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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toutiao-origin="h1">八关山下的八大教授</h1>
——回忆我的大学老师们
文|蒋同
青岛的八关山坐落在鱼山路中国海洋大学校园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里是山东大学的校址。山东大学的历史系当时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与著名的八大历史教授共同执教分不开的。当今历史学家许志杰先生在2014年3月19日《齐鲁晚报》“齐鲁人文”版发表了一篇文章《“八马同槽”共举山东大学史学之辉煌》，详细介绍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八大教授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共同执教的盛况。历史系主任杨向奎，八大教授有童书业、郑鹤声、黄云眉、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吴大琨、陈同燮。
我于1957年9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有幸聆听教导的有童书业、陈同燮、郑鹤声、黄云眉、王仲荦等老师。
<h2 toutiao-origin="h2">童书业</h2>
童书业当年有五十多岁，中等个头，鲁迅式寸头，但很久没有理发，那蓬乱的长发下面就是络腮胡子，一副很不修边幅的样子。他总是穿一身旧的蓝色中山装，站在讲台上操着洪亮的南方普通话，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个方向，脸上没有一丝笑意。他上课从不带教案，也不用粉笔，开讲前点上一支烟，讲着课抽着烟，一堂课结束，一包烟也差不多吸完了。学生课间打扫卫生不用擦黑板，打扫烟蒂和烟灰也要费很多功夫。
童书业教授给我们讲述古代东方史，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利斯河两河流域的文明发展过程开始讲起。童先生把枯燥的历史讲述的引人入胜，学生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童先生对苏联历史学家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的内容很不认同，他旁征博引地说明自己和“阿”先生相悖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在凡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五十年代是很难得的。
由于对童老师的崇拜，我们这些学生对童老师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感觉新奇。童老师生活上不修边幅是出名的，有一次他和夫人去青岛中上路上一个电影院看电影，夫人检票进场了，检票员却拦住了童老师，声称衣冠不整者不准入内。他的夫人发现丈夫不在身边，后面却传来吵架的声音，便返回去和人家好一顿解释，这样夫妇二人才一同看成了电影。从那以后，童老师发誓再也不进电影院了。
童老师没有学历，属于自学成才的人。他成为著名学者顾颉刚的助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当然，童老师这样特殊的经历，也受到有些同行的心怀忮刻，因为文人相轻是一种通病。童老师得到的是学术界更多的认可。
我大学毕业五十年以后，从《作家文摘》看到转载《书城》杂志署名李林的文章，讲述了童书业对顾颉刚的敬重、感恩、报答的深厚师生情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童书业在“强迫观念症”之中抑郁而终，是十年动乱结束了他那可怜、可悲、可叹，而又聪慧的一生。
我现在想到童书业老师总是唏嘘不已，那个年代有多少知识分子的命运都是这样的结局啊！
<h2 toutiao-origin="h2">陈同燮</h2>
我与陈同燮老师直接接触是在1958年春天青岛月子口水库的建设工地上。
1958年3月，我们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位于崂山脚下的月子口水库，参加一个星期的义务劳动。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流攒动，工作热情高涨。经过“反右”和“双反”运动的洗礼，人们以崭新的风貌投入到劳动当中去，谁也不想在政治运动中落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挖土、装车、打夯，女同学和女教师及老弱的男老师和男同学便装土抬筐。陈同燮老师当年已是60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是工地上年龄最大的老人。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人长得又高又瘦，系里政治辅导员便让我和陈老师一起抬筐运土。我们这一老一小师生二人的任务是把每筐土抬到100米外的堤坝上。
负责给框里装土的是一位姓廉的女老师，20多岁，大眼睛，中等个，瘦瘦的，人的模样很是和善。她每次给我们装土尽量少装，有时还替陈老师抬上几趟，让陈老师休息片刻。
我和陈老师抬筐时，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总是把筐绳向我这边拉一拉，减轻陈老师的负担。这时，陈老师总是很客气地说一声“谢谢！”此时此刻，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陈老师比我的父亲还年长几岁，如果他是我的父亲，又会怎样呢？
