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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失守：清初的領土割讓
在雍正帝統治期間，清朝的版圖曾遼闊到今天俄羅斯境内的貝加爾湖地區，這一帶被稱作“北海”。這塊地方曆史悠久，自漢代以來便有黃種遊牧民族在此流轉放牧，形成了一條獨特的文化和經濟交流帶。然而，到了清初，随着清朝與俄羅斯之間的邊界争議逐漸升溫，這片被稱為“北海”的地區逐漸顯露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雍正帝在位期間，俄羅斯的東擴活動日益增強，他們對貝加爾湖地區的戰略位置虎視眈眈。俄羅斯的探險家和商人開始越過貝加爾湖地區進行貿易和探險，逐漸侵入原本屬于清朝的土地。清朝朝廷為了保護邊疆安全和主權完整，加強了與俄羅斯的外交談判，試圖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領土争端。
在清俄兩國的多次外交談判中，清朝外交官發現俄方的态度強硬且帶有侵略性，他們對“北海”地區的土地非常堅持，意圖通過外交壓力迫使清朝讓步。清朝方面雖然在談判中展現了堅決的态度，但内部分歧與軍事實力的不足逐漸顯露。雍正帝在處理這一外交難題時，不得不考慮到整體國家安全與邊疆穩定。
在這種背景下，加之清朝當時還需應對南方的潛在威脅以及内部的政治和經濟問題，雍正帝面臨了一個艱難的選擇。最終，在清俄邊疆的多輪密集談判後，清朝被迫做出讓步，同意将“北海”地區割讓給俄羅斯。這一決定雖是出于保全更大範圍内的國家安全和穩定考慮，但也意味着清朝曆史上首次明确放棄了主權領土。
第一顆“仇恨種子”：外貝加爾軍團的血腥鎮壓
1851年，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一世為了鞏固對貝加爾湖地區的控制，成立了“外貝加爾軍團”，并派遣哥薩克部隊進駐這一戰略要地。哥薩克部隊以其騎術和戰鬥力著稱，曆來被沙皇用作邊疆的守護者和擴張的先鋒。當時的貝加爾地區，原本由布裡亞特人等土著民族居住，這些民族以農耕和牧業為生，保持着與大自然的和諧共生。
哥薩克軍團到達後，迅速建立了軍事基地和防禦設施，開始對當地進行嚴密的控制和管理。他們不僅設定了關卡，還征收了高額的過路費和稅收，嚴重壓迫了當地居民。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中，哥薩克人展開了一系列的武力鎮壓和掠奪活動，導緻當地社會經濟結構遭到破壞。
哥薩克部隊采取的主要掠奪手段包括強占土地、掠奪牲畜和糧食，以及強迫布裡亞特人民交出他們的金銀财寶。布裡亞特人因無法承受這種高壓統治和經濟負擔，紛紛逃離原本的居住地，有的轉而向更偏遠的山區遷移，有的則回歸到傳統的遊牧生活，放棄了農耕。
此外，哥薩克人還采取了焦土政策，燒毀了許多布裡亞特人的家園和農田，使得這一地區的農業生産幾乎陷入癱瘓。這種極端的軍事行動和無視民族權利的做法，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社會秩序和經濟基礎。原本在唐、元、金、遼、蒙等朝代相對和平共處的多民族地區，變成了動蕩不安、民不聊生的邊疆。
哥薩克人的殘暴行徑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掠奪，還伴随着文化和精神上的摧毀。他們對布裡亞特的傳統文化和信仰表現出極大的敵意，破壞了許多傳統的祭祀場所和文化遺址，禁止了傳統節日的慶祝和民族的習俗活動。這種文化上的壓迫加劇了當地人民的不滿和抵抗情緒。
第二顆“仇恨種子”：文化清洗與信仰的沖突
在哥薩克人及俄羅斯沙皇的統治下，貝加爾地區的文化景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一地區曾經是藏族佛教文化與薩滿教等本土信仰共存的多元文化區域。然而，随着俄羅斯帝國的擴張和對這片邊疆的控制加深，這種文化多樣性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哥薩克人和随後的俄羅斯行政官員對這些非東正教的宗教持排他态度，尤其在宗教政策上，他們推行一種旨在促進東正教傳播的同化政策。這包括建立東正教教堂，以及在教育和公共生活中推廣俄語和俄羅斯文化。貝加爾地區的藏族佛教寺廟和薩滿教的祭祀場所逐漸受到限制，甚至遭到破壞和關閉。許多原本用于宗教儀式的場所被改造為東正教設施，或者被政府其他用途所取代。
進入蘇聯時期，這種文化同化和壓制進一步加劇。蘇聯政府推行的無神論政策，對所有形式的宗教活動都持批判和壓制态度。貝加爾地區的薩滿教等少數民族宗教被官方視為迷信和“不可接受的文化”，遭到了幾乎徹底的打壓。政府關閉了薩滿教的祭祀地，禁止薩滿巫師的傳統活動，甚至将許多薩滿巫師視為反社會分子進行逮捕和流放。
此外，蘇聯政府還強化了對教育和文化的控制，試圖通過學校教育和公共宣傳消除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在學校教育中，強制推行俄語教學，壓縮甚至删除關于本地文化和曆史的内容，而将蘇聯的曆史和文化成就置于教育的核心。這種政策不僅抹殺了少數民族的曆史記憶，也剝奪了他們傳承文化的機會。
