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华盛顿邮报》前记者，是1972年美国水门事件主要调查者。1977年离开《华盛顿邮报》后，卡尔·伯恩斯坦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来考察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媒体间的关系，并写成了《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THE CIA AND THE MEDIA”)一文。
本文通过详实的资料揭露了美国中情局与媒体机构的“秘密情报交易”：雇佣记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冷战开始后的25年间，包括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新闻周刊等在内的25家媒体曾为中情局提供庇护、培养特工、发掘情报;媒体高管与中情局有着极为密切的私交;超过400多名记者与中情局有着情报工作联系。
随着1973年中情局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被披露，中情局与新闻组织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遭遇公众压力。然而，时任中情局张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记者情报网，将与新闻机构情报交易更加隐蔽化。而负责调查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尽管掌握了大量证据，但最后却选择了最简单的做法：掩盖事实真相。
作者的调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与单纯的认为中情局操纵和控制想新闻界不同，当时的美国新闻机构心甘情愿地充当中情局的帮手，投身到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来。中情局借助媒体掩护自己，而外国记者把为中情局工作视为为国家服务，也是他们获取更好新闻素材和攀登职业巅峰的一种方式。
原文于1977年10月20日发表在滚石杂志上，是一篇长达25,000字的封面文章。篇幅所限，编译、刊发时略有删减，并分为上下两期发布。
一、中情局与美国媒体被掩盖的亲密关系
1953年，美国当时最重要的专栏作家，《纽约时报》的约瑟夫·艾尔索普远赴菲律宾去报道当地的选举。他此次赴菲不是受命于辛迪加报刊，也不是受命于印刷他专栏的报纸，而是应中情局的邀请去执行任务的。
约瑟夫·艾尔索普
根据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档案记录，包括艾尔索普在内有超过400名美国记者在过去25年来曾经秘密地执行中情局的任务。这些记者们向中情局秘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简单的情报搜集到充当与共产主义国家间谍联系的中间人。中情局和传媒机构共享资料、共享雇员。其中有些还是获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他们自诩为国家的无任所大使(亦称巡回大使)。
大多数人并没有那么崇高：外国记者发现与中情局扯上关系有利于他们开展工作;特约记者和自由记者对写文章和冒险联系间谍一样感兴趣;还有为数不多的中情局雇员在国外冒充记者。中情局文件显示，多数情况下，记者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是得到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的管理层同意的。
中情局打入美国媒体界的历史因为模糊的和具有欺骗性的官方政策得以继续被掩盖，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 雇佣记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尽管自1973年以来，中情局已大幅度削减雇佣记者的数量(主要因为来自媒体的压力)，仍有一些记者特工被派往国外。
2. 据中情局官员透露，如对此事展开进一步调查，就必然会揭露中情局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与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机构和从业人员一系列的令人尴尬的关系。在那些与情报机构合作的管理人员中，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威廉·佩利;时代公司的亨利·卢斯;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伯格;路易斯维尔信使报的巴里·宾厄姆;科普利新闻社的詹姆斯·科普利。
其他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组织包括美国广播公司、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赫斯特报团、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团、新闻周刊杂志、共同广播系统、迈阿密先驱报、原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中情局官员透露，到目前为止，最具价值的是与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时代公司建立的合作关系。
中情局利用美国新闻媒体的范围比中情局官员公开承认或在与国会议员的闭门会议上所宣称的要广泛得多。他们的通行做法并没有什么争议，但具体的操作却越来越难以获知。不论是中情局还是媒体机构，对于具体合作的细节要么讳莫如深。一名有着惊人记忆的中情局高官说纽约时报曾在1950年到1966年间为中情局的十名特工提供了庇护，但他不知道具体名单，也不知道是报业的哪些管理层做出的精心安排。
中情局与所谓的出版和广播行业的“专业人士”的特殊关系使得中情局能够把其最有价值的特工派驻海外，而在二十多年里不被发现。据中情局资料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通常为局长或副局长)亲自与合作新闻机构中指定的高层管理人员联系。(新闻媒体向中情局)提供援助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为即将派驻外国首都的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机会和证书(按中情局的说法是“记者证”);二是给中情局“借用”在职记者的秘密服务，包括一些熟知业务的最知名的记者。
中情局用了“报道”这么一个合适的词来描述合作记者们为中情局做的大部分工作。中情局一名高级官员说“我们会问他们‘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我们知道你要去南斯拉夫。他们的街道都铺好了吗?你在哪儿见过飞机?有军事存在的迹象吗?你见过多少苏联人?如果见到苏联人，要知道他的名字并能正确拼写……能否安排会面或传达信息?”许多中情局官员把这些有用的新闻记者视为特工;记者们也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中情局可信任的朋友，他们偶尔为了国家的利益提供帮助，通常是没有报酬的。
