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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失守：清初的领土割让
在雍正帝统治期间，清朝的版图曾辽阔到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地区，这一带被称作“北海”。这块地方历史悠久，自汉代以来便有黄种游牧民族在此流转放牧，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带。然而，到了清初，随着清朝与俄罗斯之间的边界争议逐渐升温，这片被称为“北海”的地区逐渐显露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雍正帝在位期间，俄罗斯的东扩活动日益增强，他们对贝加尔湖地区的战略位置虎视眈眈。俄罗斯的探险家和商人开始越过贝加尔湖地区进行贸易和探险，逐步侵入原本属于清朝的土地。清朝朝廷为了保护边疆安全和主权完整，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外交谈判，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
在清俄两国的多次外交谈判中，清朝外交官发现俄方的态度强硬且带有侵略性，他们对“北海”地区的土地非常坚持，意图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清朝让步。清朝方面虽然在谈判中展现了坚决的态度，但内部分歧与军事实力的不足逐渐显露。雍正帝在处理这一外交难题时，不得不考虑到整体国家安全与边疆稳定。
在这种背景下，加之清朝当时还需应对南方的潜在威胁以及内部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雍正帝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最终，在清俄边疆的多轮密集谈判后，清朝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将“北海”地区割让给俄罗斯。这一决定虽是出于保全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安全和稳定考虑，但也意味着清朝历史上首次明确放弃了主权领土。
第一颗“仇恨种子”：外贝加尔军团的血腥镇压
1851年，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巩固对贝加尔湖地区的控制，成立了“外贝加尔军团”，并派遣哥萨克部队进驻这一战略要地。哥萨克部队以其骑术和战斗力著称，历来被沙皇用作边疆的守护者和扩张的先锋。当时的贝加尔地区，原本由布里亚特人等土著民族居住，这些民族以农耕和牧业为生，保持着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
哥萨克军团到达后，迅速建立了军事基地和防御设施，开始对当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管理。他们不仅设置了关卡，还征收了高额的过路费和税收，严重压迫了当地居民。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哥萨克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武力镇压和掠夺活动，导致当地社会经济结构遭到破坏。
哥萨克部队采取的主要掠夺手段包括强占土地、掠夺牲畜和粮食，以及强迫布里亚特人民交出他们的金银财宝。布里亚特人因无法承受这种高压统治和经济负担，纷纷逃离原本的居住地，有的转而向更偏远的山区迁移，有的则回归到传统的游牧生活，放弃了农耕。
此外，哥萨克人还采取了焦土政策，烧毁了许多布里亚特人的家园和农田，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入瘫痪。这种极端的军事行动和无视民族权利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基础。原本在唐、元、金、辽、蒙等朝代相对和平共处的多民族地区，变成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边疆。
哥萨克人的残暴行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掠夺，还伴随着文化和精神上的摧毁。他们对布里亚特的传统文化和信仰表现出极大的敌意，破坏了许多传统的祭祀场所和文化遗址，禁止了传统节日的庆祝和民族的习俗活动。这种文化上的压迫加剧了当地人民的不满和抵抗情绪。
第二颗“仇恨种子”：文化清洗与信仰的冲突
在哥萨克人及俄罗斯沙皇的统治下，贝加尔地区的文化景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一地区曾经是藏族佛教文化与萨满教等本土信仰共存的多元文化区域。然而，随着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和对这片边疆的控制加深，这种文化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哥萨克人和随后的俄罗斯行政官员对这些非东正教的宗教持排他态度，尤其在宗教政策上，他们推行一种旨在促进东正教传播的同化策略。这包括建立东正教教堂，以及在教育和公共生活中推广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贝加尔地区的藏族佛教寺庙和萨满教的祭祀场所逐渐受到限制，甚至遭到破坏和关闭。许多原本用于宗教仪式的场所被改造为东正教设施，或者被政府其他用途所取代。
进入苏联时期，这种文化同化和压制进一步加剧。苏联政府推行的无神论政策，对所有形式的宗教活动都持批判和压制态度。贝加尔地区的萨满教等少数民族宗教被官方视为迷信和“不可接受的文化”，遭到了几乎彻底的打压。政府关闭了萨满教的祭祀地，禁止萨满巫师的传统活动，甚至将许多萨满巫师视为反社会分子进行逮捕和流放。
此外，苏联政府还强化了对教育和文化的控制，试图通过学校教育和公共宣传消除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在学校教育中，强制推行俄语教学，压缩甚至删除关于本地文化和历史的内容，而将苏联的历史和文化成就置于教育的核心。这种政策不仅抹杀了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也剥夺了他们传承文化的机会。