劳动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是神圣的，而有人却偏偏把劳动当成一种惩罚，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花甲老人，在瑟瑟寒风中承受劳动改造的“涅槃”。
在劳动之余，我们师生也有过交流。他说的少，我问得多。
陈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和周恩来总理是同班同学，后来陈先生到欧洲留学十多年，通晓五国语言，回国后讲授欧洲史。
陈先生讲话轻声细语，京腔京调。他问我家是哪儿，家里有什么人，哪个中学毕业，为什么要学历史专业等等。而我则问他在中学与周恩来关系如何？在欧洲生活如何？欧洲的语言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陈先生的回答言简意赅，有些敏感问题则是委婉回避，我理解他生怕有“崇洋媚外”之嫌。他有些话我至今不忘，他告诉我“伦敦像一个老人，古朴庄重。巴黎像一个年轻的姑娘，美丽浪漫”。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济南和青岛，我把济南比作陈老师的伦敦，我把青岛比作陈老师的巴黎。
短暂的一个星期的劳动过去了，我和陈同燮老师再次相遇的时候是第二年他给我们讲《世界史》。有一次单元考试，5分制我得了3分。陈老师见到我问：“蒋继国，这次考试为什么成绩不好呢？”
我答道：“我在炼铁高炉上装料，一氧化碳中毒，病了三天。”
他应了一声，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就是我和陈老师最后一次对话，至今没有忘记！
<h2 toutiao-origin="h2">黄云眉</h2>
黄云眉先生是我们授课老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后人。他给我们讲的是《古文选编》，操着一口江南哝语，开始十句话有五句听不懂，时间久了就明白了。
黄老师讲课认真仔细，武王伐纣的檄文，几十个字，讲了六十多个小时。课余时间，同学们围着他问这问那，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认真解答。他和同学交流时充满着激情和幸福感。
黄宗羲反对君主专制，反抗清兵入侵，是一位传播民主思想的先驱者。黄云眉先生身上却毫无叛逆痕迹，这可能是同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吧！
<h2 toutiao-origin="h2">郑鹤声</h2>
郑鹤声先生是一位矮个子老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睛，讲授《史料目录学》。他原是民国时期社会学院的院士，是中国史料学的权威。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郑老师谨言慎行，讲课仅就史料内容说起，从不展开发挥。
郑老师也是南方人，他的普通话说的还算标准，回答学生的问题也是慢条斯理，清清楚楚，脸上还总是带着笑容。郑先生的讲义是他亲自刻的钢板印刷的，讲义的字迹工整漂亮。
<h2 toutiao-origin="h2">王仲荦</h2>
王仲荦先生当时五十多岁，是浙江宁波人，讲课时声音洪亮，吐字也很清晰，给我们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这段历史从公元220年开始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为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繁复杂的一段过程，包括汉末三国之争、西晋八王之乱、五胡乱中华、南北朝十六国、民族大融合等，王仲荦先生讲的是条理清晰，明明白白，所有历史大事交代的都清清楚楚。北国文人雅士逃避战乱逃到江南以后，经常在长江边聚会，饮酒赋诗，抒发去国怀乡之愁。王先生经常即兴发挥，大段吟咏当时的诗篇，让我们这些听课的学生仿佛身临其境。
十年动乱结束以后，王先生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86年由教育部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但不幸的是他同年与世长辞！
1958年10月，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入济南，我于1961年7月毕业参加工作。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先后经历了“反右运动”、“双反运动”、“大炼钢铁”、“三年灾害”等，在这动荡的年代，我的这些老师依然坚守治学向上，诲人不倦，使我有幸在他们的熏陶下学业有成。
近六十年过去了，我也快成了耄耋老人，这些老先生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眼前。他给我们讲述历史，他们自身也造就历史，愿我的这些老师在天堂走好！
注：作者蒋同，曾用名，蒋继国，82岁，退休前系山东某政法高校教授。1957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58年10月，山东大学由青岛迁入济南，作者于1961年7月毕业后参加工作。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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