“我很荣幸他们邀请我做，并且我顺利完成了”，约瑟夫·艾尔索普说道。他曾为中情局执行过秘密任务，“新闻记者不需要对国家负责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从中情局的角度来讲，与记者的这种关系并没有任何的不妥，出现的任何伦理上的问题由新闻记者这个行业本身来解决，而不关情报机构什么事。
二、肇始于冷战的秘密交易
中情局与新闻媒体的“交易”在冷战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艾伦·杜勒斯1953年成为中情局局长后，就寻求在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机构内部建立招募报道人员的能力。杜勒斯认为，中情局在海外的特工将享有一定程度的访问和活动自由，这是任何其他掩护工作所不能享受的。
艾伦·杜勒斯
在冷战的环境下，当时美国的出版商都十分愿意将他们公司的资源运用到反对“全球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来。因此，美国记者和政府之间的传统界限消失了：为中情局特工在国外提供掩护的新闻机构往往是在其老板、出版商、高级编辑的知情同意下进行的。
换言之，与中情局蓄意打入新闻媒体界的观点相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美国的主要出版商和新闻主管主动要求做中情局的帮手。此外，杜勒斯还开创了任务报告这个程序，所有从国外回来的美国记者都要按程序清空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并把他们的所见所感向中情局人员汇报。这个做法被杜勒斯的接班人所继承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记者在回国的穿上见到中情局官员是非常普遍的是。“会有这些人出现，他们拿着亮闪闪的证明身份的证件，看起来像是耶鲁俱乐部的”，前星期六晚邮报记者休·莫罗说，他现在是前纳尔逊·洛克菲勒副总统的新闻秘书，“因为已成例行公事了，如果你不被(中情局人员)提问还会有一点恼火呢。”
中情局官员几乎从来都拒绝透露与他们合作过的记者的名字。一位毫不掩饰自己痛苦的中情局官员说到“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政府服务不被视为是犯罪的。”“这一切都得放在时代道德这个大背景下去考虑，而不是有悖于它或是虚伪的评判标准。”许多报道过二战的记者都与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有过亲密接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立场一致。战争结束后，许多原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到了中情局工作，很自然他们会继续发展这种关系。
由于利用记者是中情局最敏感的任务之一，因此有着高度保密性，只有局长和他亲手挑选的副手熟知情况。由于担心记者的特工身份被暴露，或者中情局与新闻媒体的交易被公之于世，与新闻机构的负责人联系的工作通常就由杜勒斯和他的继任者们亲自来做;或由副局长和秘密行动处的处长，或者偶尔由媒体界的高管担任。
詹姆斯·安格尔顿曾负责运营中情局一个完全独立的记者特工组织，专门执行敏感和常伴有危险的任务;这个组织鲜为人知，原因很简单，安格尔顿故意只保存了最模糊的文件。
中情局甚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展了正式的培训计划，把他们所选的特工培训成为新闻记者。中情局一位高官解释说，“情报官员们被‘调教’成能像记者一样发声的人，然后在主要的新闻机构的管理层的帮助下被安排在他们那里工作。”不过在中情局记录在案的400左右有这种经历的人中只有非常少数，大多数人在他们开始为中情局执行任务时其实就已经是真正的记者了。
三、中情局与记者的合作类别
据中情局相关文件显示，中情局与记者的合作关系中包括以下几大类：
1. 新闻机构合法、合格的工作人员——通常为记者。这些工作有的是有偿的有的是纯粹自愿的，其中不乏知名记者。有文件显示新闻或广播机构有时候会以中情局的名义为记者发放部分薪酬，义支出的方式来补充，或者预付费用，或者报销差旅。薪酬发放均是以现金形式，发放对象还包括摄影师、国外新闻机构的管理人员和广播技术组的成员。
据中情局官员称，情报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个人最有价值的关系是与报道拉丁美洲的华盛顿星报记者杰瑞·欧莱瑞和普利策奖获得者迈阿密新闻记者哈尔·亨德里克斯。前者被视为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非常有价值的人，后者提供的在迈阿密古巴流放地区内生活的人们的信息对中情局是极其有帮助的。中情局档案大篇幅记录了两个人代表中情局所从事的工作。
欧莱瑞坚称他的业务仅限于正常的外派记者和单位间正常的互惠互利关系。但中情局的一位官员说“毫无疑问杰瑞是为我们服务的”，“他作为为我们服务的记者干得更加出色。”在回应欧莱瑞的否认时，这位官员补充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好担心的，除非他非得顽固不化地遵守参议院对记者的正直要求。”然而据中情局部分官员称，亨德里克斯和欧莱瑞都没有接受中情局的资助。
2. 特约记者和自由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由中情局根据标准的合同条款来发放工资的。他们的记者资质通常由合作的新闻机构提供。在有些情况下，新闻机构不知道他们的特约记者在为他们工作的同时，还为中情局工作。
3. 所谓中情局多功能商业公司(中情局开办的兼有情报工作的公司)的雇员。过去二十五年来，中情局秘密资助过大量的、涵盖多个语种的外国新闻服务、期刊和报纸，以便为自己的情报工作打掩护。例如罗马美国人日报的创办，中情局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都拥有该报的40%股份。
4. 编辑、出版商和广播系统的高管。中情局和大多数新闻高管的关系跟与新闻记者和特约记者的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更易接受中情局的指导。少数新闻高管会签订秘密协议，如《纽约时报》的亚瑟·海斯·苏兹伯格。但是这种正式签协议的非常少，中情局官员与媒体高管的关系通常是社交性的。
5. 专栏作家和评论员。许多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与中情局的关系远远超过了中情局与新闻机构正常保持的关系。他们在中情局内部被称为“已知资产”，可以指望执行各种秘密任务;他们被认为能够接受中情局在各种议题上的观点。
三个最受关注的与中情局保持这样关系的专栏作家分别是纽约时报的C·L·苏兹伯格，约瑟夫·艾尔索普和已故的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他们的专栏刊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和新闻周刊上。据中情局一位高官透露，年轻的C·L苏兹伯格曾签署了保密协议，因为他曾获得中情局的一些机密情报。
