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1月，积劳成疾的刘少奇在妻子的陪伴下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养病，为了防止敌人的迫害，经过商量，两人暂时借住在了医院附近的长沙文化书社。
这家书社位于潮宗街56号，是1920年的时候，由毛泽东、易礼容等人创办的，主要是为了方便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共产党人也会在此地进行秘密联络。
但这个消息却落到了赵恒惕（tì）的耳朵里。
自1923年国共建立第一次合作，长沙的学生们深受感召，纷纷站了出来举行游行活动，驱逐军阀，宣传革命思想。这让当时的湖南省主席赵恒惕十分不满，他一直借手中的权力，在明里暗里搞破坏，企图扼制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
当刘少奇一到长沙，赵恒惕就开始害怕了。他害怕这位著名的工人领袖来到长沙后会让那些原本就“不服管教”的革命人士变得更加难以控制，所以他派出密探调查刘少奇的住址后，趁着刘少奇的妻子回宁乡炭子冲探望公婆的时候，让自己的属下去书社将其逮捕。
图|赵恒惕
12月16日，书社柜台上招呼客人的小伙计就敏锐地发觉有几个人不对劲，这些人都是生面孔，他们在书店门口徘徊了几圈，接着才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一声不吭，直接往后楼冲。
这架势，不像看书，更像是来闹事的。
小伙计立即意识到这群人很有可能是敌人派来的特务，于是大声呼喊，后楼的刘少奇听见动静，立刻下楼进行转移，但已经摸清店铺内部构造的敌人堵住了刘少奇的退路。他们一拥而上，扑倒了刘少奇，将他捆起来押送至长沙戒严司令部。
赵恒惕一听说手下已经顺利逮捕了刘少奇，就急不可待地想将他处死，以绝后患。为了避免消息泄露引起群众的不满，他命令知情的所有人都必须把嘴巴闭紧，并严禁报纸报道此事。
另一边，书社的经理易礼容在知道刘少奇被捕的消息后就匆匆将这件事告诉了党组织。时任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有关营救行动的事宜。
图|何叔衡
在会议途中，何叔衡思考片刻后，突然看向了一个模样清秀的女人，严肃地说：“这件事还得要你出马！”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何叔衡认为她一介弱质女流可以在营救行动中发挥作用？
我们先说此人的身份，她就是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
图|何宝珍
何宝珍，又名何葆珍、何葆真，是湖南道县人。1902年，她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中，父亲虽然是个秀才，但却沦落潦倒，只能靠做些小买卖勉强混口饭吃，自何宝珍出生后，家里常常饥一餐、饱一餐。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位于社会底层的家庭中，却养出了何宝珍不愿向强权低头的倔强性子，在幼年时，她就因为不想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裹脚而与父母发生争执，甚至闹起了绝食。在她的不懈努力下，最后竟然替自己争取到了脚的“自由”。这在当时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1918年，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何宝珍考上了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5月，五四运动席卷全国，衡阳的学生们也站了出来，响应这场空前盛大的爱国运动。但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为了阻止学生们参与游行，直接下令将大门落锁，以“保护”的名义禁止学生与外界接触。
但高墙铁壁不能阻挡革命的浪潮，墙外的其他爱国学生们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等宣传资料一叠又一叠地抛给女三师的同学们。
蓝天白云下，一张张纸片腾空、翻飞，就像自由的白鸽。
图|五四运动油画
阅读了这些传单后，何宝珍深受感动，她率先站了出来，聚集校内的进步学生，号召大家不要放弃与学校的恶势力作斗争、积极参加校外的爱国运动。作为三女师中爱国进步学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不久后，受到全校学生爱戴的何宝珍就被推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五四运动结束后，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没有熄灭。邓中夏、毛泽东等人多次来到三女师进行社会调查，他们面对学校的师生举行演讲，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指导校内学生的爱国运动，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何宝珍也有机会与他们频繁接触。
