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乔纳森·罗森鲍姆 译者： 朱溥仪 校对： 伊萨克 来源： 标准
从一开始，《早安》（1959）就深深地注入了欢快的音乐性，无论是在开场的两个镜头中，静态视觉元素和管弦乐安排的结合（相邻房屋的栅栏和晾衣绳的并置，都垂直于权力塔水平排列），还是在人物行为的节奏模式中，各种角色走过房屋之间的路径， 在房屋和山丘之间，在山顶上 ， 他们总是从右向左移动。
早安 （1959）
在开场的恶作剧中，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山顶上，一群男孩放屁作为互相嘲笑的方式，还有什么比这个场景更具音乐性呢？或者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主题和变化？
正是这一切使我无法同意已故的小津专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的观点，他认为《早安》在某些方面是小津最简洁的电影，至少是形式上最不复杂的电影之一，是围绕主题构建的电影的一个例子。
当然，它的主题就在那里，而且至关重要。里奇认为有两个例子是典范，即电影的标题包含了放屁和问候的两种含义，而小津在这两种方面都做了足够的变化。
但是，只要我们专注于这两个主题之间的联系——包括认识到放屁是男孩互相说"早上好"的一种方式，以及家庭主妇用丈夫的放屁声作为集会——当讽刺和音乐结合在一起时，喜剧和戏剧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无穷无尽。这些都不简单。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郊区生活环境的标准化，导致醉酒的邻居一天晚上走错房子，也导致整个社区拒绝一对自由奔放的夫妇，是《早安》的核心主题，具有礼仪和社会意义——特别是如果你认为小津， 像雅克·塔蒂（Jacques Tati）一样，社会形式的表达和电影形式的表达是他们作品中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因为小津所描绘的社会本质上是仪式性的，自然，他对这种社会边界和局限的感知与他的传统社会姿态密切相关。他温和地批评这种限制，同时玩弄这种荒谬和礼仪。
《早安》（Good Morning，或日语中的Ohayo）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光彩在于小津形式的微妙之处，在片场使用五颜六色的色彩和相同的立方体形状（被子，其他家具，衣服）来构建视觉韵律，以驳斥郊区社区的单调和再现，或者至少使它们复杂化。
同样，小津在日本情景喜剧的交叉模式中发现这种复杂性和普遍性的能力也是惊人的。
肖石和萧勇，一个13岁，另一个7岁，经常被母亲批评，因为他们总是呆在附近的波西米亚夫妇家里看电视（主要是看相扑摔跤，这在当时很受欢迎），而不是去上英语课;他们的英语导师当时没有工作，偶尔会为他们的阿姨做一些翻译，他们的邻居，同样失业的Fuzawa先生经常向男孩们的父亲小林先生抱怨他从公司退休后的艰难生活。
与此同时，当地妇女协会的会费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司库原口太太（小津的另一位皇室女演员杉村春子）最近买了一台洗衣机，这引起了一些嫉妒和怀疑，直到原口太太发现她的母亲愚蠢地忘记把会费交给她。
这种忙碌的邻里互动，通过交叉编辑传达，要么是每个人的对比或契合，从琐碎到深刻，从深刻到琐碎，暗示着严肃和不严肃的事物交替的频率 -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小津敏锐的形式感。
小津哲學而平靜，平衡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事物和無關緊要的地方，而以下的場景，活遞地反映了這一特徵——小林先生回到家裡，發現他的兒子們因為不買電視而焦躁不安。
他责怪儿子们说得太多，Koshi反驳他的父亲说成年人是一样的，并举例说明了成年人之间的问候，如"早上好"，"今天真的很好"，小林先生更生气了。孩子们用沉默的誓言进行报复——这是一种严肃的姿态，在与邻居和老师打交道时，可能会产生各种荒谬的影响。
《早安》着重体现了社会交往的深刻必要性和极端的愚蠢性，因此比一开始可能更加微妙和浮夸。它被广泛认为是小津1932年杰作《我出生》的翻拍版，但是......，《早安》也因其与这部电影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而变得更加有趣 - 最重要的是，父亲的权威在战前和战后日本之间的差异。
我出生了，但是...(1932)
早期电影的重点是一个家庭通过经历残酷的社会启蒙来适应一个新的郊区社区：父亲为了成功而在老板面前贬低自己，但儿子们因为羞辱当地的恶霸而被同龄人接受。父亲的行为震惊了他们，他坚持认为他必须贬低自己才能支持他的儿子，孩子们通过绝食抗议进行报复。
27年后的今天，在更加轻松悲惨的气氛中，东京的中产阶级又回到了郊区，但家庭现在已经稳定下来，严重的问题——老龄化、失业、孤立——主要是为了他们的邻居和朋友。
儿子们抱怨和抵抗得更加温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电影的喜剧感主要是通过羞辱他人的行为提供的，而主题只有在引起父子不和时才有力量。
但在《早安》中，一种更深层次的幽默感延伸到反叛本身和反叛行为带来的一切，以及围绕它的小技巧。人们不再认为父亲的权威是一座可以被推翻的纪念碑。
