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華盛頓郵報》前記者，是1972年美國水門事件主要調查者。1977年離開《華盛頓郵報》後，卡爾·伯恩斯坦花了六個月的時間來考察冷戰時期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媒體間的關系，并寫成了《中央情報局和美國媒體》(“THE CIA AND THE MEDIA”)一文。
本文通過詳實的資料揭露了美國中情局與媒體機構的“秘密情報交易”：雇傭記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報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在冷戰開始後的25年間，包括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時代公司、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美聯社、新聞周刊等在内的25家媒體曾為中情局提供庇護、培養特工、發掘情報;媒體高管與中情局有着極為密切的私交;超過400多名記者與中情局有着情報工作聯系。
随着1973年中情局雇傭記者的消息首次被披露，中情局與新聞討論區織間不可告人的秘密開始遭遇公衆壓力。然而，時任中情局張采取各種手段維護記者情報網，将與新聞機構情報交易更加隐蔽化。而負責調查的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盡管掌握了大量證據，但最後卻選擇了最簡單的做法：掩蓋事實真相。
作者的調查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結論：與單純的認為中情局操縱和控制想新聞界不同，當時的美國新聞機構心甘情願地充當中情局的幫手，投身到反對“全球共産主義”的鬥争中來。中情局借助媒體掩護自己，而外國記者把為中情局工作視為為國家服務，也是他們擷取更好新聞素材和攀登職業巅峰的一種方式。
原文于1977年10月20日發表在滾石雜志上，是一篇長達25,000字的封面文章。篇幅所限，編譯、刊發時略有删減，并分為上下兩期釋出。
一、中情局與美國媒體被掩蓋的親密關系
1953年，美國當時最重要的專欄作家，《紐約時報》的約瑟夫·艾爾索普遠赴菲律賓去報道當地的選舉。他此次赴菲不是受命于辛迪加報刊，也不是受命于印刷他專欄的報紙，而是應中情局的邀請去執行任務的。
約瑟夫·艾爾索普
根據中央情報局總部的檔案記錄，包括艾爾索普在内有超過400名美國記者在過去25年來曾經秘密地執行中情局的任務。這些記者們向中情局秘密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從簡單的情報搜集到充當與共産主義國家間諜聯系的中間人。中情局和傳媒機構共享資料、共享雇員。其中有些還是獲普利策獎的著名記者，他們自诩為國家的無任所大使(亦稱巡回大使)。
大多數人并沒有那麼崇高：外國記者發現與中情局扯上關系有利于他們開展工作;特約記者和自由記者對寫文章和冒險聯系間諜一樣感興趣;還有為數不多的中情局雇員在國外冒充記者。中情局檔案顯示，多數情況下，記者在執行中情局任務時，是得到美國主要新聞機構的管理層同意的。
中情局打入美國媒體界的曆史因為模糊的和具有欺騙性的官方政策得以繼續被掩蓋，主要有以下幾個主要原因：
1. 雇傭記者一直是中情局采用的收集情報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盡管自1973年以來，中情局已大幅度削減雇傭記者的數量(主要因為來自媒體的壓力)，仍有一些記者特工被派往國外。
2. 據中情局官員透露，如對此事展開進一步調查，就必然會揭露中情局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與美國最著名的新聞機構和從業人員一系列的令人尴尬的關系。在那些與情報機構合作的管理人員中，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威廉·佩利;時代公司的亨利·盧斯;紐約時報的亞瑟·海斯·蘇茲伯格;路易斯維爾信使報的巴裡·賓厄姆;科普利新聞社的詹姆斯·科普利。
其他與中央情報局合作的組織包括美國廣播公司、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美聯社、合衆國際社、路透社、赫斯特報團、斯克利普斯·霍華德報團、新聞周刊雜志、共同廣播系統、邁阿密先驅報、原星期六晚郵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中情局官員透露，到目前為止，最具價值的是與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及時代公司建立的合作關系。
中情局利用美國新聞媒體的範圍比中情局官員公開承認或在與國會議員的閉門會議上所宣稱的要廣泛得多。他們的通行做法并沒有什麼争議，但具體的操作卻越來越難以獲知。不論是中情局還是媒體機構，對于具體合作的細節要麼諱莫如深。一名有着驚人記憶的中情局高官說紐約時報曾在1950年到1966年間為中情局的十名特工提供了庇護，但他不知道具體名單，也不知道是報業的哪些管理層做出的精心安排。
中情局與所謂的出版和廣播行業的“專業人士”的特殊關系使得中情局能夠把其最有價值的特工派駐海外，而在二十多年裡不被發現。據中情局資料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中情局最進階别的官員(通常為局長或副局長)親自與合作新聞機構中指定的高層管理人員聯系。(新聞媒體向中情局)提供援助的方式通常有兩種：一是為即将派駐外國首都的中情局特工提供工作機會和證書(按中情局的說法是“記者證”);二是給中情局“借用”在職記者的秘密服務，包括一些熟知業務的最知名的記者。
中情局用了“報道”這麼一個合适的詞來描述合作記者們為中情局做的大部分工作。中情局一名進階官員說“我們會問他們‘可以幫我們一個忙嗎?’”“我們知道你要去南斯拉夫。他們的街道都鋪好了嗎?你在哪兒見過飛機?有軍事存在的迹象嗎?你見過多少蘇聯人?如果見到蘇聯人，要知道他的名字并能正确拼寫……能否安排會面或傳達資訊?”許多中情局官員把這些有用的新聞記者視為特工;記者們也傾向于把自己看作中情局可信任的朋友，他們偶爾為了國家的利益提供幫助，通常是沒有報酬的。
“我很榮幸他們邀請我做，并且我順利完成了”，約瑟夫·艾爾索普說道。他曾為中情局執行過秘密任務，“新聞記者不需要對國家負責的觀念是完全錯誤的。”
