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
艾芜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篇散文《新春的歌》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
此后的几十年，诗人兼作家的艾芜，在他一生的创作实践中就像他写的“像河一样，歌着，唱着”一样，深入生活，不畏艰辛，三次南行。在他留下的500多万字的作品中，《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南行记新篇》等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不仅载入中国文学史册，还被翻译成日文、俄文、英文、德文等多种文字。
第一次南行
艾芜，原名汤道耕，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新繁县清流乡（今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中。1921年，考入免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新青年》和创造社一些进步刊物的影响。
为逃避家里的包办婚姻，1925年夏天，艾芜离家南行。这一次南行，决定了这位“流浪文豪”此后的文学生涯。从成都望江楼畔走向云南，到缅甸，这个21岁的热血青年在身无盘缠的困顿中，却充满自信地敢于去流浪、去南行，一路漂泊，艰难谋生。以后的六年时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劳动者朝夕相处。无论环境如何恶劣，一路上艾芜始终带着书、纸和笔，以及一只用细麻绳吊着的墨水瓶，在小客店的油灯下、野外山坡上，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后来，他到缅甸仰光，病倒在街头，一位四川乐至县的和尚万慧法师收留了他。以后，艾芜先后在仰光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
1930年冬，艾芜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途经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的同窗好友杨朝熙，两人爱好相同，遂成莫逆知交，于当年11月29日联名，写信给鲁迅，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回了信。鲁迅的回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1932年底，艾芜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
艾芜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也要爱小我”主张的影响，取了个“爱吾”的笔名，后慢慢演变为“艾芜”两字。
第一次南行回来，这段被称作“墨水瓶挂在脖子上”的写作生涯，成就了艾芜第一部颇具影响的著作《南行记》。
作品完稿后，艾芜开始将书稿交给北平利达书局，结果拖了两年也没能出版，后来艾芜把书稿交给担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这才得以出版，很快引起轰动。
《南行记》是艾芜所写小说的第一本集子，全文共25篇，既是他的处女作，又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书中既有滇缅边地和南亚的风情，也有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以及他本人充满苦难的流浪生涯。可以说，艾芜是最早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
缘于《南行记》的影响力，加之艾芜的流浪生涯和早期带浪漫色彩的小说风格，跟高尔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后来艾芜被称为“中国的高尔基”。
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根据艾芜原著，摄制了同名电影《南行记》。
第二次南行
新中国成立后，艾芜担任重庆市文化局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凉山等地体验生活。他在鞍山钢铁公司体验生活时，写出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这是艾芜反映新时代工人生活的代表作。1957年发表在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上。
1961年，艾芜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南行。这次南行是中国作协为落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精神而安排的。当年9月，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郭小川安排艾芜、刘真、林斤澜三人奔赴四川成都，汇合老作家沙汀访问四川、贵州及云南等地。
9月27日晚，艾芜和青年作家刘真、林斤澜坐火车离开北京，抵达成都后与沙仃汇合，开始了成都、重庆、贵阳之行。
在成都，艾芜第一站是回到自己的故乡，和乡亲们嘘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在重庆，参观了歌乐山渣滓洞和白公馆，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迫害革命志士的监狱；走访了重庆钢铁公司，联想到自己1953年在鞍山钢铁公司体验生活的情景，当得知工人们业余文学创作颇丰，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后，艾芜由衷地给予热情鼓励，并和重庆的文艺工作者座谈，就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做了详细回答。
在贵阳的十余天，艾芜他们去了花溪、黄果树、圣泉、灵山等风景名胜区，体验了布依族民族风情。此后一行人到了云南昆明，并深入到西双版纳采访。这段时间最长，是艾芜最想去的地方，也是艾芜后来着墨最多、用心用情写得最多的地方。
艾芜的第二次南行，从1961年9月27日始，到1962年3月底止，历时6个月。回京后艾芜以第一人称的形式，用饱含悲悯、乐观的情调，完成了《南行记续篇》。《南行记续篇》具有奇异的民族特色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是云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1964年出版。艾芜曾说：“《南行记续篇》是照我所见的社会，我所体验的生活实际来写东西。”但对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来说，总感到还是自己第一次默默无闻的南行，印象最深刻。艾芜曾写道：“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在艾芜的回忆里，南行虽然吃了很多苦，可是每天的生活都很快活。反而是后来年纪大了，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也稳定了，却再没有了那时候的快活。仔细一想，原来是自己已经老了，“那时候虽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有青春啊！”他感叹道。
最后的南行
1981年，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邀请开始他人生的第三次南行。对漂泊的神往、对流浪的眷恋，对行走的渴望，是艾芜终生的情结。
这一年艾芜已是耄耋之年，他壮心不已，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陪同艾芜这次南行的有云南作家高缨。艾芜亲眼看到滇西人民在三中全会之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方面所取得的变化，很有收获。回来后不顾旅途疲劳，笔耕不辍，写成《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发表。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改革开放后中国边疆的新风貌。
艾芜一生中，南行了三次。这对于艾芜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意义重大。南行，是艾芜一生最主要的线索，是艾芜写作的一个原点，他一次次地回到这里。三次南行，在时间的分布上，贯穿了中国20世纪历史的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世纪上半叶的1925-1931年，一个是世纪中叶的1961-1962年，最后一个是世纪末，20世纪最后20年的开始，即1981年。第一次南行后，艾芜通过《南行记》等作品对西南边陲民众的刻画，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艾芜在第二次南行之后不久，尽管有《百炼成钢》等创作，但事实上就已经丧失了写作的权利，不幸的经历使他如惊弓之鸟，稍有风吹草动，他就得赶紧丢下自己的笔杆。第三次南行后写出的不少作品，则描绘出一幅幅边陲人民新的建设和精神风貌。
作为作家的艾芜，一生都在行走中，三次南行使他走到广阔的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可以说，没有行走，就没有他的那些“南行记”系列小说名著。这段话集中地表达了艾芜的文艺观、生活观和价值观。
1992年12月5日，艾芜逝世，享年88岁。一年后故乡新都区饮马河畔新桂湖公园的翠竹丛中，建造了一座艾芜墓园。碑上的“艾芜之墓”为中国文坛泰斗、艾芜的同乡巴金手书。碑座上方矗立着艾芜的青铜半身雕像，那清瘦的脸上，一双深邃的目光遥望南方。他写在著名散文中《新春的歌》的那段话，成了艾芜的墓志铭，下方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一拨一拨的年轻后来者，在墓前默诵着，凝望着青山、松柏、墓志铭、铜像、山茶花，感悟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徐廷华)
来源：封面新闻
声明：本文已注明转载出处，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