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李兰颂：《李又然年谱【长编·节选】》 </h1>
<h1>1937年·丁丑（31岁）</h1>
4月，《献给十二月党》整首诗载《上海民众》1937年第4期，署名：[俄罗斯]普式庚（普希金），译者李又燃。其时，艾青向李又然赠诗《煤的对话——A-Y.R.》。
春，艾青作诗《煤的对话——A—Y.R.》，题注下写道：“‘——A—Y.R.’‘给又然’”。这是艾青送给李又然的第二首诗。当年也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逝世100年，李又然译普希金诗《献给十二月党》，经编注者考证：“经比对李又然翻译普希金（普式庚）的诗作《献给十二月党》，同一时间艾青赠送李又然的诗作《煤的对话——A-Y.R.》：前者写人——矿工，诗为四节；后者写煤——拟人，诗有四问。看真版原件，1933年至1937年李又然散文、艾青诗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在于，二人意气相投，写作相互影响。这里，仅以两诗的第一和第四小节为例，便可以发现个中蕴含的“怒火”及其“爆发”所在——两首诗，一首是翻译，一首是创作，主题段落一致，也在同一时间。”
5月26日，李家齐（李又然）致罗曼·罗兰第七封信（挂号信），自：中国上海福州路436号文化生活出版社俞福祚转李家齐，至：（经西伯利亚）瑞士维尔奈夫奥尔迦别墅。信中向罗曼·罗兰汇报近况并有所请求：
㈠在这四年里，我写了数篇散文和评论，并非毫无意义；热心参加世界语和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工作。
㈡几位朋友光荣地被囚禁，我对他们始终忠诚不渝，我担任过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翻译之一。
㈢这里最勇敢的“灵魂工程师”差不多全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去世，广大群众参加了他的葬礼。
㈣谢冰莹通过我把她的《女兵自传》寄赠给您，恳请先生复信给她以鼓励。
㈤望不时给我寄点书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科学”类。我将与所有懂得法文和世界语的朋友分享，一起阅读。
至此，李又然以法语本名LiChiaTsi（李家齐）写给罗曼·罗兰的七封信（二帧明信片，五封挂号信，两封写自回国后的慈溪、上海），这七封信的真迹现存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图书馆黎希留分馆手稿部。
6月10日，艾青于春季所作《煤的对话——A—Y.R.》一诗，载胡风主编的《工作与学习》丛刊（1937年6月10日第4期），初收《旷野<马槽集>》。其中在《煤的对话》题注下写道：“‘——A—Y.R.’‘给又然’”。
7月，李又然由上海将外甥叶琪冠带至苏州参加小升初考试，住苏州草桥初中部教工宿舍。叶琪冠记得：“很快，大舅带我回上海，进复旦实验中学预初班住读。孰料，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该校则在交通大学后面华山路‘中国地界’一边，附近淮海西路两侧已拦上铁丝网、抛上装甲车。无奈，我逃了回来。跟着父亲、二舅暂时避入租界，转天又逃难回到观海卫。不久，大舅到苏州料理工作，借路来到慈溪乡间。日寇正面进攻上海，遭到我军顽强抵抗，即企图在金山卫登陆侧面包抄。炮声隆隆，危在旦夕，大舅坚决要带我离家出走，遭到全家反对，天天大发脾气。我父母决定，匆匆搬离，回河兜居住。很快，大舅也远离慈溪——从而结束我一生中几次与大舅的短暂相处。”
七、八月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全民族抗战开始。李又然和全家人回乡避难至观海卫。至10月，李又然应艾青之约从慈溪观海卫镇赴金华畈田蒋村（艾青留下字条，说已先赴武汉），从此一别再未回过家乡。
11月，艾青与妻子张竹如、妹妹蒋希华等一行六人从金华乘火车经南昌赴武汉。当时抗战中心城市武汉已成了文化中心，许多作家云集在武汉，胡风、田间、绀弩、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后来江丰、李又然也来了。