從中情局的角度來講，與記者的這種關系并沒有任何的不妥，出現的任何倫理上的問題由新聞記者這個行業本身來解決，而不關情報機構什麼事。
二、肇始于冷戰的秘密交易
中情局與新聞媒體的“交易”在冷戰的最初階段就開始了。艾倫·杜勒斯1953年成為中情局局長後，就尋求在美國最負盛名的新聞機構内部建立招募報道人員的能力。杜勒斯認為，中情局在海外的特工将享有一定程度的通路和活動自由，這是任何其他掩護工作所不能享受的。
艾倫·杜勒斯
在冷戰的環境下，當時美國的出版商都十分願意将他們公司的資源運用到反對“全球共産主義”的鬥争中來。是以，美國記者和政府之間的傳統界限消失了：為中情局特工在國外提供掩護的新聞機構往往是在其老闆、出版商、進階編輯的知情同意下進行的。
換言之，與中情局蓄意打入新聞媒體界的觀點相反，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美國的主要出版商和新聞主管主動要求做中情局的幫手。此外，杜勒斯還開創了任務報告這個程式，所有從國外回來的美國記者都要按程式清空他們的筆記本電腦并把他們的所見所感向中情局人員彙報。這個做法被杜勒斯的接班人所繼承并一直持續到今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記者在回國的穿上見到中情局官員是非常普遍的是。“會有這些人出現，他們拿着亮閃閃的證明身份的證件，看起來像是耶魯俱樂部的”，前星期六晚郵報記者休·莫羅說，他現在是前納爾遜·洛克菲勒副總統的新聞秘書，“因為已成例行公事了，如果你不被(中情局人員)提問還會有一點惱火呢。”
中情局官員幾乎從來都拒絕透露與他們合作過的記者的名字。一位毫不掩飾自己痛苦的中情局官員說到“曾經有一段時間，為政府服務不被視為是犯罪的。”“這一切都得放在時代道德這個大背景下去考慮，而不是有悖于它或是虛僞的評判标準。”許多報道過二戰的記者都與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的從業人員有過親密接觸。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立場一緻。戰争結束後，許多原戰略情報局的官員到了中情局工作，很自然他們會繼續發展這種關系。
由于利用記者是中情局最敏感的任務之一，是以有着高度保密性，隻有局長和他親手挑選的副手熟知情況。由于擔心記者的特工身份被暴露，或者中情局與新聞媒體的交易被公之于世，與新聞機構的負責人聯系的工作通常就由杜勒斯和他的繼任者們親自來做;或由副局長和秘密行動處的處長，或者偶爾由媒體界的高管擔任。
詹姆斯·安格爾頓曾負責營運中情局一個完全獨立的記者特工組織，專門執行敏感和常伴有危險的任務;這個組織鮮為人知，原因很簡單，安格爾頓故意隻儲存了最模糊的檔案。
中情局甚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展了正式的教育訓練計劃，把他們所選的特工教育訓練成為新聞記者。中情局一位高官解釋說，“情報官員們被‘調教’成能像記者一樣發聲的人，然後在主要的新聞機構的管理層的幫助下被安排在他們那裡工作。”不過在中情局記錄在案的400左右有這種經曆的人中隻有非常少數，大多數人在他們開始為中情局執行任務時其實就已經是真正的記者了。
三、中情局與記者的合作類别
據中情局相關檔案顯示，中情局與記者的合作關系中包括以下幾大類：
1. 新聞機構合法、合格的從業人員——通常為記者。這些工作有的是有償的有的是純粹自願的，其中不乏知名記者。有檔案顯示新聞或廣播機構有時候會以中情局的名義為記者發放部分薪酬，義支出的方式來補充，或者預付費用，或者報帳差旅。薪酬發放均是以現金形式，發放對象還包括攝影師、國外新聞機構的管理人員和廣播技術組的成員。
據中情局官員稱，情報局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與個人最有價值的關系是與報道拉丁美洲的華盛頓星報記者傑瑞·歐萊瑞和普利策獎獲得者邁阿密新聞記者哈爾·亨德裡克斯。前者被視為在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國非常有價值的人，後者提供的在邁阿密古巴流放地區内生活的人們的資訊對中情局是極其有幫助的。中情局檔案大篇幅記錄了兩個人代表中情局所從事的工作。
歐萊瑞堅稱他的業務僅限于正常的外派記者和機關間正常的互惠互利關系。但中情局的一位官員說“毫無疑問傑瑞是為我們服務的”，“他作為為我們服務的記者幹得更加出色。”在回應歐萊瑞的否認時，這位官員補充說“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好擔心的，除非他非得頑固不化地遵守參議院對記者的正直要求。”然而據中情局部分官員稱，亨德裡克斯和歐萊瑞都沒有接受中情局的資助。
2. 特約記者和自由記者。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由中情局根據标準的合同條款來發放工資的。他們的記者資質通常由合作的新聞機構提供。在有些情況下，新聞機構不知道他們的特約記者在為他們工作的同時，還為中情局工作。
3. 所謂中情局多功能商業公司(中情局開辦的兼有情報工作的公司)的雇員。過去二十五年來，中情局秘密資助過大量的、涵蓋多個語種的外國新聞服務、期刊和報紙，以便為自己的情報工作打掩護。例如羅馬美國人日報的創辦，中情局一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都擁有該報的40%股份。
4. 編輯、出版商和廣播系統的高管。中情局和大多數新聞高管的關系跟與新聞記者和特約記者的關系有着根本的不同：後者更易接受中情局的指導。少數新聞高管會簽訂秘密協定，如《紐約時報》的亞瑟·海斯·蘇茲伯格。但是這種正式簽協定的非常少，中情局官員與媒體高管的關系通常是社交性的。
5. 專欄作家和評論員。許多專欄作家和廣播評論員與中情局的關系遠遠超過了中情局與新聞機構正常保持的關系。他們在中情局内部被稱為“已知資産”，可以指望執行各種秘密任務;他們被認為能夠接受中情局在各種議題上的觀點。
三個最受關注的與中情局保持這樣關系的專欄作家分别是紐約時報的C·L·蘇茲伯格，約瑟夫·艾爾索普和已故的斯圖爾特·艾爾索普，他們的專欄刊登在紐約先驅論壇報、星期六晚郵報和新聞周刊上。據中情局一位高官透露，年輕的C·L蘇茲伯格曾簽署了保密協定，因為他曾獲得中情局的一些機密情報。
中情局一名官員稱，這種合作“有分享，給予和收獲”。蘇茲伯格則聲稱他從來沒有正式受中情局的委派執行任務，他也絕對不會因為從事間諜活動被抓獲。“我們的關系完全是非正式的—我有很多的朋友”，他說。