这种对贝加尔地区原本丰富多彩文化的压制和同化，加剧了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不满情绪。少数民族群体，尤其是布里亚特人和图瓦人，感受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强烈文化和政治压力。由于他们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遭到冲击，许多人开始秘密地恢复和保持他们的文化习惯，尽管这样做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此外，政府的这种强硬政策不仅没有消除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地区的紧张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被压制和忽视的文化差异转化为深层的不满和抵抗，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和不安种下了仇恨的种子。
第三颗“仇恨种子”：经济剥削与资源的掠夺
随着1917年俄国革命的成功和1922年苏联的正式成立，布里亚特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经历了剧烈的变革。在苏联体制下，布里亚特-蒙古共和国，这个曾经享有一定政治自主权的实体，被重新划分并整合入苏联的联邦结构中，成为一个名为“布里亚特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行政单位。
此前，布里亚特地区虽然受到沙俄的控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内部管理的独立性。然而，苏联政府迅速中央集权化的政策导致这些自治权被大幅削弱。苏联政府对该地区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其自然资源的全面掌控上，特别是该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煤炭、铁矿和贵重金属，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被严格地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中。
在经济政策方面，布里亚特地区的经济模式被强制转变。原本多样化的经济结构被调整为重点发展重工业和采矿业，农业虽然依然被保留，但更多是作为国家农业计划的一部分，而不是地区经济的重心。此外，布里亚特地区的企业和工厂被纳入全国性的生产计划，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权大幅缩减，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都由远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制定。
这种自上而下的经济管理方式导致地区内大量的经济收益被转移至中央政府。布里亚特地区必须上缴的税收和自然资源的开采利润，大部分流向了中央政府，用于支持全苏联的工业化和军事化项目。地方仅能留下少部分收益用于本地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项目，这在当地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地方官员和居民对于这种资源掠夺式的开发策略感到不公。尽管官方宣传强调这是实现全苏联现代化的必要步骤，但对于生活在资源丰富地区的布里亚特人来说，他们却看不到这种“现代化”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好处。反而是环境破坏、生活质量下降和民族文化被忽视，成为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
抗议、流失与经济停滞
随着苏联时期对布里亚特地区的经济剥削和文化压制日趋严重，该地区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停滞问题愈发凸显。布里亚特地区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和金属，长期被中央政府大规模开采，用于支持苏联的工业化进程和军事需求，而当地社区却鲜有从中受益。此外，苏联的集体农场系统改革对传统的畜牧业造成了破坏，这本是布里亚特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
资源的过度开采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农牧业生产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土地退化、水源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常态，导致传统依赖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不再可持续。在这些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布里亚特地区开始经历人口的大量流失。年轻人尤其倾向于离开，他们迁往其他苏联城市，或者到莫斯科等大都市寻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留下的多是老年人和儿童，这进一步削弱了地区的经济活力。
经济活动的减缓表现在多个方面。原本依靠矿产和农牧业为主的地区经济，因为资源被外输和生产力下降，导致本地市场萎缩和工业产出下降。缺乏足够的投资和技术更新，使得地方产业难以与其他地区竞争，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也使得当地对外部变化的抵御能力极弱。
尽管存在持续的抗议和不满情绪，布里亚特人民在表达反对声音时常常受到苏联政府的严密监控和压制。政治集会和抗议活动常被视为颠覆行为，参与者可能面临逮捕、监禁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这种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使得地区内的抗议活动往往显得零星而无力。不过，即便在压力之下，布里亚特人也通过文化保护和小范围的社区活动来间接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抗议，比如通过传统音乐、舞蹈和口述历史来维持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连续性。
此外，尽管苏联政府试图通过各种宣传和政策来稳定局势，但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公的现实使得政府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增加了人民对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感。
参考资料：[1]斯琴孟和.俄罗斯布里亚特民间故事特点以及搜集研究现状[J].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5,0(4):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