚至不是悲劇,因為有一個“化蝶”的團圓結尾,哪怕它是幻想式的,也最終展現了“合一”的審美定勢,是以隻能算正劇。反過來說莎劇,其戲劇構成也不是無懈可擊的,整個一個劇的關鍵環節,鎖定在時間誤差這樣一個巧合因素上,由此可見,追求“構成的世界”的陽性文化,在具體操作上,不免有成斧鑿的痕迹。

說說《梁祝》和《羅密歐與朱麗葉》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海報)

羅素曾說過:中國文化重中庸、直覺和甯靜緻遠的生活态度;西方文化重效率、理性和科學方法。但曆史經驗證明,兩種文化的任一一種不經學習、借鑒和革新的話,都将面臨災難性結局。西方文化會在無限膨脹之中毀滅;反過來說,中國文化會在無為當中消亡。這是羅素先生在近一個世紀前的斷言,然後史逢兩次世紀大戰,那些重效率、盲目發展的西方大國幾近毀滅;而中國,由于其文化的滞後,飽受外來勢力的摧殘。羅素的下一個斷言是:西方應該學習東方的生活态度,而東方應該學習西方的科學理念。

羅素認為,民族和國家的興衰的關鍵,便是文化問題。而文學藝術是文化的最直接、最形象的表達。

最後,無論是《梁祝》還是《羅密歐與朱麗葉》,它們所反映的時代業已過去。在當今文化大融合的世界裡,不再存在單極的“陰性”和“陽性”。也許冥冥之中有第三條路可走。對社會,對個人,何去何從,我無法給出結論來,隻能衷心祝願天下的有情人終成眷屬!再者說,我這張條子寫得也有點過長了,就此打住。

作者:利明

編輯: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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