12月28日，在武汉，艾青作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二天，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艾青对李又然说：“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李又然回答他：“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连天都听你指挥。”
其间，李又然在《大公报》上见到阎宗临的署名和代名的文章，找到阎宗临交流了两个人分别以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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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李又然：《关于名气》 </h1>
我怀念着一位先生，他是教现代艺术思潮的。往往以谈家常的轻快，他给我们先讲一些正在巴黎预演或演过的戏剧、电影或首展，或是正在展览的雕塑、摆设或绘画，做实例，然后应用美学的原理原则到这些实例上，或者从这些实例里阐扬美学的原理原则。我们就常常先听了他的课再去看。至今，每当艺术欣赏上汲取到了一些领悟或喜悦，波澜了的心验的幸福，我总愉悦的思念起这位欧洲先生的。他那丰采、声调、走相和不经意的修饰，都历历如在目前；我像刚听了他的课一般亲切。可是这位欧洲先生的姓名，不像欧洲那样出名，我却忘记了。
遗憾着自己的健忘，对不起先生，我却期盼着艺术工作者们——尤其陷入在习作中的同志们：须注意他目印进人们心里去的印象的深刻，少关切名气的夙凋。没有比苍蝇更有名的；到处有热天，到处有它们的声音和足迹；飞近漂亮女人身边的机会也比你更多，参加盛大宴会的机会也比你更多。你是寂寞的，我知道。——我又怎能知道。既然你没有名气，所以你实在太寂寞了。可是“苍蝇拍”在和尚的手里也不算是杀生的工具：提到的乐施吧。
是的，更有这类人，笑开嘴巴像一只破锣，见谁都说：“三保太监亲口骂我忘八蛋”；是“三保太监”！有名气的人，“亲口”骂的，他恭喜自己；他就是为了要享受这一声最依心的称赞而做人的。而你，不是“三保太监”，一保也不是，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鼓励而给他以诚实的称赞，虽然也是“亲口”的，他倒代替感谢，说你在拍马屁了；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真的无名小卒，并非假的。但你也有权利知道：他是一个真的忘八蛋，并非假的。大家不假，都不吃亏。如果因为他笑，你心中为自己的无名而烦忧，说明黑人与黑人黑夜激战了。
“只觉无颜对俗人”么？是的。所以当名气从埋头苦干中自然的生长起来的时候，你也不必把自己掩抑像井水从井底下涌出，是勤劳动的果实。井里应该有井水。掘井的人也应该喝井水。掘井的人所以骄傲：井水掘出来了。而即使像那为了井水而掘井，为名气而埋头苦干，也很正派。但这“头”究竟“埋”在那算了？真正埋在勤劳的工作里了么？还是只埋在棉被里或浮嚣的虚荣中呢？这是必须弄清楚的。
一个朋友讲——一段笑话。说是有一个记性坏极的解差，他押解一名和尚去到充军的远方，开一片账，每天发脚之前查一查：草帽一顶，枷一具，和尚一个，“我”一个。这和尚知道他是把他自己也像草帽一样记在账上的，怕像草帽一样也会遗失。有一夜，等他一睡熟，就刨光他的头，把枷锁在他的头上，逃走了。第二天起来，他查一查：草帽一顶，枷一具，都在；和尚呢？摸摸头，刨得溜光，和尚也在；“我”呢？找来找去，“我”却不知哪去了。他就到今天还在找寻他的“我”。
而我们在工作中，不要遗失自己；在名气大小这类事情上，则是不必找来找去的，——管它“我哪里去了？”吧。人间并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像书一样的没有声音，也像书一样心里包含着聪明；他们散在远远的角落里，也无声的就近在你的身边；所以，你并不寂寞，当你真正在埋头苦干着，是有人知道的。
