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越）或抚临云内，或总镇关西。在边来往者十二三年，兵民咸沐其惠；与贼攻战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计武烈，不减汉朝之卫霍（卫青、霍去病）；论文事，无惭宋室之范韩（范仲淹、韩琦）。”——明宪宗朱见深
王越，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今河南浚县）人。王越少时常有感两宋文弱亡于异族，乃苦读兵书，常习骑射，慨然有报国建功之志。景泰二年（1451年），王越考中进士，被委任为浙江道监察御史，进入仕途，而后历任各地，皆有政声。天顺七年（1463年），朝廷以王越为大同巡抚，大同系明帝国北方重镇，王越到大同后，检修战备，训练边兵，劝课农桑，使得大同边防形势迅速好转。也因为王越在大同的经历，让他真正接触到了军事，实现了完美的“跨界”。
成化元年（1465年），新上位的明宪宗朱见深，抓而实现更加积极的防御政策。成化三年（1467年）二月，抚宁侯朱永征讨鞑靼毛里孩部，王越受命赞理军务，而后又在大同、宣府多次击退鞑靼的袭扰，朱见深遂让王越兼任宣府巡抚。成化五年（1469年），鞑靼侵入寇河套，王越率部于榆林大败鞑靼军，名震西北。成化九年（1473年），鞑靼部满都鲁汗及孛罗忽、癿加思兰率大军入寇，兵锋直驱秦州、安定。王越敏锐地发现鞑靼老巢红盐池（河套草原腹地）空虚，遂督率延绥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4600精骑兵为左右两军，从榆林红儿山出塞，潜行急进，长途奔袭数百里，斩杀鞑靼军千余人，缴获驼马牛羊器械无算，收复河套草原，迫使鞑靼远走沙漠，一战名动天下。
红盐池之战后，朱见深提拔王越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并在固原设三边总制府（西北边防司令部），并以定西侯蒋琬为总制，王越提督军务，节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兵、巡抚及以下数十万明军。不久后，蒋琬去职，王越兼任三边总制、提督军务如故，王越也成为大明帝国西北军政最高长官，妥妥的“西北王”。
成化十六年（1480年），明军侦知鞑靼部亦思马因将要入寇。本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王越联合汪直拣选21000精锐，兵出孤店关（今山西大同东北），长途奔袭亦思马因老巢威宁海子（今内蒙古正黄旗察哈尔南，也是当年明英宗朱祈镇在土木堡之变后被瓦剌人关押的地方）。明军大破鞑靼军，达延汗巴图蒙克（小王子）仅以身免，一战洗刷土木堡之变的国耻和阴霾。朱见深高兴地册封王越为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威宁伯，食禄一千二百石（根据明朝的传统，这只有当年跟随朱棣参与靖难之役才有的待遇）。成化十八年（1482年）六月，鞑靼再入寇延绥等处，王越再次与汪直合作在延绥大败鞑靼人，使得鞑靼此后数年不敢南下。
“是役也，斩获最多。……然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
成化十九年（1483年），王越因政治斗争波及，被下诏夺爵除名，并发配安陆居住。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朱祐樘即位，下诏赦免了王越的“罪过”，但仍未让其掌军。弘治十年（1497年），达延汗巴图蒙克（小王子）屡次入寇延绥、宁夏、甘肃等地，西北安全形势骤然紧张，朱祐樘决议复设总制官，并以熟悉西北军政事务的王越为三边总制。王越到任后，严修战备，训练士卒，抚定地方，西北形势大好。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王越又组织明军收复鞑靼人占据的贺兰山，捣毁鞑靼入寇内地的“桥头堡”。八月，王越率军巡视甘州（今甘肃张掖），并册封哈密忠顺王陕巴，使得大明的声威远播于西域。同年十二月，王越在甘州去世，时年73岁，一代名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明孝宗朱祐樘闻讯后，下诏为王越辍朝一日，并追赠太傅，赐谥号曰“襄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