斯圖爾特·艾爾索普與中情局的關系比蘇茲伯格的關系要廣泛的多。一位曾經擔任過中情局最進階别的官員直截了當地說：“艾爾索普是一名中情局特工。”另一位同樣級别的官員拒絕說明艾爾索普與中情局的關系，隻是說關系很正式。其他消息說艾爾索普在與外國政要讨論時會問一些中情局想要得到答案的問題，釋出一些有利于美國政策的錯誤資訊和評估中情局招募合适的外國人的機會時，對中情局的幫助尤其大。
“荒謬透頂，”約瑟夫·艾爾索普聽别人說他兄弟是中情局特工時說。“我與中情局的關系比斯圖爾特要近，盡管他也走得比較近。我敢說他确實執行過一些任務—但他隻是做了作為一名美國人應該做的正确的事情···中情局的創始人們是我們親密的私人朋友。這是交際上的事，我親愛的朋友。我從沒有收過一分錢，也從來沒有簽署過任何保密協定。我不需要···我有時候為他們做事是因為我覺得那是正當的事，我把它稱作盡一個公民應盡的義務。”艾爾索普隻願意談他執行過的記錄在案的兩次任務。
一次是奉中情局之命去探訪寮國;另外一次是1953的菲律賓選舉的探訪行動。在他看來，他的報道不過是如實記錄當時的情景，他堅稱自己沒有受到中情局的控制。“我所寫的都是真的。我的觀點是要獲知真相。如果中情局的人的觀點是錯誤的，我就不會再與他談下去”。他說，“中情局完全不會對他不信任的人開放的。他們信任我和斯圖爾特，對此我感到很自豪。”
四、服務于中情局的美國媒體們
随着1973年中情局有時會雇傭記者的消息首次披露，中情局與記者以及新聞討論區織之間不可告人的秘密開始逐漸進入公衆的視野。那些報道和新的資訊是中情局為了情報工作的目的而用來作為研究如何利用記者的案例。包括：
1. 紐約時報。據中情局官員透露，中情局與紐約時報的關系是目前為止最有價值的。從1950年到1966年間，大約有十位中情局人員得到過紐約時報的掩護，而這是在已故的紐約時報出版商亞瑟·海斯·蘇茲伯格的準許下安排的。掩護工作是由蘇茲伯格設定的紐約時報總政策的一部分，即隻要有可能就向中情局提供幫助。
亞瑟·海斯·蘇茲伯格
蘇茲伯格與艾倫·杜勒斯的關系尤為親密。“他們那個層次的來往可謂是強強對話，”一位曾參與過他們談論的中情局官員如是說。“我們之間原則上有個協定，是的确實有，就是我們會互幫互助。有關掩護的問題在好幾個場合都被提及。雙方同意具體的安排由下屬來處理···高層并不想知道具體的細節，他們要的是一種合理的推诿。”
1977年9月15日，中情局一名資深官員在花了兩個小時時間審查中情局有關記者的文檔後說，他發現有五個記錄在案的例子表明在1954年到1962間紐約時報給中情局的員工提供過掩護。而且他說每一次的安排都是由紐約時報的高層來負責的，檔案都是使用的标準的中情局的官方用語。“表明這些安排都是通過紐約時報高層管理人員的稽核的。”但是檔案并沒有提及蘇茲伯格的名字—而提到了他下屬的名字，但是那位官員拒絕透露都有誰。
獲得紐約時報認可的中情局員工是作為特約記者被報社派往海外并作為文職人員在紐約時報外國辦事處工作。中情局與紐約時報合作的内容通常是傳遞資訊和在外國人中“尋找”潛在的特工。
據中情局官員透露，亞瑟·海斯·蘇茲伯格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與中情局簽訂了一份保密協定，這一消息得到了他侄子C.L.蘇茲伯格的确認。但是他們對于簽訂這一份協定的目的卻沒有明确的說辭。有人試圖找出具體是紐約時報的哪些人在為中情局員工提供證明，但都沒能成功。
據紐約時報前記者韋恩·菲利普斯在紐約時報工作到1961年，後來他根據情報自由法獲得了中情局的相關檔案，檔案表明中情局曾有意把他發展成為能在國外利用的秘密“資源”。根據他的透露，早在1952年，亞瑟·海斯·蘇茲伯格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學習時，中情局就試圖把他招募為卧底特工。
1976年1月31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短文報道了中情局試圖招募菲利普斯的事。文章援引了出版商亞瑟·奧克斯·蘇茲伯格的話說“無論是作為出版商還是作為已故的蘇茲伯格先生的兒子，我都從沒聽說過中情局的人接近過紐約時報。”更為特别的是，已故出版商曾經向艾倫·杜勒斯的兄弟，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做出的一個承諾，就是在沒有征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同意前，紐約時報的從業人員不得接受邀請通路中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版商的侄子收到了這樣的邀請。亞瑟·蘇茲伯格不準他接受邀請。C·L·蘇茲伯格回憶說，“這是時隔十七年另一個紐約時報記者收到這樣的邀請。”
2.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毫無疑問，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是中情局最寶貴的廣播财富。時任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長威廉·佩利和艾倫·杜勒斯的工作和社會關系輕松而愉悅。多年來，廣播公司為中情局員工提供庇護;為中情局提供新聞影片的片段;為華盛頓分社社長和中情局搭建了正式的溝通管道;允許公司記者的報道進入華盛頓和紐約新聞編輯部接受中情局的定期檢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CBS記者每年都會有一次機會與中情局高層共進晚餐并參加說明會。
威廉·佩利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中情局合作的具體事宜由杜勒斯和佩利的下屬共同來安排。“公司老總不想知道具體細節，中情局局長也不會想知道。”一位中情局官員這樣說道。“雙方都會派助手來負責具體工作。這樣他們不會牽扯到具體的事務中去。”根據後續調查資料的披露，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多名雇員在佩利的準許下而成為中情局的卧底。
在紐約CBS新聞部總部，盡管也遭到一些否認，但佩利與中情局的合作對許多新聞高管和記者來說已不是什麼秘密事。76歲的佩利并沒有遭到薩倫特的調查采訪。“這不會有啥好處的，”CBS一位高管說，“他就不記得這件事。”
