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16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開幕。會上，李鵬同志當選為新一屆的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選舉結果出來後，李鵬快步走到上一任人大委員長喬石的身旁，與他長時間的握手，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些發自肺腑的掌聲，既包含了對人大新老上司集體實作平穩交接的祝賀，也表達了對喬石在任期内對人大工作做出的各項富有建設性成就的由衷贊賞。
從這以後，喬石完成了曆史傳遞給他的使命，徹底退出了政治舞台。一生作風低調謙遜的他，從此遠離了公衆視線，甚少在國家的重大場合中亮相，實作了真正意義上的“退隐”。
那麼，作為改革開放以後黨和國家的重要上司人之一，被稱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創始者”的喬石同志，究竟有着怎樣的非凡人生？
1924年12月，喬石出生于上海，他的原名叫蔣志彤。雖然出生成長在上海，但喬石的祖籍為浙江定海，蔣姓在當地是一個傳統大姓。
喬石的祖輩世代居于定海，他的祖父在城裡以擺鹹貨攤為生。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喬石的祖父對子女們的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喬石的父親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三，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新學教育，且具有一定的商業頭腦。他在少年時代即奔赴上海學做生意，但由于晚清時期動蕩的社會局勢，他并沒能走上創業道路，最後在一個家具行做賬房先生。
相對而言，喬石受母親的影響更大一些。母親的養育之恩及言傳身教，對喬石的性格塑造及個人成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母親就是我最好的老師。”
喬石的母親自幼家境貧寒，為了生計，她很小的時候就被迫進入日本人開的紗廠做童工，外國資本家的壓榨和欺淩，讓她痛恨現實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
喬石出生後不久，上海爆發了愛國群眾反對帝國主義的“五卅運動”，喬石的母親作為紡織勞工的一員，義無反顧地加入到了罷工隊伍中。
在母親的耳濡目染下，喬石童年時就十分懂事，由于父母整日為了生活奔忙，無暇顧及孩子們，在家的喬石就主動地承擔起了照顧弟弟們的責任。
喬石的母親對子女們的教育格外重視，她深知“知識改變命運”的道理。為此，她每天起早貪黑，每天在紗廠重複着時間長、強度大的勞動，所掙得的微薄薪水，被她全部用來供養子女讀書，這也使得喬石有機會接受較為正規的學校教育。
青少年時代，喬石先後在上海南方中學、光華附中讀書。在校期間，他的勤奮刻苦是出了名的。當時，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範圍内風起雲湧，受身邊同學的影響，喬石接觸到了革命進步思想，他敏銳地感覺到隻有馬列主義，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才能使國家真正強大起來。
從那時起，喬石就立志投身革命事業。他一方面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如饑似渴地學習着馬列主義理論知識。他将省吃儉用購得的幾十卷本的《列甯全集》視若珍寶，不僅精讀多遍，還動手做了3000多張的資料卡片，将它們分類編号，并在每張卡片的背後詳細标注了篇名、頁碼、内容摘要。
正是這種锲而不舍的學習精神，令喬石受益終身，也為他今後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專業基礎。
1940年8月，喬石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對于他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人生起點，标志着他從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他擔負起組織發動學生愛國運動的重任，先後在上海地下黨學委的多個重要崗位任職，成為了上海學生運動的重要上司人之一。
當時的上海，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勢力交織，革命環境異常艱險。多年以後，喬石對這段工作經曆仍然是記憶猶新：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裡，我過着非常危險的生活，尤其是在國民黨白色恐怖那段時期，我要時時警惕着被特務盯上。但這是我為理想奮鬥的最重要的時期，因為那時我就一個信念：人民都應該得到溫飽，這也是當時入黨的理想和動力。”
出身清苦、對勞苦大衆感同身受的喬石，正是懷着“讓人民都得到溫飽”的樸素信念，毅然踏上了前路荊棘的革命征程。也正是在這樣惡劣的現實環境中，喬石的革命意志得到了錘煉，思想得到了升華，他的組織和上司才能也在實踐中逐漸提升。
全國解放後，喬石先後在杭州、鞍山、酒泉等各地工作，這讓他進一步增強了閱曆，開闊了視野，同時積累了豐富的基層工作經驗。
在革命的道路上，一個人奮鬥往往有些形單影隻，這時候就需要有志同道合的伴侶，可以風雨同舟、攜手前行，為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
