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远征：未来工资水平还会持续提高，初次分配改善将更加明显

作者：曹远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

来源：广发宏观论坛

2021年8月25日下午，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远宏观论坛"月度研究会议以"中国战略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线召开，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广观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曹远征， 出席会议并发表意见。

结合人口增长趋势和结构变化，讨论经济问题和政策应对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回顾经济学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学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农业经济是一个"马尔萨斯陷阱"社会，人口增长长期停滞不前。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物质产品逐渐丰富，使人民突破了"马尔萨斯陷阱"，这种陷阱不仅增长，而且加速。以人口和劳动力增长为前提，工业经济开始了以分工理论为核心的亚当·斯密的微观经济学，也开始了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促进了政治经济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意味着整个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善，这意味着"机器取代劳动力"。随着劳动力的增长，这不仅会恶化就业，还会加剧贫困。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积累规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

因此，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背景，并成为其隐含的前提。那么，这种背景和前提的变化，将给整个经济讨论的基础和政策反应带来重大变化。现在，中国和世界开始面对这一挑战。人口老龄化，首先是劳动力的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长远来看，人口也将出现负增长。这些已经开始改变经济发展的条件，从而改变经济发展的状况和趋势，当然也需要新的应对措施。例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种新型的危机，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与人口老龄化所预示的代际替代问题高度相关。显然，对这种新型危机的反应与过去不同，从而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逻辑。传统的货币政策是基于市场利率传导机制，调节利率。然而，在快速去杠杆的情况下，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了防止金融体系崩溃，各国央行必须履行其最后贷款人义务，必须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从而将利率直接推至零。此时，货币政策只能通过扩大表来控制，缩小表，成为不同于利率调节的第二种政策，现在已经演变成财政和货币一体化的第三种货币政策，发行货币购买政府债券。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即人口老龄化是我们自己面临的现实，比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结合人口变化趋势，理清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不仅重要，而且紧迫。

鉴于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我想讨论一下目前人们关心的三个热点问题。即：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国家资产负债能力建设和潜在增长率下行放缓。

一是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急剧下降，新进入者每年减少200万至300万，劳动力在10年内减少了近4000万。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在同一时期开始下降，从2008年的历史高点0.491降至2019年的0.465，十年来下降了近0.03个百分点。我们注意到，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新市场劳动力的下降首先表现在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减弱。目前，15-45岁的农村年轻而强壮的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导致城镇化速度放缓，从过去的1.5%降至现在的不到1%，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从过去的存量增量向纯增量转移。在就业需求稳定增长的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减少，导致最低工资持续提高。近十年来，全国各省市的最低工资平均每年上涨约10%。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增幅超过10%，这意味着收入将在6-7年内翻一番。农民的工作收入是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而言，农民家庭来自城市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0%以上，其中农民工收入占50%以上。最低工资的持续增长使低收入农户成为过去十年中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因此，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率高于GDP的年增长率，这不仅构成了告别绝对贫困的重要依据，而且成为提高基尼系数的主要途径。

新市场劳动力的下降是城市就业压力缓解的次要因素。在过去十年中，失业率一直保持在5%以上，市场的人口倍数一直大于1，这表明该工作的供应略大于需求，这反过来又导致平均工资的持续上涨。由此可见一套经济现象，近十年来，"十一五"规划提出"两增两同步"，即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工资比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样，在国民收入中，增加家庭收入的比重，与GDP的增长方式相同， 始终保持。与以前家庭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的情况相比，这大大改善了初始分配中资本与劳动力的比例。

近十年来，随着GDP和家庭收入同步增长，不仅家庭收入翻了一番，而且表明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顶峰，开始跨越拐点，进入下半年。目前，中国劳动力在过去十年中综合生育率的变化仍在下降，表明未来工资将继续上涨，初次分配的改善将更加明显，从而为共同繁荣开辟了更大的空间。这意味着，只要经济继续增长，就业继续扩大，资本和劳动力在初始分配中的剪刀差距就会改善，因为更多的低收入群体有更好的收入增长机会。这将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不过度依赖采用二次分配，即三次分配。

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改善既有劳动力减少造成的就业压力条件，也有城市化的潜力。在全球范围内，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城镇化率约为65%，而中国目前只有60%以上，这与发达国家75-80%的平均城镇化率相差很大，还不到世界人均GDP1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因此，如果改革继续深化，加快城镇化进程，让更多的人从城市化中受益，就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在育儿的情况下，推动库兹涅茨U曲线在下半年更陡峭，更大的蛋糕更是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基本道路。

第二，国家资产和负债能力建设问题。以2012年为分水岭，中国口比开始再次上升，与此相一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也从之前的下降转向上升。更深刻的是，与1980年代之前的较高依赖程度相比，人口主要是年轻人和年轻人，现在主要是老年人。这种结构性变化不仅意味着人口红利的下降，而且使家庭难以维持其资产负债表。而由于这种困难，国家要承担养老的责任。

回想起来，十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让经济学家感到惊讶，并促使我们开始关注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有能力维持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因为还有一项资产是国有资产可以填补空白的。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自2003年以来，国有企业上市时，将被要求将未偿IPO市值的10%转用于社保，2018年，10%的国有股将转用于社保。

2012年，当我们编制当年全国资产负债表时，我们衡量了社会保障及其补偿方面的差距，而在2020年，根据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价值，中国社会保障的差距需要由国有工业企业上市公司30%的股份来填补。从那时起，现在社会保障的国有资产数量大致符合我们当时的估计。仅2020年，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和93家国有企业中的1.68万亿元将转入社会保障。

根据对今年的预测，2030年我国社会保障缺口将需要由市场来占2012年上市公司国有工业企业80%的份额。如果这一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大部分讨论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保障资产，而很大一部分国有资产已成为养老金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正在成为全资企业，因为它们是全民养老金的重要来源。

养老金支付是强硬的，而不仅仅是现金。因此，养老金资产必须具有流动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股份越来越多地被养老金、保险机构等持有。这些机构投资者已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基石参与者。同时，越来越明显的是，一旦养老金成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行为将变得更加市场化，从而更加高效。这是因为养老金及时兑现的硬性约束，迫使上市公司加强管理，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效率绩效。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资本市场，将现有的国有资产转化为国家实现，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实上，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三年改革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国有资产的证券化安排。这为中国企业提高效率提供了另一个理由。我们认为，深化资本市场和国有企业改革是当前中国资产负债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

第三，人类社会进入了长寿期。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0-14岁，达到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中国的预期寿命在1949年为35岁，到2019年已增至77.3岁，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80岁。与此相一致，中国人口中位数从1960年的21.3岁上升到2020年的38.4岁，60年来增长了17.1岁。

在长寿时代，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至少要减缓经济衰退的步伐，已经成为一个新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开始谈论储蓄和消费关系以及他们在老龄化社会中的趋势。

随着中国社会进入长寿时代，储蓄和消费的悖论正在出现。根据国外特别是日本的经验教训，需要在需求方面采取措施，扩大消费，创造适合老龄社会消费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如发展医疗一体化、卫生产业等。但对我国来说，更要重视供给侧改革，组织动员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银发经济体制"。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因为要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才能尽量延缓"先富后老"的趋势。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中小学教师、卫生工作者退休后，身体还是很不错的，能否组织起来到农村支持医疗，不仅为他们增加退休收入，更重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最稀缺的服务。就是利用人力资本转移来缩小城乡差距，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经济增长。再利用退休后闲置的人力资本资源，我认为这是充分发挥人口二次红利的正确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