有些人跑几千里去采一朵花——求名去。花比他的年龄更先凋。我们走在路上，则另有更大的目的。我们走在路上，天下雪了，就带几朵雪花归家，不拂掉也算了。
罗曼·罗兰先生五十多岁才出名，这不算是早。《论衡》作者汉朝王充一千（？）多年才出名；这也不算迟的⋯⋯。不苦干才是迟啊。
艺术工作者的气质的一面，就在于不关心名气不名气，——这才是洒脱，像我们那位欧洲先生那样的。
我怀念着他。
敬爱着实至名归的先生们——和同时代者们，我却是，愿望着我有更多的——像这位欧洲先生一样的先生。
<h1>托尔斯泰在写作中的场景速写</h1>
<h1>李又然：《伟大的安慰者——纪念罗曼·罗兰先生》 </h1>
一 与托尔斯泰的关系
先生在小小的时候，就把自己像一束花，投给莎士比亚——诗，尤其是音乐。当别的孩子还在作喧嚣的游戏，先生已经领悟到从钢琴的音调，建立起感觉的无限的世界。
晚年的托尔斯泰，说艺术是“广大的败德之门”，莎士比亚是第四流诗人和抄袭家，音乐是叫人忽视义务的享乐，乐圣贝多芬呢？肉欲主义者。
假如平常人发这种议论，听见的又是同样的人，那就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可是这是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里向全世界发的议论，而听见的人之中又有青年罗曼·罗兰，事情就显得深刻而又严重。
“这个人（托翁）的至善、真实和绝对的爽直，在此道德混乱的流行状态中”，先生告诉我们，“是我的正确的指导者。可是我从儿时起就酷爱艺术，尤其是音乐，可说是我的每天的食物⋯⋯”
这样，将有一天被崇拜为“世界良心”的这位在当时还只22岁的青年，痛苦起来。
怎样好呢？这样大的艺术家晚年偏偏攻击艺术，艺术或托尔斯泰，两个里头能有一个不真实？怎样在托尔斯泰与贝多芬之间取得和谐？疏远一个？二人都无上崇高。站在他们的中间么？两边一样近了，一样远了。放弃要以诗——尤其是音乐去安慰人的使命么？音乐又是“比一切智慧和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贝多芬）；“亲爱的音乐”是“时代的歌和历史的花”（罗曼·罗兰）。
这样的内心悲剧唯有最高贵的人才有。和这样的个人痛苦成正比例的乃是万人的幸福。狂热的要向最有利于人类的事业献身去，可是究竟怎样行动起来才最有价值？怎样好呢？彷徨着，困惑着，内心冲突着。献身精神火一样烧，事业前途渺茫。怎样好呢？怎样好呢？
最后，先生写信给托尔斯泰诉说苦恼，托尔斯泰写回信安慰。——这事情发生得那样平静，以致有人会惊奇，以为我们夸张了，当我们说：这事情是耸立在我们人类进化史上的一块壮丽的纪念碑。碑上刻着：
前进的人们，请读了这碑文再走吧。
“亲爱的兄弟，我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了。它打动我的心。我是含泪读它的。”耶司耶那·波丽亚那圣地1887年10月4日有名的回信，这样开始。
“我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了”，这实在是说：“我盼望你再来信，第二封，第三封，第四、五、六⋯⋯封！让我们永远通信吧，亲爱的兄弟啊！”——好像立刻推开工作，奔出来迎接热情而羞涩的年青的生客，猜到他担心自己的拜访会带给主人以烦扰，就喊着说：“欢迎啊！最亲切的款待属于你！”
这个一切都往高处看的青年，意外收到回信已经是太感动，一生都要报谢的了，而这回信，又是长到三十八页之多的很厚很重的一大包，托尔斯泰亲笔写来，那该花他老人多少时间和精力？看呀！世界文豪专为一个无名小卒用全力写一篇完整的论文！
他思索。他起稿。他修改。他做大工作。他用清清秀秀的斜体字亲笔誊清。他亲手封起。他赶紧寄出还怕迟到。他含泪读来信，他写回信的时候还在被打动。他用法文写，文法上有一点错误——从这错误，人应该看见：他比用俄文写更辛苦。全世界这时候没有别的了，在他；他一心只想使他那远方不相识的无助的兄弟不再苦恼。他感到是他自己为要提醒人们不可沉溺于艺术的享乐中，因此而发偏激的议论，迁怒于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才使这个认真的法国青年痛苦起来；他不安，他同情，他对艺术的态度就又温和了吧？——当这封信一结束，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
