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火旺
于2017年成立、隶属于台湾“行政院”的二级独立机关“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在9月8日对外公布“中正纪念堂园区转型方案”，未来中正纪念堂将转型为反省威权的历史公园，建议移除蒋中正铜像。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政治立场鲜明，所以这个单位在一些敏感议题上几乎都是依据民进党的意识型态行事。蒋中正统治时期，两岸情势紧张，统治者“宁可错杀一百、不肯放过一个”的心态可以理解，因此造成的冤假判决，对无辜受害者及其后代应该补偿，这在台湾社会完全没有争议。可是对于“蒋中正”的个人评价，并不是台湾社会的共识，所以促转会这次的举动，立刻激起支持和反对的情绪，平添社会的不安。
令人怀疑的是，促转会在新冠疫情尚未解除的当口，这样做是否为了转移焦点：一方面让人民不要全心关注民进党政府防疫的杂乱无章；二方面把这个议题延烧到明年的地方县市长选举，用意识型态压过执政的失能。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碰触台湾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之一，似乎不太正义。
台湾地区的新冠疫情尚未解除。
众所周知，台湾社会对于老蒋功过的历史解读各异。有人认为老蒋从大陆带来黄金、故宫文物，更重要的是人才，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孙运、赵耀东，这些人让台湾从农业社会成功转型为工业社会，奠定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创造了所谓台湾的“经济奇迹”；即使到现在仍然在全球产业链举足轻重的“台积电”，也是当年李国鼎的信息产业政策扶植的对象。有些人则认为，老蒋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凶、“白色恐怖”的始作俑者，是刽子手、威权的象征，所以是自由、民主的敌人。
促转会显然支持“政治”面的历史解读，完全无视老蒋对台湾社会的经济贡献。但是一个以“自由”“民主”自诩的社会，从“经济”面论断老蒋功过的人，难道不应该被考虑、尊重？如果因为民进党现在一党独大，所以可以为所欲为，这不变成劣质“民主”的“多数独裁”(the tyranny of majority)？促转会的委员难道认为自己的观点就是惟一真理、所以不必顾及反对者的情感？如果这样，本身不就是一种“威权”心态？
有人可能认为，促转会委员也是公民，可以有自己的主张，反对者也应该尊重他们的观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促转会的委员如果以一个个别“公民”的身份，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历史解读，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公职身份”的人，就不应该以“个人”的意识型态进行决策，而是应该站在“全民”的角度。因为他们拥有“公权力”，可以执行政策，所以如果从个人角度思考问题、制订政策就是“公器私用”。
促转会委员以为“更新建筑”就可以“反省权威”，充分显示他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错误。
事实上，真正的“威权”是内在，而不是外在。即使在君主专制时代，也可能出现开明的君主，创造物阜民殷的太平盛世；而在一个已经自由民主化的台湾，动不动就把政治立场不同的人说成“不爱台湾”“卖台集团”“中共同路人”，不允许别人以不同的方式“爱台湾”，这不只对“自由”是一大讽刺，而且也是“威权”的实质。制度民主化，不等于心态民主。
西方社会的自由化，始于十六、十七世纪，民主化的时间更晚。所以严格地讲，十六世纪以前的西方文明都是威权时代的产物，但是只有把威权时代的文明全部铲除，才能反省威权吗？
台湾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制度，而是适合于自由、民主的心灵。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先生宣布解除“解严令”，所以台湾社会早就解严了，在政经的“制度”上已经没有“威权”，但是台湾人民在对待政治立场不同的人，仍然充斥着排他、羞辱、仇恨、敌对的态度，滥用“自由”、误解“民主”，所以台湾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心灵解严”：容忍歧见才是自由的心灵。
“从威权走向民主”是一件艰巨的心灵工程，它是改变生活方式、改变价值观、也就是改变文化的工作，不是一蹴可就；促转会委员以为“更新建筑”就可以“反省权威”，充分显示他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只停留在错误的普通常识。“移除蒋中正铜像”绝对不是去除“威权”的最佳解方，反而是制造社会对立的催化剂；更何况我不相信中正纪念堂的存在，就阻碍了台湾社会自由化、民主化的脚步。
因此，促转会如果要“反省威权”，最重要的绝对不是改造中正纪念堂、移除蒋公铜像，因为这样最多只是“外在”、表面上去除他们认为的“威权”，对人民内心普遍残存的威权毫无帮助；而且如果他们的建议付诸实现，除非目的真的是为了转移民进党执政失能的焦点，否则只会制造社会更大的对立、增加同胞之间的敌意和仇恨，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就像周处除三害，促转会委员最应该做的是：先铲除自己心中的威权！
（作者系台湾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