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乔石向香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致敬。同日，乔先生会见了香港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发表了讲话。照片/叶锦添
我最尊敬的那个人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吴兴堂
6月14日上午，当我听到乔师同志去世的消息时，我悲痛欲绝，难以言表。
乔石老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在北京医院住了很多年。但他没有身体疾病，每天早上唱歌和写大字。
也许，在他心里，于文夫人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了。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平时话不多，用上海人的话来说，就像一个"热水瓶"，内热和外冷，心中的事业，家庭，尤其是对宇文充满了热情。
于文于2013年初去世。他的家人不让他知道，也不让他离开，因为害怕他会碰到现场。很多天、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没见到于文，他心里可能已经有了一个数字。他有时问和他在医院的姐姐："余文有多少天没见？"他姐姐说："前几天你不是来看你的吗？"你为什么不记得了？他打了个"哦"，再也没有说话。但他一定是心里知道的。有一次他写了一封大信，突然写了一个"躺着"的字。也许，这是为了于文。
他的秘书陈群经常告诉我们"头的身体没事"的消息，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乔·斯通论民主与法律》一书已经出版，我们正在编纂他的第二本、第三本散文集，内容非常丰富。他经历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过程，特别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有独特的观点和讨论。我们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两本诗集的出版。不幸的是，上帝不想这样做。
乔石是"革命前辈"，我是解放后在新中国培养的"三干部"（走出家门进校门，走出校门进机关门），因为年龄和职位的差距，其实我和他直接接触的并不多，但我对他很尊敬， 他的言语和人格魅力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他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的态度，谦逊甚至温柔节俭的作风，都是我的榜样。
与乔希作品的接触
我与乔希的联系主要是双重的。首先，我在中联部研究室工作，于文是研究室主任。乔石喜欢研究问题，了解实际情况，有时通过于文请我去他家说话。二、我曾任中联新闻发言人，乔石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重要外宾，全部由我发布新闻稿。按照惯例，酋长在会见外国客人之前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报告。特别是在1990年代初，他几乎每月都会与中国外交部的外宾会面一次。除了报道，他总是问我一些探索性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1984年秋，乔石离开中联部，调任中共书记候补书记、中央组长。因为我在中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他通过宇文给我讲了一个话题——现代德国企业制度的情况，叫我做好准备，到他家去谈。
几天后，我去了他家，做了一个一般性的介绍。他笑着说："那些粗线我也明白了，我想了解具体情况，现代企业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企业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职工如何参与管理，中央政府如何调节经济。在我详细报告之后，他说："你知道很多。我们现在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是很困难的，怕那个，找不到办法。我想，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探索，但可以参考国外的先进经验，德国的经验非常好，我们应该借鉴。毫无疑问，这些经历是姓"资本"还是"社会"。"
1988年以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应提交分析报告。一天晚上，8点多钟，余文打电话给我说："老乔，请来。"乔石请我谈谈我对苏联东部动乱的看法和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在这次谈话中，乔石提出：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搞公开辩论。在中国，最主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改革开放要在国内坚持，在国外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乔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国外的许多讲话中，都强调了邓小平讲话的重要指导意义。乔石说，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已经两年没有公开讲话了，这次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明确了党内值得注意的问题和意识形态倾向问题，许多最重要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有些文字比放在一起的文件更尖锐，更直截了当。乔石还联系了实际情况，阐述了深化和加快改革开放的观点。
在写《施乔论民主法治》时，在写作小组会议上，于文告诉我们："老乔的演讲内容当时被一个'内参'编辑好，小平同志看到中台后说，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演讲了。"
规则
乔石的书法在中联部和社会上都很有名。在与外国客人会面后，我们谈到了这一点。
乔石告诉我，他年轻时学过艺术，然后产生了兴趣，他跟着文字走。他也曾经想崇拜气功，为老师学习书法，气功也有很多交流。据我所知，乔石80岁的时候，气功给乔石写了一对联手礼物："青海八长庆河，七邱团国泰民安。"
我告诉他："乔师同志，很多人都知道你的书法很好，经常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因为很难找到你，所以我想让你为他们题词。有些人也很着急，为了得到你的墨水宝，直接送礼物和钱。乔石说："一支笔和一分钱都收不来，全部送回去。请于文，你必须把这个通行证做好。"
乔石和余文以对子女和亲戚的严格要求而闻名。于文告诉我，乔石给家里定了一条规矩，挨家送礼坚定回报，不管谁不说话情绪化。原中联副部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张向山熟悉乔石，乔石曾对我说："老乔在很多重要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但他从不任命亲信，更不用说帮派了。有人说他太有原则，没有感情，以后还会受苦。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党的好传统，也是从中央部部长王家祥那里树立了良好的作风。"
退休后
1999年春天，乔石卸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年后，我到他家拜访了他。
乔石告诉我，他现在"没有官和光"，可以和家人有更多的接触。"过去，由于我繁忙的日程安排，我和孩子们几乎没有联系，他们对我有一点意见。幸运的是，他们都自己工作，并成为白手起家的人。"
他还告诉我，他想研究党的历史。"党史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写好经验和教训，走向理论。他说，他正在考虑将哪些经验和教训提升为理论。
"马克思认为，发达国家可以同时加入革命，同时实行社会主义，"他说。但这不可用。列宁在十月革命初期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废除了货币。随后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发生了变化。我们党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左"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总是想赶时间实现，结果并不快。而且，毛主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但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如何调查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往往对局势过于乐观。同时，我们也要准确研究世界和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
然后，他深情地回忆起在中央联盟部的工作和生活。他说："当时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很简单，同志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那时，我们可以带着票去指定的商店买冰箱。为了买一台冰箱，还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来讨论这个决定。每个人每天早上都会去河边跑步。你还记得吗？现在想想这很有趣。"
2011年9月，应于文的邀请，我加入了乔石文集的编辑组。余文在世时，我们经常去乔石家讨论收藏。乔石这个时候的身体不是很好，谈不多，我们不方便打扰更多。但他仍然认识他认识的人。
每天早餐后，他平时都会和家人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唱歌，唱着老歌，如《解放区的日子是晴朗的日子》、《我们工人有权力》等，然后写毛笔的话。每周看一部电影，并一直看下去。
余文曾经告诉我，她和她的一些老战友想让乔希写一本回忆录。"但老乔说他是一个普通人，他做了一些事情，他没有什么可写的 ★。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原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7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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