1922年，何宝珍在衡阳地下党负责人张秋人的介绍下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三女师团组织负责人。
图|张秋人
为了让进步思想在青年学生中更好地传播，何宝珍等人在党组织的指示下，邀请毛泽东到校演讲，这件事却激怒了当时女三师的校长欧阳俊。
此人是官宦家庭里的小姐，虽然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思想却极其古板守旧。欧阳俊虽然名义上是校长，但背靠反动政府，几乎是将三女师当成自己的私人领地。她不允许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命令所有人必须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只要有人不服从管教，她就会滥用私刑。
但倔强的何宝珍怎么可能轻易低头，她要扳倒欧阳俊这个反动政府的喉舌。
何宝珍和其他进步同学商量之后，公开揭露欧阳俊克扣学生伙食费、处罚学生等恶行，带领女三师的学生们集体罢课、上街游行，要求罢免欧阳俊校长一职。
恼羞成怒的欧阳俊勾结了反动当局，一面要他们帮助自己镇压那些进步学生，一面派人将何宝珍关了起来，不许她和任何人见面说话。但没过多久，何宝珍就凭借自己的机敏逃了出来，在校外继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报纸《大公报》也多次揭露欧阳俊迫害学生的事情，引起衡阳各阶级民众群情激奋，要求严惩女三师校长欧阳俊。
民意滔天，欧阳俊只能辞职，但她深恨带头与自己作对的何宝珍，所以在离职前动用校长的权力开除了何宝珍。
图|《大公报》
离开校园的何宝珍虽然遗憾，却不后悔，1922年10月，她在张秋人的建议下乘船去往长沙，以亲戚的身份暂时住在了毛泽东的家中。在这里，何宝珍常常聆听毛泽东、杨开慧等人的教诲，她的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没过多长时间，中共湘区党委考虑到安源的工运工作需要加强，于是派何宝珍前往，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担任教员和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
在安源工作的这段时间，何宝珍与刘少奇在工作时常常接触，两人之间互有好感，1923年4月，两人正式结为一对革命伴侣，决心从此以后在革命的道路上相扶相持、并肩同行。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何宝珍就跟随刘少奇前往上海工作。
就在这个月，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缘无故开除工人，上海纱厂的工人再次团结起来，展开罢工运动。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政府，决定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逼迫工人阶级放弃自己本来应得的权利。他们枪杀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顾正红，射伤了在场的十多名工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sà）惨案。
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刘、何夫妻二人一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这场罢工运动足足持续了四个月的时间，9月30日，英日厂商逼不得已答应上海总工会提出的条件，在条款上签字画押，这也代表着工人们在这场罢工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图|五卅运动
但就在五卅运动结束后，为工人利益日夜奔走的刘少奇却病倒了，组织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让他暂时离开工作，在何宝珍的陪同下回到湖南养病。
就是在这段养病的时间里，刘少奇被心里有鬼的赵恒惕逮捕了。那么在商讨营救行动的会议上，何叔衡为什么认为何宝珍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呢？
何宝珍也很纳闷，她问：“我能够做些什么？”何叔衡提到了一个人名，说：“你应该熟悉欧鸣高先生吧？他现在就在教育厅做事，在长沙拥有极大的影响力，你找他出面，他的作用是很大的。”
