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是明朝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诗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王越边塞诗中杀敌报国、建功立业抱负的抒发，战争场面与边塞艰苦环境的描写，久戍思乡情感的流露和对忠臣义士的歌颂，其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更是令人赞颂和敬仰。
那么，他的边塞诗风格是如何形成的？他的爱国情怀又体现在哪？
个人经历和军旅生涯及其对王越诗风形成的影响
王越，字世昌，直隶大名府浚县人，明朝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王越是明朝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科举取士进入明朝政权，又因赫赫战功名垂千古，其文章也称胜于当时。
王越心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其诗文也反映出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
他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驰骋于疆场报国杀敌，最终逝世于营帐之中，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军旅生涯及其爱国情怀、报国之志对其诗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王越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诗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更是令人赞颂和敬仰。
(一)少年志向和仕途经历是王越爱国信念形成的基础
王越年少时十分聪颖、勤奋好学，且志趣不同于常人。他自幼博览群书，正如刘珝在《赠王太保序》中写道“世昌于六籍百氏之书无所不读”。
他对各种史实掌故了然于胸，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创作诗文时能援笔立就、不易一字。
王越除了学习科举应试所必需的四书五经之外，于“兵法、射艺、象纬、堪舆之说，罔不该究”。
他擅骑射，能文能武，极有谋略，“机事百端，闪倏变幻，出没若神鬼”,这也为王越以文官入武职建功立业奠定了基础。
与中国传统古代文人一样，王越自小便有家国之志，作为七八岁的孩童，他胆大思奇，竟要让嫦娥给他留一枝丹桂待他去攀折，可见其志向高远、胆识不凡。
他“好谈说经济大略，睥睨顾盼，有天下志”,可见少年时的远大志向是他戎马一生的信念所在。
景泰二年(1451年),王越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浙江道监察御史，第二年任四川省巡按。据记载，王越为监察御史时“惊慑贪污，激浊扬清，议论英发，见事风生，众皆敬服”。
由于王越出色的工作能力，天顺四年(1460年),他被越级提拔为山东按察使。随着王越官职的提升，他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虽然王越一生历经挫折，但他始终坚守年少时的志向，即使在被贬谪之时，仍不忘其报国之志。
(二)军旅生涯是王越边塞诗风格形成的重要条件
天顺七年(1463年),大同巡抚都御使韩雍奉诏出任宣府巡抚，不久大同边防告急，明英宗希望“得如雍者而任之”。
因王越“慷慨自许”,当朝首辅、吏部尚书李贤向英宗推荐了他，王越被任命为右副都御使，巡抚大同。
明英宗将大同巡抚这样重要的职位委任于王越，可见其对王越军事才能的重视。自此，王越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初时，王越以文官的身份到大同监察军务。按照惯例，他只需在大军出征时跟随大军，发布皇帝的号令，根据旨意对将士进行赏罚，不用亲自带兵出征。
而王越则效法南宋的虞允文和当朝宰辅于谦，以一介书生之身，不仅亲自训练士兵，而且亲身参加战斗。
从最初的“以间谍探虏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骑”到“设伏徼虏破之”,他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得到提升。成化三年(1467年),王越正式开始参与军务管理与军事战斗。
初到大同，王越便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提出了“缮甲兵，简卒伍，修堡寨，减课劝商”的政策。
即修补现有的武器，加大对士兵的训练，简化对军队的管理，修建城墙堡垒，减轻当地的赋税，鼓励商人自由经营。
这些政策的实施无疑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随着王越军旅生涯的深入和人生阅历的积累，在继承古人智慧的基础上，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撰写了《屯御疏》《处置边务疏》《处置夷情复国土以继封爵疏》《御寇方略疏》等一批保卫国土安全、恢复社会生产的谏言。