這種對貝加爾地區原本豐富多彩文化的壓制和同化，加劇了當地民族之間的沖突和不滿情緒。少數民族群體，尤其是布裡亞特人和圖瓦人，感受到了來自中央政府的強烈文化和政治壓力。由于他們的傳統信仰和生活方式遭到沖擊，許多人開始秘密地恢複和保持他們的文化習慣，盡管這樣做面臨着極大的風險。
此外，政府的這種強硬政策不僅沒有消除民族沖突，反而激化了地區的緊張局勢。随着時間的推移，這些被壓制和忽視的文化差異轉化為深層的不滿和抵抗，為未來可能的沖突和不安種下了仇恨的種子。
第三顆“仇恨種子”：經濟剝削與資源的掠奪
随着1917年俄國革命的成功和1922年蘇聯的正式成立，布裡亞特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生活經曆了劇烈的變革。在蘇聯體制下，布裡亞特-蒙古共和國，這個曾經享有一定政治自主權的實體，被重新劃分并整合入蘇聯的聯邦結構中，成為一個名為“布裡亞特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行政機關。
此前，布裡亞特地區雖然受到沙俄的控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内部管理的獨立性。然而，蘇聯政府迅速中央集權化的政策導緻這些自治權被大幅削弱。蘇聯政府對該地區的控制主要展現在對其自然資源的全面掌控上，特别是該地區豐富的礦産資源如煤炭、鐵礦和貴重金屬，這些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被嚴格地納入國家的計劃經濟體系中。
在經濟政策方面，布裡亞特地區的經濟模式被強制轉變。原本多樣化的經濟結構被調整為重點發展重工業和采礦業，農業雖然依然被保留，但更多是作為國家農業計劃的一部分，而不是地區經濟的重心。此外，布裡亞特地區的企業和工廠被納入全國性的生産計劃，地方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大幅縮減，所有重要的經濟決策都由遠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制定。
這種自上而下的經濟管理方式導緻地區内大量的經濟收益被轉移至中央政府。布裡亞特地區必須上繳的稅收和自然資源的開采利潤，大部分流向了中央政府，用于支援全蘇聯的工業化和軍事化項目。地方僅能留下少部分收益用于本地的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項目，這在當地引起了廣泛的不滿。
地方官員和居民對于這種資源掠奪式的開發政策感到不公。盡管官方宣傳強調這是實作全蘇聯現代化的必要步驟，但對于生活在資源豐富地區的布裡亞特人來說，他們卻看不到這種“現代化”給他們帶來的直接好處。反而是環境破壞、生活品質下降和民族文化被忽視，成為他們不滿的主要原因。
抗議、流失與經濟停滞
随着蘇聯時期對布裡亞特地區的經濟剝削和文化壓制日趨嚴重，該地區的社會動蕩和經濟停滞問題愈發凸顯。布裡亞特地區的礦産資源，尤其是煤炭和金屬，長期被中央政府大規模開采，用于支援蘇聯的工業化程序和軍事需求，而當地社群卻鮮有從中受益。此外，蘇聯的集體農場系統改革對傳統的畜牧業造成了破壞，這本是布裡亞特人的主要生活來源之一。
資源的過度開采帶來了嚴重的環境問題，農牧業生産力的下降直接影響到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土地退化、水源污染和生态破壞成為常态，導緻傳統依賴自然資源的生活方式不再可持續。在這些壓力的共同作用下，布裡亞特地區開始經曆人口的大量流失。年輕人尤其傾向于離開，他們遷往其他蘇聯城市，或者到莫斯科等大都市尋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機會，留下的多是老年人和兒童，這進一步削弱了地區的經濟活力。
經濟活動的減緩表現在多個方面。原本依靠礦産和農牧業為主的地區經濟，因為資源被外輸和生産力下降，導緻本地市場萎縮和工業産出下降。缺乏足夠的投資和技術更新，使得地方産業難以與其他地區競争，經濟結構的單一化也使得當地對外部變化的抵禦能力極弱。
盡管存在持續的抗議和不滿情緒，布裡亞特人民在表達反對聲音時常常受到蘇聯政府的嚴密監控和壓制。政治集會和抗議活動常被視為颠覆行為，參與者可能面臨逮捕、監禁甚至更嚴重的後果。這種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壓力使得地區内的抗議活動往往顯得零星而無力。不過，即便在壓力之下，布裡亞特人也通過文化保護和小範圍的社群活動來間接表達他們的不滿和抗議，比如通過傳統音樂、舞蹈和口述曆史來維持民族認同感和文化連續性。
此外，盡管蘇聯政府試圖通過各種宣傳和政策來穩定局勢，但經濟停滞和社會不公的現實使得政府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增加了人民對政府政策的不信任感。
參考資料：[1]斯琴孟和.俄羅斯布裡亞特民間故事特點以及搜集研究現狀[J].内蒙古社會科學（蒙文版）,2015,0(4):52-56