薩倫特在去年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到了他本人與中情局的關系以及他延續前任做法的事實。他說跟中情局的聯系始于1961年2月，“我當時接到一個中情局的人打來的電話，他說與西格·米克爾森是工作的關系。那個人說，‘你的老闆們知道所有的情況。’”據薩倫特透露，那位中情局的人要求CBS繼續給中情局提供未經編輯過的新聞帶，還要求CBS的記者随時做好向中情局官員彙報的準備。薩倫特說：“在就讓記者彙報一事上我的态度是否定的，我讓他們自己看廣播帶。這種情況持續了很多年，一直到70年代初期。”
1964年到1965年間，薩倫特加入了中情局一個超級隐秘的四人特别工作組，專門研究向中國發送美國宣傳廣播的方法。研究組的其他三個人分别是時任哥倫比亞教授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時任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威廉·格裡菲斯;和時任華盛頓郵報公司無線電TV5的副總裁約翰·哈弗斯。
與這個研究計劃有關的主要政府官員有中情局的科德·邁耶;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别助理麥克喬治·邦迪;時任美國新聞署署長倫納德·馬克斯;和時任總統特别助理現任CBS記者的比爾·莫耶斯。
薩倫特參加這個研究計劃是從接到倫納德·馬克斯的電話那一刻開始的，“他告訴我說白宮欲成立一個四人組的特别委員會，專門研究鐵幕背後的美國海外傳播。”當薩倫特抵達華盛頓參加第一次會議時，他才得知這個計劃是由中情局發起的。“它的目的是研究把無線廣播打入紅色中國的最佳方式。”
委員會的四個成員接下來在中情局的一個叫保羅·海因茲的官員的陪同下，開始到世界各地去考察自由歐洲電台和自由廣播電台(當時中情局都有參與兩家電台的運作)、美國之音和武裝部隊電台的設施。在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後，委員會給莫耶斯送出了一份報告，建議政府建立由美國之音負責運作并向中國發送的廣播服務。薩倫特從1961年到1964年，1966年到現在擔任過兩屆CBS新聞部經理。在中國這個項目進行期間他是擔任CBS公司的管理人員。
3. 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據中情局和參議院的消息，中情局的有關文檔包含了中情局與兩家雜志的前外國記者和特約記者們簽的書面協定。但是消息拒絕透露中情局是否已經切斷了所有與兩家雜志員工的聯系。艾倫·杜勒斯常跟他的好友，已故的《時代周刊》和《生命》雜志創始人亨利·魯斯求情，而亨利·魯斯答應允許他的一部分員工為中情局效命，同時為中情局其他缺乏記者經驗的特工提供工作機會和相關資質。
亨利·魯斯
多年來，魯斯的個人特使C.D.傑克遜負責與中情局聯系。傑克遜是時代公司副總裁，從1960年到他1964年逝世期間擔任生活雜志的發行人。在擔任時代周刊高管時，傑克遜與人合作撰寫了一份由中情局贊助的研究報告，報告建議美國情報機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進行重組。傑克遜在時代和生活雜志的任職因為調任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助理而中斷一年。但他任職期間，準許同意了時代和生活雜志為中情局員工提供掩護的具體安排。
有一些安排是在魯斯的妻子克萊爾·布思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據包括與魯斯打交道的中情局官員透露，其他的安排是在現任時代公司總編輯赫德利·多諾萬知曉的情況下進行的。多諾萬1959年接手時代公司出版的所有編輯業務。他在一次電話采訪中否認了他知曉那些安排一事。“魯斯從沒找過我，而且如果魯斯準許了這樣的業務安排，我也會很驚訝的，”多諾萬說。“魯斯非常注意媒體與政府之間的界限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時代雜志的外國記者們就參加過類似于中情局為CBS舉辦的彙報晚宴。據中情局官員透露，魯斯在多次造訪國外回來後，把向杜勒斯和中情局其他官員彙報的做法确定下來作為例行公事。魯斯和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負責營運他的雜志人員鼓勵他們的外方記者向中情局提供幫助，尤其是提供一些對中情局有用的情報資訊或對招募外國人有幫助的資訊。
中情局消息透露，中情局在新聞周刊進階編輯們準許的情況下雇傭了他們的一些外國記者和特約記者。二十世紀中期，羅馬新聞周刊的特約記者為中情局工作的事已不是什麼秘密。
“我本以為可能有一些特約記者是特工，但是我不知道具體是誰，”從1937年創刊到1961年一直擔任新聞周刊編輯的馬爾科姆·缪爾說。“我認為當時中情局确實和所有負責的記者保持着密切的聯系。隻要是我聽到一些我認為艾倫·杜勒斯可能感興趣的事，我就會打電話給他。我有好多朋友在艾倫·杜勒斯那兒工作。”缪爾說，1945年到1956年擔任新聞周刊外國記者的哈裡·科恩，和同時期擔任該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的歐内斯特 K·林德利定期和不同的人出入中情局。
“據我所知，”科恩說，“新聞周刊沒有人為中情局工作。我們的關系挺好的。為什麼要簽什麼協定之類的?我們把我們知道的告訴中情局和國務院的人。我去華盛頓時，我會向福斯特或艾倫·杜勒斯彙報發生的事情。我覺得那是特别好，我們站在同一邊。”中情局官員稱科恩與中情局的合作很廣泛。1965年，他離開新聞周刊創辦《外國報道》，外國報道是位于華盛頓的提供時事通訊的機構，科恩拒絕透露他的訂戶都有誰。
歐内斯特·林德利留在新聞周刊直到1961年。他在最近的一次采訪中說他在出國前會經常征求杜勒斯和中情局其他高官的意見，回國後也會向他們彙報。“艾倫對我幫助很大，我有機會就會報答他，”他說。“我會跟他講我在國外見過哪些人。有時他要我彙報有關情報人員的一些情況;比如，1955年我參加完亞非會議回來後，他們主要想了解不同的人的情況。”
當新聞周刊被華盛頓郵報收購時，中情局的官員告知新聞周刊發行商菲利普·格雷厄姆中情局偶爾會利用該雜志來打掩護。“衆所周知菲爾·格雷厄姆這個可靠，樂于助人，”中情局一位前副局長說。“弗蘭克·威斯納與他打過交道。”威斯納從1950年起到1965年他自殺前一直擔任中情局的副局長，是“地下/秘密行動”的主要策劃者，包括許多記者參與的一些行動。菲爾·格雷厄姆可能是威斯納最親密的朋友。但是中情局消息稱，很明顯格雷厄姆一直到1963自殺身亡都全然不知新聞周刊為中情局打掩護的具體情況。
