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工作形式发生明显变化，远程工作正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作形式。2020年的疫情和迄今为止的持续流行以及相应的一系列防控政策加速了远程工作形式的传播和发展。本研究利用2020年从业者跟踪调查的数据，通过构建中国从业者远程办公性指数，分析了远程工作对就业冲击的缓冲效应及其在群体中的异质性，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了判断。
研究发现，不同职业中具有不同人口特征的劳动力之间的远程工作可能性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疫情后期的就业恢复中，具有不同工作远程可能性的群体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效应，即具有高可能性远程工作的从业者在疫情期间遭受的经济影响相对较小，并且更好 心理健康恢复;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和复发以及现有技术工具在短期内的改进，预计未来工作的遥远可能性将加快。
测量工作远程概率指数
该研究使用2020年爆发，返工和心理健康跟踪调查中来自6，000多名从业者的详细"工作类型"信息，根据Dingel和Neiman（2020）编制的美国劳工数据，并按美国标准职业分类进行分解，以获得与每个工人的工作特征相对应的工作远程概率指标。
数据显示，我国劳动力工作远程概率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即工作远程概率指数很低，劳动力相对集中，而中间分布的份额相对较小，不同特征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按职业划分，商业工人最有可能远程工作，明显高于农业、林业、畜牧业和运输业工人。按行业、教育、信息技术等行业划分，高工作远程可能性从业人员的比例在90%以上，在所有行业中最大;从个人和社会经济特征来看，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远程优势，城市当地工人比农村农民工更有可能远程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学及以上）的远程工作指数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高得多，工作距离指数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
工作远程概率指数和劳动力市场冲击
本研究利用2019年底和2020年底三次后续调查的4项单独样本数据，定量分析了远程工作对就业冲击的缓冲效应以及群体间的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更有可能远程工作的人更有可能提前重返工作岗位，那些不太可能远程工作的人更容易受到更严重的打击，恢复过程相对缓慢，在疫情爆发期间，两者之间的差距为5个百分点，随着我们的经济全面复苏，差距在2020年底不再显着。
封闭式隔离预防和控制政策大大降低了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性。在防控政策造成就业损害的情况下，远程工作概率高的从业人员更能够灵活调整，恢复工作状态，减少就业影响，同时保持相对较高的工作强度。
在工资方面，远程工作的可能性通过影响工人的重返工作岗位，工作强度和恢复程度来影响工人的月收入。截至去年年底，远程工作指数高的劳动力在工资收入方面继续明显改善。
心理健康水平也是衡量从业者整体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远程工作概率较高的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表明其在心理层面也具有益处优势。
未来趋势判断：远程工作的可能性将继续增加
本文基于2019年至2020年底615名受访者的工作类型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劳动力工作的转变。分析发现，为了适应新的劳动力市场变化，降低失业风险，工作类型的变化往往是工作远程指数高的工作类型。具体而言，16%的从业人员在2020年经历了从低远程工作可能性到高远程工作可能性的转变，导致远程工作可能性的总体水平整体增加。随着全球疫情的持续和复发以及现有技术工具在短期内的加强，未来远程工作的可能性可能会加快。
总之，本研究首次探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远程办公的可能性与经济冲击的关系，强调远程办公是应对劳动力冲击的"缓冲"，也是后疫情时期工作模式转变的长期趋势。
此外，通过分析疫情影响下远程工作可能性的影响差异，本研究说明了"数字鸿沟"对工作组之间经济不平等的影响。更有可能远程工作的工人，通常收入水平较高，也更有可能从不利的冲击中恢复过来，这表明复苏的碎片化。
本研究提示，在疫情防控正常现状下，政策制定者应制定政策，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帮助从业人员提高数字技能，弥合"数字鸿沟"，鼓励更多形式的劳动，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他们的福利水平尚未完全恢复。因此，尽快对这些从业者发起扶持政策，保护他们的基本生活，减少社会不平等。这对疫情后时期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张丹丹，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长期任职），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先生的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