罗曼·罗兰写信，托尔斯泰读信，托尔斯泰写回信，罗曼·罗兰读回信，以及后来，罗曼·罗兰读无数求助者的来信，并且一定答复、鼓励、帮助、安慰他们，——这一对先生和学生的灵魂深处呀，我们怎么说好呢？人类的语言文字一到这里，怕是唯有让位给沉默的感动了。我们只能有几分智慧就了解几分，就像全世界开遍花，我们只能看见视线所能及的。
啊！海面上的波涛已经如此雄壮，海底下的景象呢？海洋学家也还只有初步知识。我们怎样看得透——那在比海更大的心胸中起伏奔腾的一切大情感、大思想呢？
伟大的俄罗斯老人无比的仁慈、恳切，详细说明他怎样看艺术。他说：“真的科学及真的艺术的产物，是牺牲的产物，而不是物质利益的产物。”他说：“把人们结合起来的才有价值；为信心而牺牲的艺术家才是可贵的艺术家。真理的呼声的先决条件绝不是爱艺术，却是爱人类。只有充满此种爱的人，才能希望他们永远作为艺术家去做一切值得做的事情。”
这种艺术观，我们接受它要像吃葡萄一样：摘掉葡萄叶梗，皮和核都吐出；我们吸收滋养料。人用树造屋，原始人也用石斧斩掉树枝桠。“用什么材料？”是重要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怎样用材料？为谁而用？又谁用它？”小学生比中学生多削坏几枝铅笔；而在熟练工人手里，废料少极，——废料由原料变成，可以再变成原料！
开在悬崖上的花，整个大自然的威力——大雷、大雨、狂风、闪电⋯⋯都袭击它，它却远比插在花瓶中的花更鲜艳，生命更长；因为它的根不是在水里，它的根是深深地扎在泥土里。——我们的泥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让我们先站稳根本立场，而后大胆吸取各种美好思想的精华。强大的探险队，满载珍异的宝物胜利归来，再度出发探险。
真理的“先决条件绝不是爱艺术”，否认艺术至上，是珍贵的指导。“爱人类”么？那却是抽象的人类爱了，早已衰老又危险。——若被有意要模糊阶级意识的人所利用，更是健壮又阴险。
我们“爱人民”。我们的艺术家充满这种爱——爱人民，活跃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光辉中用声音、用色彩⋯⋯去把革命的以及一切可能革命的人们结合起来，第一面向工农兵去做一切值得做的事情。文艺工作同志们：罗曼·罗兰先生要我们伟大，你们就是他所欢喜的，因为你们就是他所希望的那种“做到伟大而不显得伟大”的艺术家，也就是他的先生所赞美的“可贵的艺术家”，顶有价值，顶可爱。
再说，这种艺术观，托尔斯泰在以前也许已经说起过；也许在托尔斯泰以前有人已经大致相仿佛的提起过；写信的青年自己隐约的想到过了也可能。——我是要说:影响先生一生的与其说是托尔斯泰回信中的理论，更应该说是托尔斯泰用全力给一个求助者写回信的精神。
这种精神如同一粒谷种。我们不知这谷种原本生于何处：我们找不到感谢的最初的对象了。我们看见这谷种从写《战争与和平》的手里极为荣幸地落在无边宽广的精神食粮的土地——罗曼·罗兰的心里，于是我们人类的文明进程愈加提高扩展起来，因为：
罗曼·罗兰培养这谷种，收割起来，散播到无数的人的心上，再由这广大的人群散播开去，散播开去，直到无穷、无穷、无穷⋯⋯
二 与受难者的关系
城市要繁荣，必须杜绝火灾的发生；不幸的人亟须强有力的鼓舞。你安慰了一个心受创伤的人，他未必就能解救一座被围的城，更没有法子去压服地震；但是他振作起来了，多少总会做一些有益的事吧。失去心的宁静，感受不到被人爱——（“爱是了解”）你还能有远大的计划吗？要抱起哭啼的孩子，要扶起跌倒在地的人。
怀抱着对托尔斯泰的感谢，伟大的通信者罗曼·罗兰，伸出手来爱抚一切心的受难者。即使忙到了连那“永恒的开花节”——音乐史也不研究了（多少音乐界朋友们惋惜），这一支从嘈杂中整理出音的秩序——音乐来的手，是随时准备给不幸的人们以安慰的。与其说他们去找他，更应该说，是他在寻觅他们。“谁不是不幸的人呢，到底？”他这样的问着，他就像“时间”本身一样没有休息的时间，总在为真正的永久和平工作着，总在竭力安慰着不幸的人们：“灾难有绝对的价值，不幸是力量的源泉。”