中情局一名官员称，这种合作“有分享，给予和收获”。苏兹伯格则声称他从来没有正式受中情局的委派执行任务，他也绝对不会因为从事间谍活动被抓获。“我们的关系完全是非正式的—我有很多的朋友”，他说。
斯图尔特·艾尔索普与中情局的关系比苏兹伯格的关系要广泛的多。一位曾经担任过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直截了当地说：“艾尔索普是一名中情局特工。”另一位同样级别的官员拒绝说明艾尔索普与中情局的关系，只是说关系很正式。其他消息说艾尔索普在与外国政要讨论时会问一些中情局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发布一些有利于美国政策的错误信息和评估中情局招募合适的外国人的机会时，对中情局的帮助尤其大。
“荒谬透顶，”约瑟夫·艾尔索普听别人说他兄弟是中情局特工时说。“我与中情局的关系比斯图尔特要近，尽管他也走得比较近。我敢说他确实执行过一些任务—但他只是做了作为一名美国人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中情局的创始人们是我们亲密的私人朋友。这是交际上的事，我亲爱的朋友。我从没有收过一分钱，也从来没有签署过任何保密协议。我不需要···我有时候为他们做事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正当的事，我把它称作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艾尔索普只愿意谈他执行过的记录在案的两次任务。
一次是奉中情局之命去探访老挝;另外一次是1953的菲律宾选举的探访行动。在他看来，他的报道不过是如实记录当时的情景，他坚称自己没有受到中情局的控制。“我所写的都是真的。我的观点是要获知真相。如果中情局的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就不会再与他谈下去”。他说，“中情局完全不会对他不信任的人开放的。他们信任我和斯图尔特，对此我感到很自豪。”
四、服务于中情局的美国媒体们
随着1973年中情局有时会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披露，中情局与记者以及新闻组织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那些报道和新的信息是中情局为了情报工作的目的而用来作为研究如何利用记者的案例。包括：
1. 纽约时报。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与纽约时报的关系是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从1950年到1966年间，大约有十位中情局人员得到过纽约时报的掩护，而这是在已故的纽约时报出版商亚瑟·海斯·苏兹伯格的批准下安排的。掩护工作是由苏兹伯格设定的纽约时报总政策的一部分，即只要有可能就向中情局提供帮助。
亚瑟·海斯·苏兹伯格
苏兹伯格与艾伦·杜勒斯的关系尤为亲密。“他们那个层次的来往可谓是强强对话，”一位曾参与过他们谈论的中情局官员如是说。“我们之间原则上有个协议，是的确实有，就是我们会互帮互助。有关掩护的问题在好几个场合都被提及。双方同意具体的安排由下属来处理···高层并不想知道具体的细节，他们要的是一种合理的推诿。”
1977年9月15日，中情局一名资深官员在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审查中情局有关记者的文档后说，他发现有五个记录在案的例子表明在1954年到1962间纽约时报给中情局的员工提供过掩护。而且他说每一次的安排都是由纽约时报的高层来负责的，文件都是使用的标准的中情局的官方用语。“表明这些安排都是通过纽约时报高层管理人员的审核的。”但是文件并没有提及苏兹伯格的名字—而提到了他下属的名字，但是那位官员拒绝透露都有谁。
获得纽约时报认可的中情局员工是作为特约记者被报社派往海外并作为文职人员在纽约时报外国办事处工作。中情局与纽约时报合作的内容通常是传递信息和在外国人中“寻找”潜在的特工。
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亚瑟·海斯·苏兹伯格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中情局签订了一份保密协议，这一消息得到了他侄子C.L.苏兹伯格的确认。但是他们对于签订这一份协议的目的却没有明确的说辞。有人试图找出具体是纽约时报的哪些人在为中情局员工提供证明，但都没能成功。
据纽约时报前记者韦恩·菲利普斯在纽约时报工作到1961年，后来他根据情报自由法获得了中情局的相关文件，文件表明中情局曾有意把他发展成为能在国外利用的秘密“资源”。根据他的透露，早在1952年，亚瑟·海斯·苏兹伯格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学习时，中情局就试图把他招募为卧底特工。
1976年1月31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短文报道了中情局试图招募菲利普斯的事。文章援引了出版商亚瑟·奥克斯·苏兹伯格的话说“无论是作为出版商还是作为已故的苏兹伯格先生的儿子，我都从没听说过中情局的人接近过纽约时报。”更为特别的是，已故出版商曾经向艾伦·杜勒斯的兄弟，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做出的一个承诺，就是在没有征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同意前，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不得接受邀请访问中国。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商的侄子收到了这样的邀请。亚瑟·苏兹伯格不准他接受邀请。C·L·苏兹伯格回忆说，“这是时隔十七年另一个纽约时报记者收到这样的邀请。”
2.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毫无疑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中情局最宝贵的广播财富。时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威廉·佩利和艾伦·杜勒斯的工作和社会关系轻松而愉悦。多年来，广播公司为中情局员工提供庇护;为中情局提供新闻影片的片段;为华盛顿分社社长和中情局搭建了正式的沟通渠道;允许公司记者的报道进入华盛顿和纽约新闻编辑部接受中情局的定期检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CBS记者每年都会有一次机会与中情局高层共进晚餐并参加说明会。
威廉·佩利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中情局合作的具体事宜由杜勒斯和佩利的下属共同来安排。“公司老总不想知道具体细节，中情局局长也不会想知道。”一位中情局官员这样说道。“双方都会派助手来负责具体工作。这样他们不会牵扯到具体的事务中去。”根据后续调查资料的披露，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多名雇员在佩利的批准下而成为中情局的卧底。