何宝珍怎么会不认识欧鸣高呢？她在1919年考入湖南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欧鸣高则在第二年进入女三师，做了何宝珍的国文老师。
那时候，聪明勤奋的何宝珍就很得欧鸣高的喜欢，他常常选择何宝珍的文章作为范文在课堂上宣读，更别提当时资助何宝珍念书的湖南道县女子学校的校长蒋炳勋就是欧鸣高的故交好友。
后来何宝珍领导学生与欧阳俊作斗争时，欧鸣高就公开对她的行动表示支持。
图|何宝珍的雕塑
知道此事的欧阳俊从此盯上了欧鸣高，她不仅暗地里给欧鸣高穿小鞋，更曾在训斥以何宝珍为首的学生代表时阴阳怪气：“你犯下过错，必须要在全校大会上检讨自己的错误，你得当着全体同学的面给我赔礼道歉，对了，我听说欧鸣高还挺欣赏你的，不过你的算盘打错了，无论你到哪里告状，我都不会怕。”
等欧阳俊辞去校长之位后，欧鸣高就从女三师的教务主任做到了校长，在他的带领下，女三师的风气由内到外焕然一新。虽然学校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陈腐，但欧鸣高心中还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何宝珍当年没能完成学业就被开除，他后来特地写信给何宝珍，邀请她回到学校继续学习，但那时候何宝珍奋斗在安源工人群体中，实在无法离开。
想到自己这位很久没有见面的老师，何宝珍不由得心潮起伏，她点了点头，坚定地说：“好的，我这就去拜访他。”
第二天，何宝珍、易礼容就前往盐仓街欧家，向欧鸣高说明刘少奇被抓捕这件事。欧鸣高听完这事，当即愤怒地站了起来，他拍了拍桌子，说：“简直岂有此理！”
图|易礼容
欧鸣高喘了几口气，总算压下心中的怒火，对向自己求助的何宝珍说：“我前段时间为了政府逮捕学生这件事公开斥责过赵恒惕，现在我已经不在教育局里工作了，所以赵恒惕很有可能根本不会见我。”
何宝珍心里一急，张嘴就要说些什么，欧鸣高安抚地冲她摆了摆手，继续说：“这样吧，我引你去见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有他出马，赵恒惕决不敢怠慢。”
欧阳振声对欧鸣高向来是非常敬重的，他一口答应了欧鸣高的请求，亲自带着何宝珍找到了赵恒惕，然后以省议会议长的身份对赵恒惕施压，警告赵恒惕不要肆意妄为。而何宝珍则维持了一贯的直爽泼辣，有理有据地一一反驳了赵恒惕所提出的逮捕刘少奇的理由。
赵恒惕被一个小女子驳得说不出话来，想要发怒，又忌惮欧阳振声，只能阴沉着脸一声不吭。欧阳振声看时机成熟，咳嗽了一声，意味深长地说：“既然你是抓错了人，就赶紧把刘少奇放了吧！”
就在何宝珍这边的计划顺利进行的同一时间，其他同志也展开了营救行动。长沙《大公报》在知道这件事情后，顶住反动当局的施压，于12月17日刊登了刘少奇被捕的消息。
消息一经传出，举国上下一片哗然。中华全国总工会12月25日在《工人之路特号》上发表通电，要求赵恒锡尽快释放刘少奇。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也直截了当地指出：
“湖南赵恒惕无故捕去刘少奇君，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有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历史的关系。到了革命高潮，他们势力濒危之时，必来进攻我们。”
图|刘少奇
短短几天时间，全国各地的工会和进步团体纷纷致电赵恒惕，多的时候，一天里他收到的电报甚至高达40份。逮捕刘少奇这件事已经被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赵恒惕不敢惹来众怒，只能暂时延缓了处决刘少奇的计划。
1926年1月26日，由于何宝珍和其他同志的积极营救工作，赵恒惕终于低头，于省公署门口公开释放了刘少奇。
仅仅过了52天，在长沙蒙难的刘少奇就重新获得了自由！
何宝珍与刘少奇在返回宁乡老家前特意去欧鸣高家中致谢，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欧鸣高最后一次见到自己心爱的学生。
1932年冬天，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进行工作，而何宝珍则带着小儿子继续留在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
何宝珍此时化名为王芬芳，表面上是一名教师，实际则是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她凭借自己的机智果敢，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危险艰巨的任务，但随着工作的逐渐深入，反动当局也渐渐地注意到了她。
图|何宝珍素描
1933年3月的一天，何宝珍发觉房子四周徘徊着一些陌生人，那些人逐渐散开，将何家团团围住。她立刻反应过来，自己的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了，但敌人的行动实在太快，自己根本来不及逃跑，万般无奈之下，何宝珍将小儿子刘允若带到了邻居大嫂的面前，希望她能帮自己照看允若一段时间。