我们知道有一个欧洲青年，自杀遇救，痛苦不堪，写信给罗曼·罗兰，先生帮助他、鼓励他，加上他自己的努力，后来成为一个大作家。另一个远东青年，落在穷困里，一如不会游泳的人掉在水里了，先生一知道，立刻寄钱给他，同时托一位在巴黎的朋友随时就近照顾他。——时间匆促，不再举例。
坚持你所认为真实的吧！这是先生对于求助者们普遍的指示。做人不能唯一靠真实，但是第一要真实。真正的真实与纯粹的真理之间虽说不像阳光射入敞开的窗口那样毫无遮拦，可也不是障碍重重互不相通的呀！不知有多少人受先生的感动与影响走上了革命的路来。先生是桥，先生是灯塔。
从现代起直到永远，每一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受着先生的好处；只是有的人自己不觉得，仿佛睡熟的时候不知道在呼吸空气那样。我们每天早晨都醒来，前面有无数的明天，就因为在黑夜和睡眠中我们也在呼吸空气的缘故。
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及其优秀分子，在海洋上，在大陆上，在高山，在森林，在天空飞行中，在地下工作中，在大学讲座上，在私人信札里，在编辑部，在播音台，在音乐中，在静默中，而且在日记里，在心底里，——深深地，追悼先生，纪念先生。母亲在教孩子发音：“罗曼·罗兰”；在让孩子观看画像：“罗曼·罗兰”；在教导孩子长大要做这样的一个人：“罗曼·罗兰”。这个名字的音调无比地悦耳。“罗曼·罗兰”——这是永恒的声音。
再也不能看见先生了——但是先生到处存在着⋯⋯
<h1>丁玲：《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h1>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说在“四人帮”得意的年代，有一位同志也凑上去了，准备歌功颂德，写篇文章以示忠心。可惜遇到一点意外的事，文章还未脱稿，而10月6日那天，“四人帮”陷入汪洋大海，他却脱险了，且还有了摇身一变的机会。真可谓塞翁未失马，免祸又得福。世界上总有许多人是有福气的。看来这种福也要费尽心机，得来不易。但另外有些人，总好像在穷愁中过日子，长年给人以穷愁潦倒的印象。我初见李又然同志时就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仿佛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现在也仍然觉得他挣扎一生，却很少得志，意气洋洋。他总是暗暗地为别人祝福，寂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从没有害人之心的人。是一个弱者，但也是一个强者。
我知道，我这样说，李又然同志是不会同意的。他自己觉得，而且常常觉得他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人，他不是一个受人怜悯的人，而是常常怜悯他人的人；他是一个自豪的人，他会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充实，很大方，很高傲。然而我总还觉得他需要同情，需要温暖。他给过别人爱，给过别人同情，给过别人温暖，然而他得到的却是很少。（他一定又要反对我这样说了。）胡考同志曾经称他为“姑母”，意思是他像狄更斯小说中考柏菲尔的姑母。我以为这是恰当的比喻。可惜的是，这个姑母却生在20世纪的中国，随着革命的进程，经历了多次的运动，和灾难的十年，他现在是瘫了，病了，出不了门。他只能从报纸期刊上关心着跟随着革命和新的、旧的朋友的踪迹，踽踽前进，看着世态的多种变化，更深刻地体会着先圣先贤们给我们留下的许多至理名言。
但这只是一方面。李又然同志确实年青过、忙碌过，生活得很充实。我记得大约是1941年，我们住在延安边区文协的时候，他在女大教世界语，还兼女大业余文学小组的辅导工作。有一天天刚亮，我站在窑洞外面，看见他急匆匆地往山下跑去。我问他：“李又然，这样早你忙着到哪里去？”他回答：“到女大去，昨天我给她们写了一张墙报，半夜想起错了一个字。好容易盼到天亮，这就赶去改正。”我说：“吃了早饭去也不迟啊！看你连脸也还没洗。”他一边继续下山，一边说：“那不行，那不行，那就晚了。她们也许一早就会去看墙报的。”后来他回来了，说墙报上的文章没有错字，只是他以为错了，他也并不后悔冤枉跑了一趟。
