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成是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理事，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张红轩，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师
"生活很容易过，事情会很糟糕。8月27日，美联储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继续在全球各国央行会议上表达了他对当前通胀水平不可持续性质的坚定立场。具体而言，他给出了当前高通胀不可持续的五个原因：第一，目前的高通胀不会影响广泛的物价水平;第二，目前的高通胀不会影响价格水平;第二，目前的高通胀不会影响价格水平。然而，根据我们的研究，所有五个原因都缺乏足够的经验支持。一是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商品或服务价格可能被传递，影响其他商品（服务）的价格水平;最后，全球经济在长期通胀中的作用正在小幅减弱。
高通胀或传导影响广泛的价格水平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认为，目前的高通胀计划主要集中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商品和服务上。这些高通胀计划包括食品，能源，新车和二手车，汽车租赁，旅行和运输。一些研究机构基于核心通胀进一步淘汰了这些高通胀项目，发现目前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并未受到传播的广泛影响。例如，除去与疫情高度相关的项目后，6月至7月美国整体通胀率环比分别为0.9%和0.5%，环比分别为0.25%和0.05%。
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疫情后时期，对疫情高度敏感的通胀项目与低疫情敏感的通胀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加剧。具体而言，我们使用经季节性调整的美国整体环比通胀率（CPI）和排除与疫情高度相关的项目通胀率（不包括食品、能源、二手车、住所和交通项目），发现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疫情爆发后有所增加（图1）。在故障方面，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能源和运输项目对受疫情影响较小的服装和住房项目产生重大影响（见附录1）。
此外，本文构建了贝叶斯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B-TVP-VAR），以观察美国疫情爆发高峰期高通胀项目价格可能对低通胀项目价格产生的传导效应。我们基于模型的证据发现，高风险通胀计划（如能源和交通）可以显着影响六个月内对疫情不太敏感的主要通胀项目（如住房，服装，医疗监控和娱乐消费）。然而，如果疫情再次爆发，高通胀项目可能会对一般服务和商品价格产生叠加传导影响。
随着疫情的结束，一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一定会同时下跌。
欧美疫情的爆发造成了供应瓶颈，增加了生产端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迅速上涨。而当欧美疫情得到控制时，我们发现主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没有平稳下跌。相反，强劲的需求将开始支撑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持续高企。此外，从目前的疫情状态来看，疫情能否得到全面控制仍不确定，很难得出结论，高商品或服务价格能否随着供应能力的恢复而在短期内能够完全调整并迅速回落。
随着疫情的结束，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时下降的另一个障碍是全球供应链。具体而言，全球供应链的复苏可能需要比市场预期的更长的时间。目前，疫情对产业链的影响正逐渐从暂时的、局部的演变为长期的、系统的。首先，在全球价值链中，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提供了世界上60%以上的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这些国家之间的上下游关系并不复杂。任何主要生产商都将受到中间生产停滞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全球产业链的复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恢复时间的增加意味着价值链中贸易成本的增加。其次，面对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冲击，以价值链核心的中国、美国和德国正试图利用自身的制造优势，重新建立自己的集约化区域价值链。然而，在短期内，建立密集的区域价值链是困难的。全球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的转移意味着要素资源（如资本、劳动力、数据、技术）的分配将影响价值链中的交易成本。例如，价值链的中央大会开始加强和集中保护和使用国内数据，这将增加获取全球数据的成本。此外，制造业和劳动力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回归也将提高劳动力成本。
工资增长可能加速
从理论上讲，名义GDP的增加将导致就业差距的恢复，强劲的就业需求将进一步推高工资，工资的螺旋式上升将推高整体通胀率。随着疫情的恢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岗位有所增加。但劳动参与率的增长仍然疲软，这将导致雇主进一步提高工资，以吸引更多员工填补工作空缺。正如美联储主席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所说，在复苏时期，工资增长并没有真正威胁到长期通胀。然而，随着经济活动的继续扩张，工资增长可能会影响整体通胀的加速。
根据我们的研究，尽管菲利普斯曲线在2015年后开始逐渐变平（图4）。但只要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保持负相关，就很难说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败（图5）。同样，就工资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而言，工资与就业差距之间仍然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图6）。
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特征，工资随着就业差距的缩小而分阶段加速，我们的模型更好地拟合了工资和失业之间的非线性变化（图7）。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工资加速增长将支持高通胀的持续。
工资上涨也将影响消费者支出对核心通胀水平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疫情爆发后，美国消费者支出和整体价格水平的影响正在加剧（图8）。这意味着工人工资的增长不仅可以影响通胀预期，还可以通过消费者支出更有效地传递实际通胀水平。最后，工资价格在短期内是粘性的。尽管随着经济的开放，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复苏将使工资恢复到更接近平衡的水平，但工资刚性可能会支持一些通胀项目在短期内维持其较高的物价水平。
短期通货膨胀和实际通货膨胀向长期通货膨胀的传导是复杂的
鉴于通胀预期的持续时间结构，美联储相信广泛的通胀预期将保持稳定（图9）。然而，实际通胀率和短期通胀预期对长期通胀预期的传导效应仍存在不确定性。在这里，我们主要考虑财政政策对短期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的可能影响。我们认为，财政刺激可能会影响短期通胀预期和实际通胀，从而推动长期通胀水平上升。
具体而言，拜登政府正试图推动其财政组合以支持美国经济。一方面，这项为期八年、耗资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预计将于9月27日通过。另一方面，拜登的税制改革提案预计将在未来10年（2022-2031年）为美国财政部带来1.3万亿美元的联邦净收入。根据美联储目前对美国消费者支出（PCE）的基准预测，如果美国政府开放激进的财政政策来支持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我们预计短期实际通胀将在财政刺激下上升，而实际和短期通胀预期将同时传递对美国长期通胀预期的上行影响（见表1）。
信息技术、劳动力因素和全球一体化等因素正在抑制通货膨胀
首先，互联网和金融科技行业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将增加全球价值链的交易成本。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降低了互联网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间成本，互联网的自然垄断和极低边际成本的扩张迅速增加了工业和金融资本的集中度。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得到控制，世界各地的政府和监管机构开始对互联网技术公司的发展提出更多的监管和前瞻性要求。具体而言，全球主要国家互联网科技巨头在反垄断、数据安全、金融科技监管等领域的标准化和合规，将增加互联网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交易成本。
其次，去全球化将增加各国产业链的生产、制造、贸易、制度和融资成本。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和民粹主义抬头等因素，全球经济正在从一体化向去一体化过渡。如果区域价值链可以取代全球价值链的部分作用，我们预计这将增加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和融资成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世界一些国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而更高的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将提高贸易和制度成本，从而推高整体通胀水平。
此外，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老龄化，这将导致劳动力成本进一步加速，这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传递到美国消费者价格。
引用
毕晓普，J.和格陵兰，E.，2021年。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曲线吗？来自各地区的证据 （编号：rdp2021-09）。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博拉安·阿鲁巴，S.，2020年。通胀预期和实际利率的期限结构。商业与经济统计杂志，38（3），第542-553页。
巴顿，K.，2021年。AJ Brown和美国菲利普斯曲线：评论。《经济学史评论》，第1-11页。
Donayre，L.和Panovska，I.，2018。美国工资增长和非线性：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作用。经济模型，第68页，第273-292页。
美联储，2021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Iwasaki， Y.， Muto， I. and Shintani， M.， 2021.缺少工资通胀？在非线性 DSGE 模型中估计自然失业率。《欧洲经济评论》，第132页，第1036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