这些奏疏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明朝西北边疆的形势。王越提出的建议在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时间对明朝西北边疆的军事政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王越的一生是丰富多彩、可圈可点的，在成化年间和弘治年间，他大多数时间独当一面，活跃在明中期军事、政治舞台的前沿。
王越从军二十余年间，历经百余次战争，取得多次重大胜利，大大提升了明朝军队的士气，巩固了明朝西北边防，为明朝西北地区人民的生活和民族融合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凭借多次战功，被封为威宁伯，成为明朝因功封爵的三位文官(其余两位分别为王骥、王守仁)之一。
王越不仅是当时著名的军事将领，而且是著名的诗人。他本人长期征战西北边疆，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军旅生活、战争场面和边塞风光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
(三)深厚的家国情怀是王越边塞诗的精神内核
王越自幼便心怀家国之志，入仕之后，他能够秉公执法，纠正当时的不正之风，虽然历经几番起落，但他匡时济世的理想始终不改。
王越在他的军旅生涯中，不仅征战沙场，还十分重视边防城堡的建设，心系百姓、忧国忧民。
他本人在弘治年间上疏陈冤时提到，“彼时沿边止挑壕堑，臣则创筑高墙一二千里，各路止守旧城，臣则创立新堡数十余座，空远处添墩，地平处掘洞崖，险处剜窖，改造兵甲，精选人马，严烽堠，足粮草”。
根据这些史实不难推断，王越所修建的高墙，应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万里长城。这些高墙在明朝中期是重要的防御工事，有效抵御了外族入侵，保卫了西北边疆。
随着沿线郡县的设置，互市贸易不断开展，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
王越根据自己多年守边经验，总结出了一套较为实用的抵御外敌入侵的方法，为明朝后来的守将提供了借鉴，对明朝官制和西北的军事防御策略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弘治十年(1497年)冬，明朝边境告急。时任吏部尚书的屠滽建议再次起用老将王越。
明孝宗将谪居在家的王越召回朝廷，授予其太子太保的官职，总制甘肃、凉州军务并兼任两州巡抚。
第二年，王越率领明军取得了贺兰山大捷，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再次解除了明朝的边境危机。
王越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文可经国，武可定边”,以一介文臣之身成了战功赫赫的军事将领。他以七十岁高龄领兵出征并立功边境，其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怀值得后人敬仰。
王越在诗文中屡屡提及百姓，他关心民瘼，心系边疆安危，尤其在抒写驱虏御边的豪情壮志时，更体现出“浩然之气”,这在他所处的时代是少有的激壮之音。
他满腔的豪情壮志、深厚的家国情怀、心系百姓的浩然之气是其屡建战功的基础，更是其边塞诗的精神内核。
王越自幼饱读诗书，积累了深厚的文学素养，他少年时代不平凡的报国志向、几十年奋战沙场的独特经历以及对家国、百姓深厚的情感，铸就了其独特的边塞诗风格。
忠君爱国的思想、忧国忧民的情怀、渴望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对家乡的思念、对将士在艰苦环境长期戍边的深切同情、对和平的向往以及对边塞风光的描写无不在他的边塞诗中一一流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胡应麟在《诗薮》中称“出塞则王威宁”,给予了王越的边塞诗极高的评价。
王越边塞诗的爱国情怀解析
文学创作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根植于生活。王越征战西北，先后取得红盐池大捷、柏油川大捷、威宁海大捷等多场战役的胜利。
因此，反映军旅生活、边塞风光和战争场景的题材成为王越诗歌的重要内容。
(一)守边报国、建功立业是王越爱国情怀的体现
正如立功边疆、封妻荫子是当时无数读书人的梦想，王越从小便有天下之志。他的边塞诗大都呈现出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风貌。
如《马上口占送赵总戎西行》:
大将统三军，军行若有神。云山生杀气，风雨洗征尘。
充国声名旧，平原号令新。伫看清朔漠，图像上麒麟。
从诗题上看，这是一首送别诗，描述了“威清朔漠，功成麟阁”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成化八年(1472年),朝廷封武靖侯赵辅为平虏将军，敕陕西、宁夏、延绥三镇兵马皆受赵辅调度，王越总督军务，这首诗便是写于王越送赵辅西去上任的途中。
王越此诗未显露任何离情别绪，而是情调高昂、情感充沛地表明前方虽会有惨烈的战争，但是赵将军手下有神兵，其本人又具有西汉名将赵充国一样的军事才华，相信赵将军此去必将取得赫赫战功。
又如《过韦州》:
韦州还是旧韦州，古往今来恨未休。有酒不浇元昊骨，无诗可吊仲淹忧。秦川形势通西夏，河朔襟喉拱上游。借问螺山山下路，几人曾此觅封侯。
本诗应作于成化八年(1472年),王越在宁夏柏油川领兵作战之时。韦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县城东北82公里处韦州镇老城，新城修筑于明朝初年，是庆王朱栴的封地。