在纽约CBS新闻部总部，尽管也遭到一些否认，但佩利与中情局的合作对许多新闻高管和记者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事。76岁的佩利并没有遭到萨伦特的调查采访。“这不会有啥好处的，”CBS一位高管说，“他就不记得这件事。”
萨伦特在去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他本人与中情局的关系以及他延续前任做法的事实。他说跟中情局的联系始于1961年2月，“我当时接到一个中情局的人打来的电话，他说与西格·米克尔森是工作的关系。那个人说，‘你的老板们知道所有的情况。’”据萨伦特透露，那位中情局的人要求CBS继续给中情局提供未经编辑过的新闻带，还要求CBS的记者随时做好向中情局官员汇报的准备。萨伦特说：“在就让记者汇报一事上我的态度是否定的，我让他们自己看广播带。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一直到70年代初期。”
1964年到1965年间，萨伦特加入了中情局一个超级隐秘的四人特别工作组，专门研究向中国发送美国宣传广播的方法。研究组的其他三个人分别是时任哥伦比亚教授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威廉·格里菲斯;和时任华盛顿邮报公司无线电TV5的副总裁约翰·哈弗斯。
与这个研究计划有关的主要政府官员有中情局的科德·迈耶;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时任美国新闻署署长伦纳德·马克斯;和时任总统特别助理现任CBS记者的比尔·莫耶斯。
萨伦特参加这个研究计划是从接到伦纳德·马克斯的电话那一刻开始的，“他告诉我说白宫欲成立一个四人组的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铁幕背后的美国海外传播。”当萨伦特抵达华盛顿参加第一次会议时，他才得知这个计划是由中情局发起的。“它的目的是研究把无线广播打入红色中国的最佳方式。”
委员会的四个成员接下来在中情局的一个叫保罗·海因兹的官员的陪同下，开始到世界各地去考察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广播电台(当时中情局都有参与两家电台的运行)、美国之音和武装部队电台的设施。在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后，委员会给莫耶斯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政府建立由美国之音负责运行并向中国发送的广播服务。萨伦特从1961年到1964年，1966年到现在担任过两届CBS新闻部经理。在中国这个项目进行期间他是担任CBS公司的管理人员。
3. 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据中情局和参议院的消息，中情局的有关文档包含了中情局与两家杂志的前外国记者和特约记者们签的书面协议。但是消息拒绝透露中情局是否已经切断了所有与两家杂志员工的联系。艾伦·杜勒斯常跟他的好友，已故的《时代周刊》和《生命》杂志创始人亨利·鲁斯求情，而亨利·鲁斯答应允许他的一部分员工为中情局效命，同时为中情局其他缺乏记者经验的特工提供工作机会和相关资质。
亨利·鲁斯
多年来，鲁斯的个人特使C.D.杰克逊负责与中情局联系。杰克逊是时代公司副总裁，从1960年到他1964年逝世期间担任生活杂志的发行人。在担任时代周刊高管时，杰克逊与人合作撰写了一份由中情局赞助的研究报告，报告建议美国情报机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进行重组。杰克逊在时代和生活杂志的任职因为调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助理而中断一年。但他任职期间，批准同意了时代和生活杂志为中情局员工提供掩护的具体安排。
有一些安排是在鲁斯的妻子克莱尔·布思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据包括与鲁斯打交道的中情局官员透露，其他的安排是在现任时代公司总编辑赫德利·多诺万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多诺万1959年接手时代公司出版的所有编辑业务。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否认了他知晓那些安排一事。“鲁斯从没找过我，而且如果鲁斯批准了这样的业务安排，我也会很惊讶的，”多诺万说。“鲁斯非常注意媒体与政府之间的界限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时代杂志的外国记者们就参加过类似于中情局为CBS举办的汇报晚宴。据中情局官员透露，鲁斯在多次造访国外回来后，把向杜勒斯和中情局其他官员汇报的做法确定下来作为例行公事。鲁斯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负责运营他的杂志人员鼓励他们的外方记者向中情局提供帮助，尤其是提供一些对中情局有用的情报信息或对招募外国人有帮助的信息。
中情局消息透露，中情局在新闻周刊高级编辑们批准的情况下雇佣了他们的一些外国记者和特约记者。二十世纪中期，罗马新闻周刊的特约记者为中情局工作的事已不是什么秘密。
“我本以为可能有一些特约记者是特工，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从1937年创刊到1961年一直担任新闻周刊编辑的马尔科姆·缪尔说。“我认为当时中情局确实和所有负责的记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是我听到一些我认为艾伦·杜勒斯可能感兴趣的事，我就会打电话给他。我有好多朋友在艾伦·杜勒斯那儿工作。”缪尔说，1945年到1956年担任新闻周刊外国记者的哈里·科恩，和同时期担任该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的欧内斯特 K·林德利定期和不同的人出入中情局。
“据我所知，”科恩说，“新闻周刊没有人为中情局工作。我们的关系挺好的。为什么要签什么协议之类的?我们把我们知道的告诉中情局和国务院的人。我去华盛顿时，我会向福斯特或艾伦·杜勒斯汇报发生的事情。我觉得那是特别好，我们站在同一边。”中情局官员称科恩与中情局的合作很广泛。1965年，他离开新闻周刊创办《外国报道》，外国报道是位于华盛顿的提供时事通讯的机构，科恩拒绝透露他的订户都有谁。
欧内斯特·林德利留在新闻周刊直到1961年。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他在出国前会经常征求杜勒斯和中情局其他高官的意见，回国后也会向他们汇报。“艾伦对我帮助很大，我有机会就会报答他，”他说。“我会跟他讲我在国外见过哪些人。有时他要我汇报有关情报人员的一些情况;比如，1955年我参加完亚非会议回来后，他们主要想了解不同的人的情况。”
当新闻周刊被华盛顿邮报收购时，中情局的官员告知新闻周刊发行商菲利普·格雷厄姆中情局偶尔会利用该杂志来打掩护。“众所周知菲尔·格雷厄姆这个可靠，乐于助人，”中情局一位前副局长说。“弗兰克·威斯纳与他打过交道。”威斯纳从1950年起到1965年他自杀前一直担任中情局的副局长，是“地下/秘密行动”的主要策划者，包括许多记者参与的一些行动。菲尔·格雷厄姆可能是威斯纳最亲密的朋友。但是中情局消息称，很明显格雷厄姆一直到1963自杀身亡都全然不知新闻周刊为中情局打掩护的具体情况。