據時任中情局香港站的官員羅伯特·T·伍德透露，1965年到1966年，新聞周刊任命的駐遠東特約記者實際上是與中情局簽約的合同雇員。他每月可以領到中情局發的1萬美元的工資。中情局消息稱，有些新聞周刊的記者和特約記者一直保持着和中情局的秘密聯系直到20世紀70年代。有關中情局與華盛頓郵報的合作資訊非常有限。據中情局官員透露，有一些郵報特約記者曾經是中情局雇員，但是他們并不清楚郵報的管理層是否知曉這些情況。
自1950年以來所有的主編和總編都說他們并不知道中情局與郵報的特約記者或是員工有過什麼正式的合作關系。一位員工說，“如果有，那也是菲爾幹的，沒讓我們知道。”同時，中情局官員對郵報員工在郵報工作期間與中情局保持秘密聯系一事不做任何聲明。
4. 路易斯維爾信使報。從1964年12月到次年3月，一位叫羅伯特·H·坎貝爾的中情局的卧底特工在信使報工作。據中情局高層透露，坎貝爾是在中情局與時任信使報的執行編輯諾曼·艾薩克斯的安排下進入到信使報工作的。消息還稱時任信使報發行商的老巴裡·賓厄姆也知道此事。但是艾薩克斯和賓厄姆都否認他們在雇傭坎貝爾時知道他是情報特工。
坎貝爾被雇傭的複雜傳奇故事最初是在參議院委員會調查期間由詹姆斯·R·赫爾佐格發表在信使報上的文章所披露。赫爾佐格開頭是這樣描述的：“1964年12月，28歲的羅伯特·H·坎貝爾受雇到信使報工作時，他都不會打字，對新聞寫作也幾乎是一竅不通。”文章接下來援引信使報前總編的話說艾薩克斯告訴他雇傭坎貝爾是因為有中情局為他求情：“諾曼說，1964年他在華盛頓時，他被叫去和他中情局的朋友吃午餐，他朋友說想要派這位年輕人下去學一些報業知識。”
所有關于坎貝爾的招聘都極不尋常。沒有任何對他資質的審查，而且他的雇傭記錄上包含以下兩點：“艾薩克斯處有與此人相關的通信和調查材料”;“他是臨時工—沒有做背景調查，也不需要做。”坎貝爾的新聞能力在信使報工作期間明顯沒有提高。一位前經濟新聞編輯助理說：“坎貝爾交上來的東西真心沒法看。”坎貝爾其中一個主要的報道任務是有關木刻印第安人像的專題。但這篇報道從來沒有釋出過。他在信使報工作期間，常去辦公室不遠的一間酒吧，有時，他會偷偷告訴他的酒友們他是中情局的雇員。
據中情局消息，坎貝爾在信使報任職是為了給他提供新聞從業經驗，以便為未來的卧底記者身份提供更好的說頭，同時可以教會他一些新聞業務方面的知識。“我們付錢給信使報，他們再給他發工資，”一位參與此事的中情局官員說。
艾薩克斯後來離開路易斯維爾前往特拉華威明頓新聞與日報傳媒集團擔任總裁和發行商，在回應此事的信中說：“所有我能做的就是重複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即我從來，在任何條件下，或任何時候都不知道我雇傭了一個政府特工。我也努力回想，但是雇傭坎貝爾的事對我來說沒任何特别的，是以想不起來什麼。”
巴裡·賓厄姆去年在接受電話采訪時說他對雇傭坎貝爾一事并沒有太清晰的記憶，而且否認了他知曉信使報管理層與中情局的任何安排。但是，中情局官員稱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信使報通過賓厄姆的聯系為中情局提供了其他的未明确的幫助。信使報的頭版詳細報道了聘用坎貝爾一事，也是小巴裡·賓厄姆發起的，他1971年接替他父親成為該報的編輯和發行商。這是該報在這個主題上的唯一主要的自我調查文章。
5. 美國廣播公司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據中情局官員透露，ABC持續為一些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中一位是山姆·賈菲，他為中情局執行過秘密任務。而賈菲隻承認他給中情局提供過資訊。在參議院聽證會上，中情局最進階别的官員拒絕透露中情局是否還與ABC的員工保持着密切聯系。消息稱所有的秘密安排都是在ABC管理層知曉的情況下進行的。
“這是那時的人們幹的事，”理查德·瓦爾德說，他自1973年以來一直擔任ABC的總裁。“如果在座的各位——包括那時的新聞記者——那時與中情局有關聯，我一點都不會感到意外。”
6. 科普利報系與其子公司科普利新聞社。該報與中情局的關系首先是由記者喬·特倫托和戴夫·羅曼在閣樓雜志上公開披露，中情局官員稱從提供“外援”來看與該報的合作是最有成效的合作之一。特倫托和羅曼的報道是由新聞調查基金資助的。報道稱科普利新聞社至少有23名員工為中情局執行過任務。
另外有中情局官員透露科普利報系的老總詹姆斯·S·科普利(一直幹到1973年去世)親自安排了大部分與中情局的合作事宜。據特倫托和羅曼報道，科普利自願為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提供新聞服務，為中情局充當眼線，以反對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共産主義威脅。詹姆斯·科普利同時也是美洲新聞協會的幕後操縱手，該協會由中情局資助，在拉丁美洲擁有一大批右翼新聞記者會員。
7. 其他主要的新聞機構。據中情局官員透露，中情局的檔案還記錄了中情局與以下新聞采訪機構的秘密合作關系：紐約先驅論壇報、星期六晚郵報、斯克裡普斯-霍華德報、赫斯特報(據中情局消息，現任赫斯特報倫敦分社社長、前論壇先驅報編輯和記者的西摩·K·弗雷丁已被确定為中情局特工)美聯社、國際合衆社、共同廣播系統，路透社和邁阿密先驅報。
“這隻是冰山一角，”曾擔任過中情局高層的官員這麼說道。如其他知情人士一樣，他說要終止外界有關對新聞記者為中情局提供服務的猜疑的唯一辦法就是公布中情局的檔案内容，但是這個方法基本上被所有接受采訪的35位現任和前任官員所反對。
五、中情局力保媒體情報網
1973年，中情局雇傭記者的消息首次披露，中情局與記者以及新聞討論區織之間不可告人的秘密開始逐漸進入公衆的視野。面對這一局面，中情局開始采取一些措施，保障長期以來建立的記者情報網。
威廉·科爾比是中情局曆史上最老練的卧底戰術家之一，他早年加入戰略情報局，曾被空投到納粹德國占領的法國和挪威開展敵後活動。在任中情局局長之前，他曾親自參與利用記者的秘密行動。1973年，有報道公開曝光中情局秘密雇傭美國記者，為應對這些報道，威廉·科爾比開始縮減計劃。在他公開發表的聲明中，他傳達的資訊是中情局隻是最小限度地使用過記者，而且這對中情局來說是無足輕重的。此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意在說服媒體、國會和公衆，中情局已經跟新聞界沒有什麼聯系了。
威廉·科爾比
但據中情局官員透露，科爾比實際上暗中在媒體界撒下了一張保護網，保護他認為有價值的情報。他指令他的屬下保持與最優秀的新聞記者聯系，同時切斷與許多不積極，相對合作成果不好或不那麼重要的記者的正式關系。按照科爾比的要求在審查相關資料時，中情局官員發現許多記者多年來并沒有起到相應的作用。這樣的記者人數可能多達上百個。1973年到1976年間，中情局終止了與他們的合作。
