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6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李鹏同志当选为新一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选举结果出来后，李鹏快步走到上一任人大委员长乔石的身旁，与他长时间的握手，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些发自肺腑的掌声，既包含了对人大新老领导集体实现平稳交接的祝贺，也表达了对乔石在任期内对人大工作做出的各项富有建设性成就的由衷赞赏。
从这以后，乔石完成了历史交付给他的使命，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一生作风低调谦逊的他，从此远离了公众视线，甚少在国家的重大场合中亮相，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退隐”。
那么，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被称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基人”的乔石同志，究竟有着怎样的非凡人生？
1924年12月，乔石出生于上海，他的原名叫蒋志彤。虽然出生成长在上海，但乔石的祖籍为浙江定海，蒋姓在当地是一个传统大姓。
乔石的祖辈世代居于定海，他的祖父在城里以摆咸货摊为生。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乔石的祖父对子女们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乔石的父亲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新学教育，且具有一定的商业头脑。他在少年时代即奔赴上海学做生意，但由于晚清时期动荡的社会局势，他并没能走上创业道路，最后在一个家具行做账房先生。
相对而言，乔石受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母亲的养育之恩及言传身教，对乔石的性格塑造及个人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母亲就是我最好的老师。”
乔石的母亲自幼家境贫寒，为了生计，她很小的时候就被迫进入日本人开的纱厂做童工，外国资本家的压榨和欺凌，让她痛恨现实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
乔石出生后不久，上海爆发了爱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乔石的母亲作为纺织工人的一员，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罢工队伍中。
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下，乔石童年时就十分懂事，由于父母整日为了生活奔忙，无暇顾及孩子们，在家的乔石就主动地承担起了照顾弟弟们的责任。
乔石的母亲对子女们的教育格外重视，她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为此，她每天起早贪黑，每天在纱厂重复着时间长、强度大的劳动，所挣得的微薄薪水，被她全部用来供养子女读书，这也使得乔石有机会接受较为正规的学校教育。
青少年时代，乔石先后在上海南方中学、光华附中读书。在校期间，他的勤奋刻苦是出了名的。当时，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受身边同学的影响，乔石接触到了革命进步思想，他敏锐地感觉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
从那时起，乔石就立志投身革命事业。他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他将省吃俭用购得的几十卷本的《列宁全集》视若珍宝，不仅精读多遍，还动手做了3000多张的资料卡片，将它们分类编号，并在每张卡片的背后详细标注了篇名、页码、内容摘要。
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令乔石受益终身，也为他今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专业基础。
1940年8月，乔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人生起点，标志着他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担负起组织发动学生爱国运动的重任，先后在上海地下党学委的多个重要岗位任职，成为了上海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当时的上海，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交织，革命环境异常艰险。多年以后，乔石对这段工作经历仍然是记忆犹新：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里，我过着非常危险的生活，尤其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那段时期，我要时时警惕着被特务盯上。但这是我为理想奋斗的最重要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就一个信念：人民都应该得到温饱，这也是当时入党的理想和动力。”
出身清苦、对劳苦大众感同身受的乔石，正是怀着“让人民都得到温饱”的朴素信念，毅然踏上了前路荆棘的革命征程。也正是在这样恶劣的现实环境中，乔石的革命意志得到了锤炼，思想得到了升华，他的组织和领导才能也在实践中逐步提升。
全国解放后，乔石先后在杭州、鞍山、酒泉等各地工作，这让他进一步增强了阅历，开阔了视野，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
在革命的道路上，一个人奋斗往往有些形单影只，这时候就需要有志同道合的伴侣，可以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这方面，乔石无疑是幸运的。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乔石就与一位同在上海从事学生运动的青年女记者相识相恋。她名叫郁文，原名翁郁文，是浙江慈溪人，算起来和乔石还是老乡。
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可能感到有些陌生，但要谈起郁文的舅舅，可以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有着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
郁文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翁达是当地很有名望的学者，母亲陈若希则是陈布雷的五妹。和乔石一样，郁文在青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抗战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据郁文的姐夫介绍，乔石和郁文的性格和志趣较为相投，他们在生活上都为人宽厚、极重情谊，在工作上则办事认真、关心他人。
1952年，已相恋多年的乔石和郁文终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他们的家庭生活平淡而幸福，共育有两子两女。
1963年4月，乔石被调往中联部工作，历任研究员、副局长、局长。
在这期间，乔石继续发挥“做卡片”的长项，他通过摘抄卡片来收集资料，积累业务知识。对待这项工作，他格外细致而认真，每一张卡片上，都留下了他工整的钢笔字迹，不但没有错别字，连一丝涂改的痕迹都没有。
“文革”期间，由于曾在地下党组织工作的关系，加上郁文舅舅的历史关系，乔石夫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他们始终患难与共。虽然遭受残酷迫害，但乔石在逆境中仍坚持党性原则，百折不挠，坚决同“四人帮”一伙斗争，最终他被两次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以后，乔石先后担任中联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组部部长等多个要职，他的工作干劲、理论修养以及低调务实的作风，得到了胡耀邦等高层领导的赏识。
之后，乔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先后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在这两个份量极重的领导岗位上，乔石秉持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3年3月，乔石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通常认为，到人大任职就意味着退居二线，但乔石并不这么认为。
在人大委员长的任上，乔石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起草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草案，立法的速度和质量相较以往有了显著的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律框架体系得以初步构建完成。
“文革”的历史教训，让乔石对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多次表示：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1998年，乔石卸任了全部党政职务，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退休生活。尽管很少在重大场合中露面，但生性低调的他仍以另一种方式，默默关注和支持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2014年12月，乔石捐出了自己的著作《乔石谈民主和法制》的全部版税1100万元，用于支持与法律有关的课题研究，以及其他的公益性项目。
乔石的女儿表示：父亲的最大梦想，就是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在乔石夫妇优良的家风熏陶下，子女们也都做到了自食其力。虽然因工作关系，乔石与家人们聚少离多，但他对子女的教育极其严格，他的女儿上的都是普通的学校，但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最终成了专业领域的博士。
对于家人，他说得最多的就是：
“不要出风头，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够不公开讲话就不公开，能够不参与就不参与；不要在乡里炫耀自己。”
乔石同志的一生，无疑就是这句话的光辉写照。低调、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使得他看起来显得那么地与众不同。尤其是退休后，他更是淡泊名利、彻底退隐。
从2006年以后，他就不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包括国庆阅兵、党和国家重要庆典等场合，他都没有出席，这一点在领导人当中较为罕见。
尽管处事风格低调，平时言语不多，但乔石其实也有风趣幽默的一面。1985年，乔石在访问尼泊尔期间，专程前往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看望工作人员。
见到乔石后，大使激动地说：“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乔石同志。”
乔石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乔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话音刚落，现场笑声一片。
把自己比喻为“小石头”，无疑是乔石同志谦逊性格的生动体现。
但从乔石的内心来说，他也甘愿做一块革命的“小石头”，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事业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