据时任中情局香港站的官员罗伯特·T·伍德透露，1965年到1966年，新闻周刊任命的驻远东特约记者实际上是与中情局签约的合同雇员。他每月可以领到中情局发的1万美元的工资。中情局消息称，有些新闻周刊的记者和特约记者一直保持着和中情局的秘密联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关中情局与华盛顿邮报的合作信息非常有限。据中情局官员透露，有一些邮报特约记者曾经是中情局雇员，但是他们并不清楚邮报的管理层是否知晓这些情况。
自1950年以来所有的主编和总编都说他们并不知道中情局与邮报的特约记者或是员工有过什么正式的合作关系。一位员工说，“如果有，那也是菲尔干的，没让我们知道。”同时，中情局官员对邮报员工在邮报工作期间与中情局保持秘密联系一事不做任何声明。
4. 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从1964年12月到次年3月，一位叫罗伯特·H·坎贝尔的中情局的卧底特工在信使报工作。据中情局高层透露，坎贝尔是在中情局与时任信使报的执行编辑诺曼·艾萨克斯的安排下进入到信使报工作的。消息还称时任信使报发行商的老巴里·宾厄姆也知道此事。但是艾萨克斯和宾厄姆都否认他们在雇佣坎贝尔时知道他是情报特工。
坎贝尔被雇佣的复杂传奇故事最初是在参议院委员会调查期间由詹姆斯·R·赫尔佐格发表在信使报上的文章所披露。赫尔佐格开头是这样描述的：“1964年12月，28岁的罗伯特·H·坎贝尔受雇到信使报工作时，他都不会打字，对新闻写作也几乎是一窍不通。”文章接下来援引信使报前总编的话说艾萨克斯告诉他雇佣坎贝尔是因为有中情局为他求情：“诺曼说，1964年他在华盛顿时，他被叫去和他中情局的朋友吃午餐，他朋友说想要派这位年轻人下去学一些报业知识。”
所有关于坎贝尔的招聘都极不寻常。没有任何对他资质的审查，而且他的雇佣记录上包含以下两点：“艾萨克斯处有与此人相关的通信和调查材料”;“他是临时工—没有做背景调查，也不需要做。”坎贝尔的新闻能力在信使报工作期间明显没有提高。一位前经济新闻编辑助理说：“坎贝尔交上来的东西真心没法看。”坎贝尔其中一个主要的报道任务是有关木刻印第安人像的专题。但这篇报道从来没有发布过。他在信使报工作期间，常去办公室不远的一间酒吧，有时，他会偷偷告诉他的酒友们他是中情局的雇员。
据中情局消息，坎贝尔在信使报任职是为了给他提供新闻从业经验，以便为未来的卧底记者身份提供更好的说头，同时可以教会他一些新闻业务方面的知识。“我们付钱给信使报，他们再给他发工资，”一位参与此事的中情局官员说。
艾萨克斯后来离开路易斯维尔前往特拉华威明顿新闻与日报传媒集团担任总裁和发行商，在回应此事的信中说：“所有我能做的就是重复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从来，在任何条件下，或任何时候都不知道我雇佣了一个政府特工。我也努力回想，但是雇佣坎贝尔的事对我来说没任何特别的，所以想不起来什么。”
巴里·宾厄姆去年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对雇佣坎贝尔一事并没有太清晰的记忆，而且否认了他知晓信使报管理层与中情局的任何安排。但是，中情局官员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信使报通过宾厄姆的联系为中情局提供了其他的未明确的帮助。信使报的头版详细报道了聘用坎贝尔一事，也是小巴里·宾厄姆发起的，他1971年接替他父亲成为该报的编辑和发行商。这是该报在这个主题上的唯一主要的自我调查文章。
5. 美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据中情局官员透露，ABC持续为一些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其中一位是山姆·贾菲，他为中情局执行过秘密任务。而贾菲只承认他给中情局提供过信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中情局最高级别的官员拒绝透露中情局是否还与ABC的员工保持着密切联系。消息称所有的秘密安排都是在ABC管理层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是那时的人们干的事，”理查德·瓦尔德说，他自1973年以来一直担任ABC的总裁。“如果在座的各位——包括那时的新闻记者——那时与中情局有关联，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6. 科普利报系与其子公司科普利新闻社。该报与中情局的关系首先是由记者乔·特伦托和戴夫·罗曼在阁楼杂志上公开披露，中情局官员称从提供“外援”来看与该报的合作是最有成效的合作之一。特伦托和罗曼的报道是由新闻调查基金资助的。报道称科普利新闻社至少有23名员工为中情局执行过任务。
另外有中情局官员透露科普利报系的老总詹姆斯·S·科普利(一直干到1973年去世)亲自安排了大部分与中情局的合作事宜。据特伦托和罗曼报道，科普利自愿为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提供新闻服务，为中情局充当眼线，以反对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共产主义威胁。詹姆斯·科普利同时也是美洲新闻协会的幕后操纵手，该协会由中情局资助，在拉丁美洲拥有一大批右翼新闻记者会员。
7. 其他主要的新闻机构。据中情局官员透露，中情局的档案还记录了中情局与以下新闻采访机构的秘密合作关系：纽约先驱论坛报、星期六晚邮报、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赫斯特报(据中情局消息，现任赫斯特报伦敦分社社长、前论坛先驱报编辑和记者的西摩·K·弗雷丁已被确定为中情局特工)美联社、国际合众社、共同广播系统，路透社和迈阿密先驱报。
“这只是冰山一角，”曾担任过中情局高层的官员这么说道。如其他知情人士一样，他说要终止外界有关对新闻记者为中情局提供服务的猜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公布中情局的文件内容，但是这个方法基本上被所有接受采访的35位现任和前任官员所反对。
五、中情局力保媒体情报网
1973年，中情局雇佣记者的消息首次披露，中情局与记者以及新闻组织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面对这一局面，中情局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保障长期以来建立的记者情报网。
威廉·科尔比是中情局历史上最老练的卧底战术家之一，他早年加入战略情报局，曾被空投到纳粹德国占领的法国和挪威开展敌后活动。在任中情局局长之前，他曾亲自参与利用记者的秘密行动。1973年，有报道公开曝光中情局秘密雇佣美国记者，为应对这些报道，威廉·科尔比开始缩减计划。在他公开发表的声明中，他传达的信息是中情局只是最小限度地使用过记者，而且这对中情局来说是无足轻重的。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在说服媒体、国会和公众，中情局已经跟新闻界没有什么联系了。
威廉·科尔比
