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主任喬石向香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緻敬。同日，喬先生會見了香港第八屆和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發表了講話。照片/葉錦添
我最尊敬的那個人走了
中國新聞周刊/吳興堂
6月14日上午，當我聽到喬師同志去世的消息時，我悲痛欲絕，難以言表。
喬石老了，我知道他身體不好，在北京醫院住了很多年。但他沒有身體疾病，每天早上唱歌和寫大字。
也許，在他心裡，于文夫人的死對他打擊太大了。他是一個非常内向的人，平時話不多，用上海人的話來說，就像一個"熱水瓶"，内熱和外冷，心中的事業，家庭，尤其是對宇文充滿了熱情。
于文于2013年初去世。他的家人不讓他知道，也不讓他離開，因為害怕他會碰到現場。很多天、幾個月甚至一兩年都沒見到于文，他心裡可能已經有了一個數字。他有時問和他在醫院的姐姐："餘文有多少天沒見？"他姐姐說："前幾天你不是來看你的嗎？"你為什麼不記得了？他打了個"哦"，再也沒有說話。但他一定是心裡知道的。有一次他寫了一封大信，突然寫了一個"躺着"的字。也許，這是為了于文。
他的秘書陳群經常告訴我們"頭的身體沒事"的消息，大家聽到這個消息都非常高興。《喬·斯通論民主與法律》一書已經出版，我們正在編纂他的第二本、第三本散文集，内容非常豐富。他經曆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決策過程，特别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有獨特的觀點和讨論。我們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這兩本詩集的出版。不幸的是，上帝不想這樣做。
喬石是"革命前輩"，我是解放後在新中國培養的"三幹部"（走出家門進校門，走出校門進機關門），因為年齡和職位的差距，其實我和他直接接觸的并不多，但我對他很尊敬， 他的言語和人格魅力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中，他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的态度，謙遜甚至溫柔節儉的作風，都是我的榜樣。
與喬希作品的接觸
我與喬希的聯系主要是雙重的。首先，我在中聯部研究室工作，于文是研究室主任。喬石喜歡研究問題，了解實際情況，有時通過于文請我去他家說話。二、我曾任中聯新聞發言人，喬石會見了中國外交部和中國國際交流協會的重要外賓，全部由我釋出新聞稿。按照慣例，酋長在會見外國客人之前有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來報告。特别是在1990年代初，他幾乎每月都會與中國外交部的外賓會面一次。除了報道，他總是問我一些探索性的問題，征求我的意見。
1984年秋，喬石離開中聯部，調任中共書記候補書記、中央組長。因為我在中國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大使館工作，他通過宇文給我講了一個話題——現代德國企業制度的情況，叫我做好準備，到他家去談。
幾天後，我去了他家，做了一個一般性的介紹。他笑着說："那些粗線我也明白了，我想了解具體情況，現代企業制度是如何運作的，企業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職工如何參與管理，中央政府如何調節經濟。在我詳細報告之後，他說："你知道很多。我們現在要推進現代企業制度是很困難的，怕那個，找不到辦法。我想，主要依靠我們自己的探索，但可以參考國外的先進經驗，德國的經驗非常好，我們應該借鑒。毫無疑問，這些經曆是姓"資本"還是"社會"。"
1988年以來，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中國共産黨中央政治局應送出分析報告。一天晚上，8點多鐘，餘文打電話給我說："老喬，請來。"喬石請我談談我對蘇聯東部動亂的看法和我們應該采取的立場。在這次談話中，喬石提出：應該吸取過去的教訓，不要搞公開辯論。在中國，最主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改革開放要在國内堅持，在國外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講話後，喬石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和國外的許多講話中，都強調了鄧小平講話的重要指導意義。喬石說，小平同志的講話很有針對性，已經兩年沒有公開講話了，這次講話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明确了黨内值得注意的問題和意識形态傾向問題，許多最重要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有些文字比放在一起的檔案更尖銳，更直截了當。喬石還聯系了實際情況，闡述了深化和加快改革開放的觀點。
在寫《施喬論民主法治》時，在寫作小組會議上，于文告訴我們："老喬的演講内容當時被一個'内參'編輯好，小平同志看到中台後說，很久沒看到這麼好的演講了。"
規則
喬石的書法在中聯部和社會上都很有名。在與外國客人會面後，我們談到了這一點。
喬石告訴我，他年輕時學過藝術，然後産生了興趣，他跟着文字走。他也曾經想崇拜氣功，為老師學習書法，氣功也有很多交流。據我所知，喬石80歲的時候，氣功給喬石寫了一對聯手禮物："青海八長慶河，七邱團國泰民安。"
我告訴他："喬師同志，很多人都知道你的書法很好，經常有一些機關和個人因為很難找到你，是以我想讓你為他們題詞。有些人也很着急，為了得到你的墨水寶，直接送禮物和錢。喬石說："一支筆和一分錢都收不來，全部送回去。請于文，你必須把這個通行證做好。"
喬石和餘文以對子女和親戚的嚴格要求而聞名。于文告訴我，喬石給家裡定了一條規矩，挨家送禮堅定回報，不管誰不說話情緒化。原中聯副部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張向山熟悉喬石，喬石曾對我說："老喬在很多重要機構擔任過重要職務，是黨和國家的重要上司人，但他從不任命親信，更不用說幫派了。有人說他太有原則，沒有感情，以後還會受苦。我不這麼認為。我認為這是黨的好傳統，也是從中央部部長王家祥那裡樹立了良好的作風。"
退休後
1999年春天，喬石卸任黨和國家上司人一年後，我到他家拜訪了他。
喬石告訴我，他現在"沒有官和光"，可以和家人有更多的接觸。"過去，由于我繁忙的日程安排，我和孩子們幾乎沒有聯系，他們對我有一點意見。幸運的是，他們都自己工作，并成為白手起家的人。"
他還告訴我，他想研究黨的曆史。"黨史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寫好經驗和教訓，走向理論。他說，他正在考慮将哪些經驗和教訓提升為理論。
"馬克思認為，發達國家可以同時加入革命，同時實行社會主義，"他說。但這不可用。列甯在十月革命初期采取了"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廢除了貨币。随後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發生了變化。我們黨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左"政策，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想立即進入共産主義。總是想趕時間實作，結果并不快。而且，毛主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但中國的現實是什麼呢？如何調查和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往往對局勢過于樂觀。同時，我們也要準确研究世界和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發展。"
然後，他深情地回憶起在中央聯盟部的工作和生活。他說："當時雖然工作很辛苦，但很簡單，同志之間的關系也很簡單。那時，我們可以帶着票去指定的商店買冰箱。為了買一台冰箱，還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來讨論這個決定。每個人每天早上都會去河邊跑步。你還記得嗎？現在想想這很有趣。"
2011年9月，應于文的邀請，我加入了喬石文集的編輯組。餘文在世時，我們經常去喬石家讨論收藏。喬石這個時候的身體不是很好，談不多，我們不友善打擾更多。但他仍然認識他認識的人。
每天早餐後，他平時都會和家人以及身邊的從業人員一起唱歌，唱着老歌，如《解放區的日子是晴朗的日子》、《我們勞工有權力》等，然後寫毛筆的話。每周看一部電影，并一直看下去。
餘文曾經告訴我，她和她的一些老戰友想讓喬希寫一本回憶錄。"但老喬說他是一個普通人，他做了一些事情，他沒有什麼可寫的 ★。
（作者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原主任，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本文發表于《中國新聞周刊》7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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