亚历山大·雅各比（Alexander Jacobi）在他的《日本电影导演评论手册》（Handbook of Reviews for Japanese Film Directors）中指出，虽然小津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小津在许多西方国家的观众中是片面的和误解的"。在这些被引用的误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小津使用静态和不变的摄影"，他虔诚的佛教禅宗似乎解释了他电影中的一切，并且他是"日本最日本的导演"。
但小津拍摄的无声电影几乎是有声电影的两倍，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摄像机的运动非常丰富。小津嘲笑了一些西方人，比如他的作品可以用禅宗来解释，而小津最敏锐、最有见地的评论家之一任重彦认为，他实际上可能是日本主要导演中日本人最少的。
小津对好莱坞电影的钦佩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甚至把大部分电影都放在南加州的晴朗天气里，而不是日本的雨天。事实上，可以说，小津对现实和形式的双重把握更多地与他对好莱坞电影制作的看法有关，而不是与日本的"另类"有关。
不幸的是，除了最后一章标题为"晴朗的天空"外，没有Renshi Shigehiko关于小津的书的英文翻译。但我认为，西方人对仁石重彦指出的小津的误解，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概括："小津的天才在于选择一个可以在特定时刻融入电影并扮演诗意角色的形象，而不是直接将形象附加到电影中，排除诗歌。
在《早安》中，这种诗意的掌握或多或少地反映在新电视机走廊上未打开的盒子里，这是对这一规则的完美例证，也是对另一条规则的解释：通过精心安排的顺序和放置策略，将普通、熟悉的东西转化为特别的东西。
由于我对"充分披露"的兴趣，我应该提到我在1998年底第一次访问日本。时任东京大学临时校长任重彦（Shigehiko Ren）邀请我加入，与台湾导演侯孝贤、编剧朱天天、法国评论家让-杜切（Jean-Duchet）和特里·尤西（Terry Jussi）一起参加了一个名为"小津安二郎环游世界"的研讨会。
这是小津回顾展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展出了他每部作品的笔记，这些笔记由电影制作人保存。小津是一个一丝不苟的控制狂，他准确地记录了每个镜头预计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在电影中呈现需要多长时间。
毫无疑问，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最好的时刻是，当我到达大厅时，一位讲日语的老先生和我和侯道聊天，和我们握手，然后离开了。
这是一次令人费解的邂逅，但后来立刻变得通情达理，当侯孝贤精明地模仿了《突如其来的和尚》的漫画签名时，我明白了，他就是《我出生了，但是......"中最小的儿子青木。而小津发现的儿童演员，却是《突如其来的和尚》片名中的反英雄，他的银幕生涯持续了75年，甚至出演了铃木清顺2001年的《手枪戏》。
也许是《我出生了》中最滑稽的一幕，但是......这也许是小津作品中最明显的自我反省时刻，将小男孩学校的组织与父亲办公室的系统化形成鲜明对比。学校的男孩迅速走过摄像机，摄像机迅速向相反的方向走去，然后切到他父亲的办公室，再次快速跟进，以相同的速度穿过桌子旁的一排工人，有些人坐着，有些人站着。
就好像每个工人都在打哈欠，因为相机经过了，除了一个例外，然后相机向后移动，停下来，等着他也打哈欠。一旦他打了个哈欠，相机就恢复了原来的速度，从其他工人身边经过，他们都在打哈欠。
在小津的作品中，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自我参照时刻，因为它将导演的权力地位等同于学校和办公室的权力地位，这是电影中统治的两个主要领域，除了更不确定的领域（由男孩统治）和家庭（由父亲统治）。
当然，《早安》以自己的讽刺方式将儿童和成人进行了对比，例如将一对年轻夫妇在等待火车时害羞的聊天与男孩的放屁游戏并置。（与成年人在家庭购买电视或洗衣机时幼稚的嫉妒有另一个隐含的对比。)
与经济行为的谨慎感类似，简单小情节（如果相关）的叙事与复杂的摄像机运动交替出现，较少受到叙事过程的限制，描绘了社区本身的物理布局：房屋之间的垂直路径，以及它们后面空堤上的大道，所有这些都中肯地展示了确切的空间结构，以及在相互依存的社会结构中彼此隔离的那些好人。
在这种情况下，滑动推拉门和镜头的变化成为同一"架构"的整体水平 - 一个相互连接的复杂自主综合体 - 广告传单的细节甚至成为设计的一部分，令人着迷。
例如，斯坦利·克莱默（Stanley Kramer）的《越狱》（Prison Break）和路易斯·马勒（Louis Mahler）的《恋人》（Lovers）的电影海报，加上电视上各种相扑手，不仅暗示了固执的儿子，而且有一种连接敌对政党的感觉，这些政党往往在日常问候的表面下起作用。
一位祖母抱怨她对自己的祈祷感到不满，醉酒的富泽先生在错误的房子里回家，一对异形的年轻夫妇被悄悄地挤出社区，一丝不苟的小林先生怀疑电视会"产生一亿白痴" - 这些都是典型的无波时刻，但每一个都直接进入电影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