此处因有大罗山和青龙山为东西屏障，扼守南北交通要道，成为明代边防重镇。既可将这首诗看作是一首边塞诗，也可将其看作是一首咏史怀古诗。
首联为总叙，千百年来无数战争场景在此上演，历经千百年的韦州依旧矗立于此。颔联叙述历史故事，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战韦州并以此为重要据点。
历经十余年征战，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称帝，建立西夏王朝。康定元年(1040年)起，范仲淹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采取屯田久守、建立新城、招抚流民的策略，迫使元昊向北宋称臣，使得西夏军队不敢进犯他所下辖的区域。
作者用这两个史实来借古喻今，表明他希望自己能像范仲淹一样驱除鞑虏、立功边境，成为一代名臣。颈联描述了韦州的重要军事地位。尾联是对范仲淹功绩的感叹，也表明了作者建功立业的决心。
(二)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是王越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是王越边塞诗的重要内容。作为一名统率千军万马的军事将领，征战便是他的生活常态。
如《贺兰山后平胡》: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地空虎穴藏勍敌，天运神机破大奸。杀气并吞胡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凯歌齐唱红旗舞，报到元戎得胜还。
此诗当写于王越再次被起用之后，描写的是贺兰山大捷的情景。首联写作者虽已致仕在家，但听闻国家需要他再次征战沙场，他便义不容辞，带着令符连夜赶赴边疆，这是对交战的前情交代。
中间两联描写的是敌我双方的形势和战争的具体情势，对方实力虽不容小觑，但我方军队凭借非凡的军事策略，以并吞江海的斗志和压过贺兰山的豪情大获全胜。
尾联是对战争胜利后军民高唱凯歌、争相庆祝场面的描写，展现了战争胜利后军民争相庆祝的场景和人们的喜悦之情。
整首诗用简单的话语将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交代得清楚明了，用简洁明了的话语勾勒了一幅宏大的军事场景图，读来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
诗中全然不见战争的残酷、激烈，而作者老当益壮的战争豪情却字字激荡。
(三)对边塞艰苦环境的刻画是王越边塞诗的题中之义
对边塞艰苦环境的描写是每一位边塞诗人的题中之义，王越在西北边陲征战二十余年，经历了边塞的黄沙漫漫、飞沙走石、寒风凛冽、冰雪严寒。
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他带领戍边战士保家卫国。军旅生活虽艰苦严酷，但王越却用浪漫的诗歌表现自己顽强豪迈的斗争豪情，如《朔州道中大风》:
平地有山皆走石，半空无海亦翻波。
合当送我云霄上，试把青天一洗磨。
本诗的前两句描述了一幅飞沙走石的边塞风沙图，用了夸张的手法来描写恶劣的生存条件，反映边塞生活的困苦。尾联更衬托了作者豪迈顽强的斗争豪情。
(四)久戍思乡蕴含了王越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操
守卫在遥远的边疆，受到地理、交通等多方面的限制，守边将士多年难以回到家乡。因此对故土和故乡亲人的思念就成了守边将士最难以抑制的情感。
王越的边塞诗不仅描写战争的雄壮，而且饱含戍守边关时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人生的感悟。如《闰九月九日榆林写怀》:
风烟漠漠树苍苍，节序惊心倍感伤。百岁几回经闰月，一年两度见重阳。菊于秋后那堪折，人到老来犹自忙。无限幽怀吟不得，胡天霜冷雁声长。
此诗当写于成化七年(1471年),这一年王越多次击退敌军的入侵，保得大同安稳后，辞去了大同巡抚一职，来到了榆林。
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根据习俗在这一天全家人要一起赏秋、登高、插茱萸，但是王越却身在边关，无法与家人同聚，这更加深了他的无限惆怅之情。
诗人以大漠风烟和孤树起兴，再以重阳、残菊、冷霜、寒雁衬托，悲秋的情绪层层递进。诗人着力渲染的孤寂凄凉的深秋景色与诗人凄苦飘零的心境达到高度统一，此情此景时时萦绕于诗人心间。
(五)对忠臣义士的歌颂是王越边塞诗爱国情怀的抒发
从古至今，保家卫国的忠臣义士总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王越身在边关，更能体会优秀榜样对军队士兵的振奋作用，而他的边塞诗歌中也常有对义士的歌颂。如《题雁过红草》:
苏武传书托塞鸿，上林一箭堕西风。
至今血染庭前草，一度秋来一度红。
苏武是西汉大臣，汉武帝时期奉命出使匈奴时被扣留，十九年后才被释放回国。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以彰显其节操。
传说苏武被囚禁在北海(今贝加尔湖)放牧时，通过塞外的鸿雁向汉武帝传书，汉武帝在上林苑中狩猎时射中了一只大雁，因而得知了苏武的消息。
曾经大雁鲜血染红的草，至今每逢雁过之时还是会变红。苏武作为汉朝的持节使臣，面对匈奴单于的威逼利诱宁死不降，彰显了高贵的民族气节。
王越此诗名为写草，实为写人，刻画了苏武这一忠臣义士的形象，同时诗人也以苏武牧羊的故事激励自己，寄寓了自己精忠报国的远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