但据中情局官员透露，科尔比实际上暗中在媒体界撒下了一张保护网，保护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他命令他的属下保持与最优秀的新闻记者联系，同时切断与许多不积极，相对合作成果不好或不那么重要的记者的正式关系。按照科尔比的要求在审查相关资料时，中情局官员发现许多记者多年来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这样的记者人数可能多达上百个。1973年到1976年间，中情局终止了与他们的合作。
同时，被安排在主要的报纸和广播网点的重要中情局特工被要求辞职，改为特约记者或者自由职业者，这样科尔比就可以向有关编辑保证他们的员工当中没有中情局的雇员。科尔比也担心如果继续调查中情局与记者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特约记者特工的身份可能会被曝光。
他们中的一部分被重新分配从事所谓的专有出版方面的工作—由中情局秘密资助并雇佣中情局员工的外国期刊和广播站点。其他与中情局签订正式合同(使他们成为中情局的员工)的记者与中情局解除合同关系，并被要求继续按照(比起以前)不那么正式的安排进行工作。
1973年11月，在经历多次调整后，科尔比告诉来自纽约时报和华盛顿星报的记者和编辑们，中情局雇佣了30多名美国的记者，包括五位来自一般流通的新闻机构。
然而，据中情局高层透露，在1976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召开听证会时，中情局继续与75-90名各类记者保持联系—其中有新闻管理层、记者、特约记者、摄影师、专栏作家、新闻站职员和广播技术组的成员。超过一半的人已经解除了与中情局的雇佣关系，但是他们仍然受其他与中情局的秘密协定的约束。根据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奥蒂斯·派克任主席)的一份未公开的报道，截止到1976年至少有15家新闻机构仍然在为中情局提供掩护服务。
“太出色了，”科尔比局长经常提及那是为中情局工作的记者和新闻机构。中情局其他人称他们最好的新闻资产为“品牌”。“科尔比的担心是，他可能会完全失去这些资源，除非我们在用谁和如何获得这些人方面变得更加谨慎，”，一位前局长助理解释说。科尔比后续行动的重点将是把中情局从所谓的大报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转而关注较小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和专门的出版刊物如贸易期刊和新闻通讯。
1976年1月28日，科尔比离开了中情局后——接替他的是乔治·布什，中情局宣布了一个新的政策：“即日起，中情局不会再与美国任何一家新闻社、报纸、期刊、广播或电视网络或电视台核准的任何全职或兼职新闻记者发生支付或合同关系。”在宣布新政策时，中情局承认新规会导致与仍和中情局有关系的近一半的美国记者的合作终止。通知的内容显示中情局会继续欢迎记者自愿无偿与中情局合作。因此，许多关系允许保持不变。
中情局不愿终止使用记者以及与新闻高管保持的合作关系主要是由情报工作的两个基本性质导致的：利用记者做掩护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记者这个工作本身的好问性质;近年来曾经与中情局合作过的其他领域的机构如商务、基金会和教育机构拒绝为中情局打掩护。
“在这个国家运行一个情报机构是很难的，”中情局一位高官解释说。“我们对情报有一颗好奇的矛盾心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海外相关工作，我们需要卧底。但是我们为提供卧底一直在打一场‘后卫战’。美国和平队进不去，新闻署也不理我们，自1967年以来，基金会和志愿组织也不理我们，富布莱特学者们也自设了一道防线。甚至驻外事务处也不需要我们。如果你让美国人投票有多少人愿意为中情局工作，多少人不愿意，相信愿意的人非常少。那么我们何去何从呢?跟商业部门合作固然不错，但媒体更具有天然的优势。一个记者顶得过二十个特工。因为记者可以接近目标，可以问很多问题而不会引起怀疑。”
六、丘奇委员会的掩护
1975年，是中情局历史上最难熬的一年。在巨大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特派委员会、参议院、众议院先后对中情局进行调查，这一年也被称为“华盛顿情报年”。其中一个调查机构，就是在参议院弗兰克·丘奇主持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在该委员会1976年的调查中，中情局的高层官员，包括前中情局长威廉·科尔比和乔治·布什，都说服调查委员会限制对此事的调查，并在最终的报告中故意歪曲中情局活动的实际范围。
尽管有证据表明中情局大量使用记者，对与中情局有合作关系并在中情局档案里面有详细记录的记者、编辑、发行商或广播高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及其成员决定不再予以审问。据参议院和中情局的消息称，使用记者(中情局大力削减)是两大调查的内容之一。另一个内容是中情局继续广泛利用学界来招募特工和进行信息收集。
有消息称，无论是哪种情况，前中情局局长科尔比和布什以及中情局特别顾问米切尔·罗戈温都可以说服调查委员会的关键成员，对他们活动范围的全面调查或者哪怕是很有限的曝光都会对国家情报机构以及数百人的名誉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据报道，科尔比尤其能说会道，他争辩说曝光会带来一场现代政治迫害，受害者将会是记者、出版商和编辑。
沃尔特·埃尔德是前中情局局长麦科恩的助理，也是中情局与丘奇委员会的主要联系人，他称该委员会没有管辖权，因为中情局没有滥用记者;他们的合作关系是自愿的。埃尔德引用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一案说：“丘奇委员会成员对当时信使报不是很了解，”一名中情局官员说，“直到我们说出我们已经就安排卧底一事去找过编辑，编辑说‘好’”。“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不要挑一些贫穷的记者，”威廉·科尔比一度对丘奇委员会的调查者们说，“我们直接找管理层。他们很清楚情况”。
丘奇委员会和工作人员中的一些人担心中情局官员已经获得了调查的控制权，而他们被欺骗了。“中情局可是精明得很，委员会被玩弄于其手掌之中，”一位熟悉调查全过程的国会人士说。“丘奇委员会和其他一些成员对制造头条新闻更感兴趣，而没兴趣做严肃的艰难的调查。每当有人问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暗杀、秘密武器或是詹姆斯·邦德，中情局假装放弃了很多。但当谈到他们不愿放弃的、对中情局更重要的事情时，科尔比能够一一说出理由。委员会相信了。”
参议院委员会调查使用记者一事由前中情局官员威廉·B·巴德负责监督。他今年作为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的助理回到中情局短暂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现在是国防部的高级情报官员。巴德得到过大卫·阿龙的帮助，大卫·阿龙现在是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助理。