同時，被安排在主要的報紙和廣播網點的重要中情局特工被要求辭職，改為特約記者或者自由職業者，這樣科爾比就可以向有關編輯保證他們的員工當中沒有中情局的雇員。科爾比也擔心如果繼續調查中情局與記者的關系，一些重要的特約記者特工的身份可能會被曝光。
他們中的一部分被重新配置設定從事所謂的專有出版方面的工作—由中情局秘密資助并雇傭中情局員工的外國期刊和廣播站點。其他與中情局簽訂正式合同(使他們成為中情局的員工)的記者與中情局解除合同關系，并被要求繼續按照(比起以前)不那麼正式的安排進行工作。
1973年11月，在經曆多次調整後，科爾比告訴來自紐約時報和華盛頓星報的記者和編輯們，中情局雇傭了30多名美國的記者，包括五位來自一般流通的新聞機構。
然而，據中情局高層透露，在1976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召開聽證會時，中情局繼續與75-90名各類記者保持聯系—其中有新聞管理層、記者、特約記者、攝影師、專欄作家、新聞站職員和廣播技術組的成員。超過一半的人已經解除了與中情局的雇傭關系，但是他們仍然受其他與中情局的秘密協定的限制。根據衆議院情報委員會(奧蒂斯·派克任主席)的一份未公開的報道，截止到1976年至少有15家新聞機構仍然在為中情局提供掩護服務。
“太出色了，”科爾比局長經常提及那是為中情局工作的記者和新聞機構。中情局其他人稱他們最好的新聞資産為“品牌”。“科爾比的擔心是，他可能會完全失去這些資源，除非我們在用誰和如何獲得這些人方面變得更加謹慎，”，一位前局長助了解釋說。科爾比後續行動的重點将是把中情局從所謂的大報的關系中脫離出來，轉而關注較小的報業集團，廣電集團和專門的出版刊物如貿易期刊和新聞通訊。
1976年1月28日，科爾比離開了中情局後——接替他的是喬治·布什，中情局宣布了一個新的政策：“即日起，中情局不會再與美國任何一家新聞社、報紙、期刊、廣播或電視網絡或電視台核準的任何全職或兼職新聞記者發生支付或合同關系。”在宣布新政策時，中情局承認新規會導緻與仍和中情局有關系的近一半的美國記者的合作終止。通知的内容顯示中情局會繼續歡迎記者自願無償與中情局合作。是以，許多關系允許保持不變。
中情局不願終止使用記者以及與新聞高管保持的合作關系主要是由情報工作的兩個基本性質導緻的：利用記者做掩護是非常合适的，因為記者這個工作本身的好問性質;近年來曾經與中情局合作過的其他領域的機構如商務、基金會和教育機構拒絕為中情局打掩護。
“在這個國家運作一個情報機構是很難的，”中情局一位高官解釋說。“我們對情報有一顆好奇的沖突心理。為了更好地服務于海外相關工作，我們需要卧底。但是我們為提供卧底一直在打一場‘後衛戰’。美國和平隊進不去，新聞署也不理我們，自1967年以來，基金會和志願組織也不理我們，富布萊特學者們也自設了一道防線。甚至駐外事務處也不需要我們。如果你讓美國人投票有多少人願意為中情局工作，多少人不願意，相信願意的人非常少。那麼我們何去何從呢?跟商業部門合作固然不錯，但媒體更具有天然的優勢。一個記者頂得過二十個特工。因為記者可以接近目标，可以問很多問題而不會引起懷疑。”
六、丘奇委員會的掩護
1975年，是中情局曆史上最難熬的一年。在巨大的壓力下，美國總統特派委員會、參議院、衆議院先後對中情局進行調查，這一年也被稱為“華盛頓情報年”。其中一個調查機構，就是在參議院弗蘭克·丘奇主持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
在該委員會1976年的調查中，中情局的高層官員，包括前中情局長威廉·科爾比和喬治·布什，都說服調查委員會限制對此事的調查，并在最終的報告中故意歪曲中情局活動的實際範圍。
盡管有證據表明中情局大量使用記者，對與中情局有合作關系并在中情局檔案裡面有詳細記錄的記者、編輯、發行商或廣播高管，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及其成員決定不再予以審問。據參議院和中情局的消息稱，使用記者(中情局大力削減)是兩大調查的内容之一。另一個内容是中情局繼續廣泛利用學界來招募特工和進行資訊收集。
有消息稱，無論是哪種情況，前中情局局長科爾比和布什以及中情局特别顧問米切爾·羅戈溫都可以說服調查委員會的關鍵成員，對他們活動範圍的全面調查或者哪怕是很有限的曝光都會對國家情報機構以及數百人的名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據報道，科爾比尤其能說會道，他争辯說曝光會帶來一場現代政治迫害，受害者将會是記者、出版商和編輯。
沃爾特·埃爾德是前中情局局長麥科恩的助理，也是中情局與丘奇委員會的主要聯系人，他稱該委員會沒有管轄權，因為中情局沒有濫用記者;他們的合作關系是自願的。埃爾德引用路易斯維爾信使報一案說：“丘奇委員會成員對當時信使報不是很了解，”一名中情局官員說，“直到我們說出我們已經就安排卧底一事去找過編輯，編輯說‘好’”。“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們不要挑一些貧窮的記者，”威廉·科爾比一度對丘奇委員會的調查者們說，“我們直接找管理層。他們很清楚情況”。
丘奇委員會和從業人員中的一些人擔心中情局官員已經獲得了調查的控制權，而他們被欺騙了。“中情局可是精明得很，委員會被玩弄于其手掌之中，”一位熟悉調查全過程的國會人士說。“丘奇委員會和其他一些成員對制造頭條新聞更感興趣，而沒興趣做嚴肅的艱難的調查。每當有人問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暗殺、秘密武器或是詹姆斯·邦德，中情局假裝放棄了很多。但當談到他們不願放棄的、對中情局更重要的事情時，科爾比能夠一一說出理由。委員會相信了。”
參議院委員會調查使用記者一事由前中情局官員威廉·B·巴德負責監督。他今年作為局長斯坦菲爾德·特納的助理回到中情局短暫地工作過一段時間，他現在是國防部的進階情報官員。巴德得到過大衛·阿龍的幫助，大衛·阿龍現在是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助理。
據參議院調查組的同僚透露，巴德和阿龍都對中情局有關記者文檔裡面的内容感到困惑;他們敦促常設中情局監督委員會進一步調查。但是那個委員會第一年在起草中情局的新章程，而且委員會成員說他們對繼續調查中情局利用媒體一事沒什麼興趣。