那位大嫂打量了一会何宝珍的神情，意识到对方很可能遇到了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为免惹祸上身，她拒绝了何宝珍的请求。但最后，这位大嫂还是架不住何宝珍的苦苦哀求，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帮忙掩护刘允若。
何宝珍听到这话，总算松了口气，好像已经完成了生命中最后一件事，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儿子，对大嫂说：“你放心，过几天就会有人来接他的。”
就在何宝珍安排好儿子的几分钟后，凶恶的敌人冲进了何家，逮捕何宝珍并将她关押在了上海公安局。此时，敌人只是怀疑何宝珍就是共产党员，却没有明确掌握能够证明她身份的证据，于是他们施展了各种手段，逼迫何宝珍交代自己的全部情况。
但何宝珍从头到尾只有“我是教师，叫王芬芳”这一句话，敌人费了半天力气，都没能从她口中挖出半点有用的消息，只好将她送去南京宪司令部，不久后又转押至南京模范监狱。
图|何宝珍（画像）
身陷囹圄（líng yǔ）的何宝珍并没有放弃与敌人的斗争，在狱中，她结识了钱瑛（yīng）、帅孟奇、耿建华等同志，这群忠贞的革命青年聚在一起，相互鼓励，在严密的看管下尽可能组织其他的难友一起与敌人展开斗争。
何宝珍知道要想在监狱里传递消息，就必须要和看守打好关系，她与帅孟奇等人在商量之后，准备借拉家常、帮忙做事的机会，和一些女看守套近乎，等她们放松警惕后，就可以更轻松地联系上其他牢房的同志。
这个做法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于是，就在这所遍布敌人眼目的监狱中，一个小小的组织成立了。
有一回，我党的地下工作者熊天荆奉命来到模范监狱，设法与狱中的革命同志建立联系。她以探监的名义巧妙地进入大牢里，在路过关押女囚的牢房时，熊天荆飞快地瞟了一眼前边的看守，以最快速度丢了一张纸团进去。
但这个小动作还是被看守发现了，幸运的是，看守没有看清熊天荆究竟丢了什么东西进去，他大声对身边的同僚说：“钥匙！快拿钥匙给我！”
图|熊天荆
另一名看守赶紧掏出一串钥匙，找出当中的一枚，把牢门打开了。里面的女囚却半点也不慌张，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情，有的坐在地上梳理自己的头发，有的坐在便桶上，还有个清秀妇人正哼着小曲哄小娃娃。
看守们鱼贯而入，把能翻的地方都翻了一遍，最后却什么也没搜出来。他们面面相觑，显然不肯死心，又去另一间牢房进行搜查。抱娃娃的那个女犯人透过窗口的缝隙往外看了看，确定看守已经离开后，才转回难友身边，轻声说：“可以了。”
她就是被关押在监狱里的何宝珍。
刚才何宝珍已经接到了纸团，但还没来得及打开看，看守就喊了起来，为了防止传递消息的事情暴露，何宝珍果断将纸团丢进了便桶中，然后抱过了难友怀中的娃娃，让她坐在便桶上。
另一位难友走到窗口为何宝珍望风，而何宝珍则借着窗口透进来的光迅速阅读纸条上的内容，趁着晚上吃饭的时候，她按照上面的要求，将一个重要信息传去了男囚犯所在的牢房。
可惜的是，在监狱里把革命斗争做得有声有色的何宝珍却没能等到监狱外同志的营救。
1934年秋天，一个互济会的女同志来到监狱里探监，何宝珍设法与她联系上，拜托她在出去后帮助一个才被释放的同志解决家里的困难。
当时，她满口答应着离开了。
图|漫画作品里的何宝珍
然而何宝珍没想到的是，这个女同志竟然在出去后没多久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被敌人逮捕。更不妙的是，她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不仅说出了自己知道的党组织的情报，还供出了被关押在狱中的“王芬芳”就是互济会负责人何宝珍这件事。
敌人们欣喜若狂，立即提审了何宝珍。为了逼迫何宝珍交代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信息，敌人动用了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残忍刑罚，但何宝珍始终没有屈服。
敌人眼看已经无计可施，只能用性命威胁，企图逼迫何宝珍就范：“是死是活，两条路任你选，但你要记住，想要活命就老实说出你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何宝珍却轻蔑地笑了起来：“要口供没有，要命我有一条。”
她睁大双眼，逼视着眼前这些嘴脸丑恶的狱卒，用尽全部力气大声说：“革命者，你们是杀不尽的！”
这名贞烈的共产党人，最后血溅雨花台，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几十年过去了，南京雨花台被雨水反复洗濯，但英烈们鲜红的血液却已经溶进了雨花台的一砖一石中，他们高尚的品格代代相传、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