据参议院调查组的同事透露，巴德和阿龙都对中情局有关记者文档里面的内容感到困惑;他们敦促常设中情局监督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但是那个委员会第一年在起草中情局的新章程，而且委员会成员说他们对继续调查中情局利用媒体一事没什么兴趣。
巴德的调查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他首次要求获得使用记者的具体信息被中情局以没有滥用权力为由拒绝了，而且说目前的情报工作可能也“妥协”了。参议员沃尔特·赫德尔斯顿、霍华德·贝克、加里·哈特、沃尔特·蒙代尔和查尔斯·马赛厄斯—他们表示对媒体和中情局的这个议题感兴趣—能够理解巴德在收到中情局反馈后的苦恼。
在与中情局局长和其他官员的一系列通话和会议中，参议员们都强调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应该获得中情局和媒体合作范围的相关信息。最终，布什同意下令对相关文件进行调查，并把与利用记者相关的记录调出来。但是布什同时强调原始文件不能提供给巴德或委员会。相反，布什决定让他的助理们把这些材料压缩成一段式的摘要，用最笼统的语言描述每位记者参加的相关活动。
更重要的是，布什下令要求把记者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在新闻机构的名字从摘要中隐去。然而，可能会有一些痕迹表明记者曾服务过的地区，并且从大概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所工作过的新闻机构。
但据负责这项工作的中情局官员称，汇编这些摘要着实不容易。从本质上讲是没有“记者文件”的，相关信息必须得从多方渠道来收集，这也恰好反映了中情局高度封闭的特征。曾经参与调查过记者的中情局官员提供了一些名字。不同的与卧底行动有关的文件都被调了出来，从文件看中情局利用记者一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值得注意的是，记者为中情局做的全部工作是归在秘密行动类，而不是外国情报类。旧的情报站的记录被剔除了。
几周后，巴德收到这些摘要，到中情局完成时一共有四百多份。
中情局与调查委员会玩了一个有趣的数字游戏。那些准备材料的人说要收集所有中情局利用记者的资料，从体力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宽泛的、有代表性的资料，”中情局一位官员说。我们绝不会假装说这是25年来所有活动的材料，或者所有为我们做过事的记者人数。”相对较少的摘要讲述了外国记者的相关活动—包括为美国出版机构工作的特约记者。那些最了解这件事的官员说，400这个数字比起实际与中情局保持秘密关系并执行秘密任务的记者来说还是报少了的。
巴德和听他描述摘要的内容的人迅速得出一些基本结论：与中情局保持秘密关系的记者人数比中情局曾提到的要多得多;另外中情局所雇佣的新闻记者和新闻高管是中情局最重要的情报资产。这些记者们几乎参与了能想象得到的每一次行动。在所总结的400多名记者中，有200到250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记者、编辑、通讯员和摄影师;其他的至少在名义上是受雇于图书出版，贸易出版和新闻通讯领域。
尽管如此，这些摘要也是压缩的、模糊的、粗略的、不完整的。对这些摘要，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并且摘要中并没有指出中情局曾滥用过权利，也没有操纵美国报纸或广播报道的内容。
巴德对他所发现的内容感到不安，于是他求教于几位在外交关系和情报领域有经验的人。他们建议他设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并给他最信任的委员会成员讲一下摘要的主要内容。巴德再次去找了参议员赫德尔斯顿、贝克、哈特、蒙代尔和马赛厄斯。同时，他告知中情局他想看到更多的资料—所总结的一百名左右新闻记者的行动全文。他的请求被赤裸裸地拒绝了。中情局在这件事上不会提供更多的信息了。
中情局的不妥协直接导致了1976年3月底在中情局总部召开的一次意义非凡的晚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参议员弗兰克·丘奇(他现在也被巴德审问)，和委员会副主席约翰·托尔、巴德、委员会主任威廉·米勒、中情局局长布什、中情局顾问罗戈温、西摩·博尔顿(中情局高级特工，多年来一直任德国站站长)和维利·勃兰特案件负责人。博尔顿是由布什授权来处理委员会获得记者和学术界信息的请求。
在晚宴上，中情局拒绝提供任何完整的文件，也不给委员会提供400份摘要里所提到的任何记者以及与记者相关的新闻机构的名字。据参会者透露，讨论后来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委员会的代表们表示没有进一步的信息，他们就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确定中情局是否滥用了权利。
中情局坚称如果给委员会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们就不能保护好合法的情报工作或者雇员。布什说大多数记者是中情局的合同工，与他们相比，中情局更要感谢其他的特工。
最终，达成了一个极为不寻常的协定：巴德和米勒将被允许审查从摘要中挑选出来的25位记者的“处理过的完整资料”;但是记者的名字和雇佣他们的新闻机构的名字会抹掉，其他在文件中提到名字的中情局雇员的身份也会被隐去。丘奇和托尔将被允许审查这25位中的5位的未经处理的全部资料——以证明中情局没有隐瞒任何事情，除了名字之外。这个协定的前提是巴德、迈纳、托尔或丘奇不会将文件的内容透露给委员会成员或工作人员。
巴德开始重新回顾这400多份摘要，他的目标是从这些零碎信息的基础上挑出25份做一个截面图。这其中包含了行动日期、新闻机构的整体概述、记者的类型以及卧底行动。
据参议院和中情局官员透露，从他获得的25份文件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从来没有被大范围地怀疑过，中情局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将其联系集中在美国新闻集团最重要部门的记者身上，其中包括国内4、5家最大的报纸、广播电视网和两个主要的新闻周刊杂志。尽管这25份详细文件中略去了姓名和工作单位等内容，但每份文件仍然有3到11英寸那么厚。通常这些信息足以能够初步确定记者的姓名、单位或者两者都能确定，特别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个领域十分突出。
“关系网的遍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巴德在给参议院的报告中说，“比如说，你根本不需要操纵《时代》杂志，因为在管理层就有中情局的人。”
讽刺的是，据中情局官员透露，有一个主要的新闻机构对其与中情局的往来采取了限制措施，但这个机构正是中情局长远目标和政策：《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的最大的社论支持者。已故的大卫·劳伦斯是《美国新闻》的专栏作家和创始编辑，同时也是艾伦·杜勒斯的密友。有消息人士说，他多次拒绝了中情局局长利用该杂志作为掩护的请求。
据另一位中情局高级官员透露，曾经劳伦斯给他的副编辑们下过命令，他威胁将解雇任何被发现与中情局有正式的关系《美国新闻》雇员。上任杂志的编辑主管证实他确实发过这样的命令。但是，中情局拒绝透露在1973年劳伦斯去世以后该杂志是否还被禁止与中情局来往，也没有透露该命令是否被执行。