巴德的調查是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他首次要求獲得使用記者的具體資訊被中情局以沒有濫用權力為由拒絕了，而且說目前的情報工作可能也“妥協”了。參議員沃爾特·赫德爾斯頓、霍華德·貝克、加裡·哈特、沃爾特·蒙代爾和查爾斯·馬賽厄斯—他們表示對媒體和中情局的這個議題感興趣—能夠了解巴德在收到中情局回報後的苦惱。
在與中情局局長和其他官員的一系列通話和會議中，參議員們都強調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應該獲得中情局和媒體合作範圍的相關資訊。最終，布什同意下令對相關檔案進行調查，并把與利用記者相關的記錄調出來。但是布什同時強調原始檔案不能提供給巴德或委員會。相反，布什決定讓他的助理們把這些材料壓縮成一段式的摘要，用最籠統的語言描述每位記者參加的相關活動。
更重要的是，布什下令要求把記者的名字以及他們所在新聞機構的名字從摘要中隐去。然而，可能會有一些痕迹表明記者曾服務過的地區，并且從大概的描述中可以知道他所工作過的新聞機構。
但據負責這項工作的中情局官員稱，彙編這些摘要着實不容易。從本質上講是沒有“記者檔案”的，相關資訊必須得從多方管道來收集，這也恰好反映了中情局高度封閉的特征。曾經參與調查過記者的中情局官員提供了一些名字。不同的與卧底行動有關的檔案都被調了出來，從檔案看中情局利用記者一事似乎是合乎邏輯的。值得注意的是，記者為中情局做的全部工作是歸在秘密行動類，而不是外國情報類。舊的情報站的記錄被剔除了。
幾周後，巴德收到這些摘要，到中情局完成時一共有四百多份。
中情局與調查委員會玩了一個有趣的數字遊戲。那些準備材料的人說要收集所有中情局利用記者的資料，從體力來說也是不可能的。“我們隻是給他們提供一些寬泛的、有代表性的資料，”中情局一位官員說。我們絕不會假裝說這是25年來所有活動的材料，或者所有為我們做過事的記者人數。”相對較少的摘要講述了外國記者的相關活動—包括為美國出版機構工作的特約記者。那些最了解這件事的官員說，400這個數字比起實際與中情局保持秘密關系并執行秘密任務的記者來說還是報少了的。
巴德和聽他描述摘要的内容的人迅速得出一些基本結論：與中情局保持秘密關系的記者人數比中情局曾提到的要多得多;另外中情局所雇傭的新聞記者和新聞高管是中情局最重要的情報資産。這些記者們幾乎參與了能想象得到的每一次行動。在所總結的400多名記者中，有200到250名是通常意義上的新聞工作者——記者、編輯、通訊員和攝影師;其他的至少在名義上是受雇于圖書出版，貿易出版和新聞通訊領域。
盡管如此，這些摘要也是壓縮的、模糊的、粗略的、不完整的。對這些摘要，人們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并且摘要中并沒有指出中情局曾濫用過權利，也沒有操縱美國報紙或廣播報道的内容。
巴德對他所發現的内容感到不安，于是他求教于幾位在外交關系和情報領域有經驗的人。他們建議他設法獲得更多的資訊，并給他最信任的委員會成員講一下摘要的主要内容。巴德再次去找了參議員赫德爾斯頓、貝克、哈特、蒙代爾和馬賽厄斯。同時，他告知中情局他想看到更多的資料—所總結的一百名左右新聞記者的行動全文。他的請求被赤裸裸地拒絕了。中情局在這件事上不會提供更多的資訊了。
中情局的不妥協直接導緻了1976年3月底在中情局總部召開的一次意義非凡的晚餐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參議員弗蘭克·丘奇(他現在也被巴德審問)，和委員會副主席約翰·托爾、巴德、委員會主任威廉·米勒、中情局局長布什、中情局顧問羅戈溫、西摩·博爾頓(中情局進階特工，多年來一直任德國站站長)和維利·勃蘭特案件負責人。博爾頓是由布什授權來處理委員會獲得記者和學術界資訊的請求。
在晚宴上，中情局拒絕提供任何完整的檔案，也不給委員會提供400份摘要裡所提到的任何記者以及與記者相關的新聞機構的名字。據參會者透露，讨論後來進入到了白熱化階段。委員會的代表們表示沒有進一步的資訊，他們就不能履行他們的職責——确定中情局是否濫用了權利。
中情局堅稱如果給委員會提供更多的資訊，他們就不能保護好合法的情報工作或者雇員。布什說大多數記者是中情局的合同工，與他們相比，中情局更要感謝其他的特工。
最終，達成了一個極為不尋常的協定：巴德和米勒将被允許審查從摘要中挑選出來的25位記者的“處理過的完整資料”;但是記者的名字和雇傭他們的新聞機構的名字會抹掉，其他在檔案中提到名字的中情局雇員的身份也會被隐去。丘奇和托爾将被允許審查這25位中的5位的未經處理的全部資料——以證明中情局沒有隐瞞任何事情，除了名字之外。這個協定的前提是巴德、邁納、托爾或丘奇不會将檔案的内容透露給委員會成員或從業人員。
巴德開始重新回顧這400多份摘要，他的目标是從這些零碎資訊的基礎上挑出25份做一個截面圖。這其中包含了行動日期、新聞機構的整體概述、記者的類型以及卧底行動。
據參議院和中情局官員透露，從他獲得的25份檔案可以得出一個令人無法回避的結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從來沒有被大範圍地懷疑過，中情局在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将其聯系集中在美國新聞集團最重要部門的記者身上，其中包括國内4、5家最大的報紙、廣播電視網和兩個主要的新聞周刊雜志。盡管這25份詳細檔案中略去了姓名和工作機關等内容，但每份檔案仍然有3到11英寸那麼厚。通常這些資訊足以能夠初步确定記者的姓名、機關或者兩者都能确定，特别是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這個領域十分突出。
“關系網的遍及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巴德在給參議院的報告中說，“比如說，你根本不需要操縱《時代》雜志，因為在管理層就有中情局的人。”
諷刺的是，據中情局官員透露，有一個主要的新聞機構對其與中情局的往來采取了限制措施，但這個機構正是中情局長遠目标和政策：《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的最大的社論支援者。已故的大衛·勞倫斯是《美國新聞》的專欄作家和創始編輯，同時也是艾倫·杜勒斯的密友。有消息人士說，他多次拒絕了中情局局長利用該雜志作為掩護的請求。
據另一位中情局進階官員透露，曾經勞倫斯給他的副編輯們下過指令，他威脅将解雇任何被發現與中情局有正式的關系《美國新聞》雇員。上任雜志的編輯主管證明他确實發過這樣的指令。但是，中情局拒絕透露在1973年勞倫斯去世以後該雜志是否還被禁止與中情局來往，也沒有透露該指令是否被執行。