抗战胜利后，他到了东北，在吉林大学任教。这个工作对他是非常合适的。听同学们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教员。诗人胡昭同志就曾得到他的教益不少。自然还有许多别的学生；而围绕着李又然同志的，也有不少打心眼里真的对他有深厚感情的人。不过我不十分知道罢了。
我过去，认为他的散文写得很好，这次重读50年代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散文集《伟大的安慰者》，我还是感到很大的安慰。原来李又然同志还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他有健康的饱满的热情，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事业。他不只具有菩萨心肠，不只是一个“姑母”，而且是一个壮士，一个战士。他的感情是一个战士的感情。可惜后来他没有得到继续发挥的机运，他的身体也确实不很好了。他最近写的回忆录就未免有点显得苍老了。有些事也可能记得不那么准确了。但他同艾青同志少年时代的交往，仍然是非常感动人的，是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
我对李又然同志可以说并不完全了解，但我仍坦然地说了一些我自己的片面的感觉。我愿意向读者介绍他的散文，也愿意说出我对他的一点偏见。请作者和读者指正。
<h1>1937年5月26日（挂号信）</h1>
敬爱的大师，
我每天都像儿子那样恭敬地思念你。我希望永远追随你的脚步前进。我只看到道路在背后，前面一片荒土：道路跟在背后，如果不往前走，道路永远不会出现。
但是，我的悔恨和无所作为，令我失去自尊心，变得迟钝愚蠢。多少次在夜晚的黑暗中，我感到自己站在你的面前，垂下眼睛，不敢碰到你的目光，像一个教外人在忏悔。我别无他求！只不过太拙于言辞。
我常常迫切渴望给你写信，你曾经这般（1932年7月3日）亲切鼓励我：
“随时给我写信！这样会令我高兴。我想通过你的眼睛，看见那边发生的事，通过你，跟你那边的同伴保持联系。”
可是我的可怜法文，四年前返回中国后，变得更可怜了。
大师，这四年我努力做了一些你会高兴的事：我写了数篇评论和散文，并非毫无意义；热心参加世界语和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工作；几位朋友光荣地被囚禁，我对他们始终忠诚不渝；我担任过世界反战委员会代表团翻译之一。（这里有相当多年青人比我更认识法文。不过，我属于懂得熟练应用的人⋯⋯）
大师，我去年夏天终于找到一份工作，由于我不把志向和职业分开，学生很爱我，像爱他们的兄长那样。我在苏州一间中学教社会科学兼图书馆馆长。再过一个月，学期一结束，学校就不再聘用我。
好吧！结束就是开始⋯⋯但愿我不缺少重新开始动荡生活的力量！生活再一次打击我，打得那么沉重。不过，我以为接受铁锤敲击，就是在炼钢，但愿大师永远将我当好孩子看待！
我的朋友谢冰莹小姐，一个中国革命青年女兵作者，她把最新的作品送给大师，书名《女兵自传》，作品满溢坦率、爽直和朝气。她要我致信大师，表示她的深切敬意，并请大师亲笔写一封鼓励信给她。
她去过日本，两年（或三年）前，坐了几个月监牢，因为和那里的左派作家来往。她的身体很弱，几乎要自杀，但仍然在奋斗。她的母亲不久前死于庸医之手。
大师，望不时给我寄点书刊，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科学”类。我将与所有懂得法文和世界语的朋友分享，一起阅读。我很喜欢这两种语言的书籍，但是过去四年只买了十来本，因为缺钱。大师，请赐我一本大作贝多芬的版本书，我只有普通版。我曾经努力翻译过，但没有完成。
目前，这里最勇敢的“灵魂工程师”差不多全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在1936年10月19日去世，广大群众参加了他的葬礼。
大师，我将继续进修法文，以求做到写信时没有太大困难。
恭请大师福安！
[信中贴着一张李又然本人的头像相片，剪切自一张集体生活照，下面写着“一九二八年于西贡”几个字；这是李又然在前往法国留学途中，与同船者一起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