在這方面，喬石無疑是幸運的。早在解放戰争時期，喬石就與一位同在上海從事學生運動的青年女記者相識相戀。她名叫郁文，原名翁郁文，是浙江慈溪人，算起來和喬石還是老鄉。
很多人對這個名字可能感到有些陌生，但要談起郁文的舅舅，可以說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有着蔣介石“文膽”之稱的陳布雷。
郁文出身于書香門第，父親翁達是當地很有名望的學者，母親陳若希則是陳布雷的五妹。和喬石一樣，郁文在青少年時期便投身革命，抗戰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據郁文的姐夫介紹，喬石和郁文的性格和志趣較為相投，他們在生活上都為人寬厚、極重情誼，在工作上則辦事認真、關心他人。
1952年，已相戀多年的喬石和郁文終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後，他們的家庭生活平淡而幸福，共育有兩子兩女。
1963年4月，喬石被調往中聯部工作，曆任研究員、副局長、局長。
在這期間，喬石繼續發揮“做卡片”的長項，他通過摘抄卡片來收集資料，積累業務知識。對待這項工作，他格外細緻而認真，每一張卡片上，都留下了他工整的鋼筆字迹，不但沒有錯别字，連一絲塗改的痕迹都沒有。
“文革”期間，由于曾在地下黨組織工作的關系，加上郁文舅舅的曆史關系，喬石夫婦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但他們始終患難與共。雖然遭受殘酷迫害，但喬石在逆境中仍堅持黨性原則，百折不撓，堅決同“四人幫”一夥鬥争，最終他被兩次下放到江西“五七幹校”勞動。
1978年以後，喬石先後擔任中聯部部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中組部部長等多個要職，他的工作幹勁、理論修養以及低調務實的作風，得到了胡耀邦等高層上司的賞識。
之後，喬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并先後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紀委書記。在這兩個份量極重的上司崗位上，喬石秉持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強烈的曆史使命感，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法制建設和黨風廉政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93年3月，喬石在八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通常認為，到人大任職就意味着退居二線，但喬石并不這麼認為。
在人大委員長的任上，喬石積極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起草出台了多項法律法規草案，立法的速度和品質相較以往有了顯著的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法律架構體系得以初步建構完成。
“文革”的曆史教訓，讓喬石對民主法制建設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認識。他曾多次表示：
“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淩駕于法律之上。”
1998年，喬石卸任了全部黨政職務，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退休生活。盡管很少在重大場合中露面，但生性低調的他仍以另一種方式，默默關注和支援着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
2014年12月，喬石捐出了自己的著作《喬石談民主和法制》的全部版稅1100萬元，用于支援與法律有關的課題研究，以及其他的公益性項目。
喬石的女兒表示：父親的最大夢想，就是把中國建成一個民主與法治的國家。
在喬石夫婦優良的家風熏陶下，子女們也都做到了自食其力。雖然因工作關系，喬石與家人們聚少離多，但他對子女的教育極其嚴格，他的女兒上的都是普通的學校，但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最終成了專業領域的博士。
對于家人，他說得最多的就是：
“不要出風頭，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能夠不公開講話就不公開，能夠不參與就不參與；不要在鄉裡炫耀自己。”
喬石同志的一生，無疑就是這句話的光輝寫照。低調、勤勉、務實的工作作風，使得他看起來顯得那麼地與衆不同。尤其是退休後，他更是淡泊名利、徹底退隐。
從2006年以後，他就不再出現在公衆的視野中，包括國慶閱兵、黨和國家重要慶典等場合，他都沒有出席，這一點在上司人當中較為罕見。
盡管處事風格低調，平時言語不多，但喬石其實也有風趣幽默的一面。1985年，喬石在通路尼泊爾期間，專程前往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看望從業人員。
見到喬石後，大使激動地說：“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終于盼來了喬石同志。”
喬石面帶微笑，不緊不慢地說：“我是喬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隻是一塊小小的石頭。”
話音剛落，現場笑聲一片。
把自己比喻為“小石頭”，無疑是喬石同志謙遜性格的生動展現。
但從喬石的内心來說，他也甘願做一塊革命的“小石頭”，為新中國的建設發展事業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