與此同時，巴德嘗試從中情局獲得更多的消息，特别是目前與記者關系方面的資訊。但他遇到了困境。“布什至今為止沒有做任何事情，”巴德告訴同僚。“沒有一次重要的行動受到過哪怕是很小的影響。”中情局同時也拒絕透露更多利用學者的資訊。布什開始敦促委員會的委員減少在這兩個領域的調查，同時在最終報告中隐藏其調查結果。
據參議院消息，“他一直說：‘别騷擾媒體和校園裡的那些人，’懇求道他們是公共生活領域唯一還有公信力的地方，”。科爾比、埃爾德、羅戈溫也懇請委員會各位委員對從業人員的發現保密。另有消息稱，“有很多迹象表明，如果這些東西拿出來，那麼新聞界的一些大腕會蒙羞”。中情局擔心，與記者和學者關系的曝光将會導緻為數不多的特工招募管道中的兩條關閉。“曝光的危險不在另一方，”一位參與秘密行動的中情局專家解釋道。“這裡沒有對方不知道的東西。中情局關心的是另一個領域的卧底行動将會被拒絕。”
一位曾經是中情局遊說對象的參議員後來說：“從中情局角度來看，這是所有秘密行動中級别最高、最為敏感的。這是我們已知的行動計劃中更大的一塊。”他補充道，“我當時有很強烈的沖動去強調這一點，但為時已晚……如有我們當時提出要求，他們就會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
事實上，對委員會來說時間不多了。很多從業人員認為，已經浪費了很多資源搜尋中情局的暗殺陰謀和匿名信。對記者進行的調查算是後來增加的一項。調查的規模和中情局對提供這方面資訊的敏感性已經使從業人員和委員會感到驚訝。中情局監督委員會将接替丘奇小組，将會耐心地有條不紊地對這件事進行調查。如果(看起來似乎有這個可能)中情局拒絕進一步合作，繼任委員會的任務将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以發動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或者也有可能丘奇和其他一些參議員對巴德的調查結果不甚熟悉，做出決定不再繼續追究此事。
沒有記者将會因為他們與中情局的來往接受調查——無論是通過從業人員還是通過參議員，秘密地或者公開地。由中情局官員首先提出的新聞集團内部政治迫害的幽靈困擾着一些從業人員和調查委員會成員。一位參議員說，“我們不是要把那些人帶到調查委員會讓每個人來數落他們對職業理想的背叛。”
據巴德的同僚說，巴德對做出的決定很滿意，同時他也相信繼任委員會将繼續完成對剩餘部分的調查。他反對将這些記者的名字公開。一直以來他都在擔心他可能進入到了沒有道德限制的“灰色地帶”。從傳統意義上講，中情局到底有沒有“操縱”新聞界?他總結說可能沒有。主要的新聞機構和主管們心甘情願地将他們的資源借予中情局。
外國記者把為中情局工作視為為國家服務，也是他們擷取更好的新聞素材和攀登職業巅峰的一種方式。中情局是否有濫用權力?它與媒體打交道的方式與其他機構打交道的方式幾乎一模一樣，中情局從這些機構——外交服務、學術研究、企業—尋求掩護幫助。在中情局的章程裡，沒有任何一條表明中情局不能接觸這些機構。就新聞界來說，中情局在處理過程中比與其他機構要謹慎得多，中情局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把媒體的角色限制在資訊收集和卧底服務上。
據稱，巴德也擔憂因為他的資訊基本上都靠中情局提供，而并沒有從與中情局來往的那些記者處獲得不同的資訊。他告訴同僚說他能見到的隻是一些“花燈秀”。盡管如此，巴德有理由相信他已見過檔案中幾乎全部的内容。他推斷，如果中情局想欺騙他，那就不會洩露那麼多。據委員會觀察，“中情局願意配合，并向巴德展示一些資料，從這點看，中情局是很厲害的。”“這樣一來，如果有一天檔案内容浮出水面，中情局就會推卸責任。他們可以說他們已經通知國會了。”
對中情局檔案的依賴帶來了另一個問題。中情局對與記者關系的了解可能與記者的了解完全不同。中情局官員可能會認為他對記者進行了控制。記者則會認為他隻是和一位密探喝了幾杯而已。有可能中情局的官員在與記者打交道時撰寫了備忘錄，也有可能和任何其他的政府機構一樣，中情局也要為保護自己而撰寫一些常見的官僚檔案。
一位中情局官員試圖說服參議院委員會，中情局利用記者這事無關痛癢，他堅稱那些檔案裡充斥着中情局官員的吹噓之詞。他說，很多記者“被招募來執行确切的(具體的)任務，卻驚訝地發現他們在中情局檔案中被列為中情局特工。”他說：“檔案顯示，中情局常常進入新聞界，新聞界也常常去中情局。”“很多情況下，雙方都已形成了默契，知道他們之間會有一些交換條件”——即，記者會從中情局獲得好的新聞素材，中情局也會從記者那裡擷取有價值的服務。
不管如何解釋，參議院委員會對中情局利用記者情況的調查結果被故意隐瞞——隐瞞委員會所有委員、參議院和公衆。有人解釋說：“對如何處理這件事，人們有不同的意見。”“一些(參議員)認為這些都是濫用權力，應該予以制止。也有些人說，‘我們并不知道這是好還是壞。’”
巴德的關于這個問題的調查結果從未在全體委員會上讨論過，甚至在行政會議上也沒有。這或許會導緻秘密的洩露——尤其是考慮到事實本身的爆發性。自從丘奇委員會調查開始，走漏消息一直是整個小組最大的擔心，同樣也是整個任務真正的威脅。一旦出現任何消息洩露的征兆，中情局可能會效仿其他領域的幾次做法，切斷所有敏感資訊的流動，并且聲稱不能信任委員會能夠保守秘密。
“就好像我們是在接受審訊——而不是中情局，”委員會中的一員說道。如果在委員會的最終調查報告裡說明中情局利用記者的真實情況将會在媒體界和參議院引起軒然大波。而這會給中情局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并将導緻停止使用所有的記者。“我們隻是還未準備好走到那一步，”一名參議員說。
一個類似的決定是隐瞞中情局利用學界的調查結果。巴德監督了兩個領域的調查，他同意這樣的決定，并且起草了委員會最終報告的這些部分。第191頁至201頁的标題為“與美國媒體的秘密關系。”“這很難反映出我們的調查結果，”參議員加裡·哈特表示。“在關于什麼内容可以公布的問題上，我們(與中情局)進行了一場持久并且複雜的談判。”
掩蓋事實真相相對來說比較簡單。報告裡沒有提400份摘要或他們的發現。相反，報告輕描淡寫地指出委員會成員研究了中情局最近聯系的50位記者——傳達的印象則是中情局隻限于與這些記者交往。報告指出，中情局檔案中沒有證據表明美國新聞報告的編輯内容受到了中情局與記者來往的影響。科爾比關于利用記者的帶有誤導性的公開聲明被反複提到，但并沒有很嚴重的沖突或者需細化的地方。與中情局合作的新聞官員的作用被忽略了。中情局将重點集中在媒體的重要部門的事實并未提及，中情局繼續争奪新聞界的意圖也沒有任何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