与此同时，巴德尝试从中情局获得更多的消息，特别是目前与记者关系方面的信息。但他遇到了困境。“布什至今为止没有做任何事情，”巴德告诉同事。“没有一次重要的行动受到过哪怕是很小的影响。”中情局同时也拒绝透露更多利用学者的信息。布什开始敦促委员会的委员减少在这两个领域的调查，同时在最终报告中隐藏其调查结果。
据参议院消息，“他一直说：‘别骚扰媒体和校园里的那些人，’恳求道他们是公共生活领域唯一还有公信力的地方，”。科尔比、埃尔德、罗戈温也恳请委员会各位委员对工作人员的发现保密。另有消息称，“有很多迹象表明，如果这些东西拿出来，那么新闻界的一些大腕会蒙羞”。中情局担心，与记者和学者关系的曝光将会导致为数不多的特工招募渠道中的两条关闭。“曝光的危险不在另一方，”一位参与秘密行动的中情局专家解释道。“这里没有对方不知道的东西。中情局关心的是另一个领域的卧底行动将会被拒绝。”
一位曾经是中情局游说对象的参议员后来说：“从中情局角度来看，这是所有秘密行动中级别最高、最为敏感的。这是我们已知的行动计划中更大的一块。”他补充道，“我当时有很强烈的冲动去强调这一点，但为时已晚……如有我们当时提出要求，他们就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事实上，对委员会来说时间不多了。很多工作人员认为，已经浪费了很多资源搜索中情局的暗杀阴谋和匿名信。对记者进行的调查算是后来增加的一项。调查的规模和中情局对提供这方面信息的敏感性已经使工作人员和委员会感到惊讶。中情局监督委员会将接替丘奇小组，将会耐心地有条不紊地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如果(看起来似乎有这个可能)中情局拒绝进一步合作，继任委员会的任务将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以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或者也有可能丘奇和其他一些参议员对巴德的调查结果不甚熟悉，做出决定不再继续追究此事。
没有记者将会因为他们与中情局的来往接受调查——无论是通过工作人员还是通过参议员，秘密地或者公开地。由中情局官员首先提出的新闻集团内部政治迫害的幽灵困扰着一些工作人员和调查委员会成员。一位参议员说，“我们不是要把那些人带到调查委员会让每个人来数落他们对职业理想的背叛。”
据巴德的同事说，巴德对做出的决定很满意，同时他也相信继任委员会将继续完成对剩余部分的调查。他反对将这些记者的名字公开。一直以来他都在担心他可能进入到了没有道德约束的“灰色地带”。从传统意义上讲，中情局到底有没有“操纵”新闻界?他总结说可能没有。主要的新闻机构和主管们心甘情愿地将他们的资源借予中情局。
外国记者把为中情局工作视为为国家服务，也是他们获取更好的新闻素材和攀登职业巅峰的一种方式。中情局是否有滥用权力?它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与其他机构打交道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中情局从这些机构——外交服务、学术研究、企业—寻求掩护帮助。在中情局的章程里，没有任何一条表明中情局不能接触这些机构。就新闻界来说，中情局在处理过程中比与其他机构要谨慎得多，中情局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把媒体的角色限制在信息收集和卧底服务上。
据称，巴德也担忧因为他的信息基本上都靠中情局提供，而并没有从与中情局来往的那些记者处获得不同的信息。他告诉同事说他能见到的只是一些“花灯秀”。尽管如此，巴德有理由相信他已见过文件中几乎全部的内容。他推断，如果中情局想欺骗他，那就不会泄露那么多。据委员会观察，“中情局愿意配合，并向巴德展示一些资料，从这点看，中情局是很厉害的。”“这样一来，如果有一天文件内容浮出水面，中情局就会推卸责任。他们可以说他们已经通知国会了。”
对中情局文件的依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中情局对与记者关系的理解可能与记者的理解完全不同。中情局官员可能会认为他对记者进行了控制。记者则会认为他只是和一位密探喝了几杯而已。有可能中情局的官员在与记者打交道时撰写了备忘录，也有可能和任何其他的政府机构一样，中情局也要为保护自己而撰写一些常见的官僚文件。
一位中情局官员试图说服参议院委员会，中情局利用记者这事无关痛痒，他坚称那些文件里充斥着中情局官员的吹嘘之词。他说，很多记者“被招募来执行确切的(具体的)任务，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在中情局文件中被列为中情局特工。”他说：“文件显示，中情局常常进入新闻界，新闻界也常常去中情局。”“很多情况下，双方都已形成了默契，知道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换条件”——即，记者会从中情局获得好的新闻素材，中情局也会从记者那里获取有价值的服务。
不管如何解释，参议院委员会对中情局利用记者情况的调查结果被故意隐瞒——隐瞒委员会所有委员、参议院和公众。有人解释说：“对如何处理这件事，人们有不同的意见。”“一些(参议员)认为这些都是滥用权力，应该予以制止。也有些人说，‘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巴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从未在全体委员会上讨论过，甚至在行政会议上也没有。这或许会导致秘密的泄露——尤其是考虑到事实本身的爆发性。自从丘奇委员会调查开始，走漏消息一直是整个小组最大的担心，同样也是整个任务真正的威胁。一旦出现任何消息泄露的征兆，中情局可能会效仿其他领域的几次做法，切断所有敏感信息的流动，并且声称不能信任委员会能够保守秘密。
“就好像我们是在接受审讯——而不是中情局，”委员会中的一员说道。如果在委员会的最终调查报告里说明中情局利用记者的真实情况将会在媒体界和参议院引起轩然大波。而这会给中情局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并将导致停止使用所有的记者。“我们只是还未准备好走到那一步，”一名参议员说。
一个类似的决定是隐瞒中情局利用学界的调查结果。巴德监督了两个领域的调查，他同意这样的决定，并且起草了委员会最终报告的这些部分。第191页至201页的标题为“与美国媒体的秘密关系。”“这很难反映出我们的调查结果，”参议员加里·哈特表示。“在关于什么内容可以公布的问题上，我们(与中情局)进行了一场持久并且复杂的谈判。”
掩盖事实真相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报告里没有提400份摘要或他们的发现。相反，报告轻描淡写地指出委员会成员研究了中情局最近联系的50位记者——传达的印象则是中情局只限于与这些记者交往。报告指出，中情局文件中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新闻报告的编辑内容受到了中情局与记者来往的影响。科尔比关于利用记者的带有误导性的公开声明被反复提到，但并没有很严重的矛盾或者需细化的地方。与中情局合作的新闻官员的作用被忽略了。中情局将重点集中在媒体的重要部门的事实并未提及，中情局继续争夺新闻界的意图也没有任何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